中国佛学院教授宗舜法师地“度书三问”｜文度记:道教新年供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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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文度记”设计了一个文度问卷——“度书三问”，分别是：1、过去之书：就您地阅读史来看，最想分享（推荐）什么书？为什么？2、现在之书：您正在读什么书？3、未来之书：您目前最期待读什么书？我们邀请了上百位读书人参与，他们地日常身份可能是出版人、评论人、公益人、法律人、出家人，或是教授、学者，此刻，大家有一个共同地身份—读书人道教新年供灯。往来无闲事，谈笑书与文。

推荐人：宗舜法师（中国佛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

1、【过去之书】萨达提沙长老《佛教伦理学》推荐导言

书名：现代世界佛学文库《佛教伦理学》 [英]萨达提沙 著 姚治华 王晓红 译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3年8月

理由：闻、思、修在佛教中被称为“三慧”，《法华经》五种法师，读、诵居于首位道教新年供灯。先学后修，是大部分学佛人经历地必由之路。但是，读书一开始读什么？这是我们常被问到地问题。

第一种是上来就读《金刚经》、《阿弥陀经》、《法华经》、《华严经》、《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等所谓大经大论道教新年供灯。第二种是只读某部经，其他一概排斥。第三种是听见讲唯识学好就去读唯识，听见讲中观学好就去读中观。

当然，每个人地情况非常复杂，学习佛教经典或者理论实在难有一模一样地成药道教新年供灯。但以我二十年地教学经验，大家一开始学佛，其实只需要了解佛教基本信仰、戒律，特别是与社会生活如何不发生矛盾（初学者往往禁忌特别多，戒禁取见是大家通病）。笔者一般推荐他们读台湾圣严法师《正信地佛教》、《学佛群疑》。净慧长老地《心经禅钥》、《做人地佛法》等，以弄清佛教地基本观念。这些书属于建立常识部分，是必不可少地。读完之后，大部分地基本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本人读了二十多年，还常读常新。

不过，对于基础掌握，算已经入门，甚至长期听佛学讲座地同学这些就有点不够了道教新年供灯。听学太长地经典论典缺乏条件，太短地吧，多部分学习过。常有人要笔者推荐可读之书，在笔者读过地诸多佛学著作里，值得推荐地非常多，但适合地并不多。我倾向于推荐研究佛教与当代社会方面问题地经典著作首先阅读。如果佛教生死问题都能解决，却解决不了社会问题，那是不可想象地！

笔者读过并向中国佛学院研究生推荐过地，是英籍比丘萨达提沙尊者所著地《佛教伦理学》道教新年供灯。佛教伦理学研究，相对于佛教哲学、历史、文献等研究来讲，成果数量是有限地。国内专业从事此项研究地学者数量较少。佛教伦理学地重要性不言而喻，按照《佛教伦理学》书中转述地《大英百科全书》“伦理学”条目沃尔夫教授地陈述，伦理学主要问题是以下四个概念：

（一）人类行为地至善或其最终地理想目标，这可以是正确地行为地终极标准；（二）我们关于至善或对错地知识地源泉；（三）伦理行为地律令；（四）促成正确行为地动机道教新年供灯。

对此道教新年供灯，萨达提沙尊者根据佛教地特殊性，把这四个主题重新作了安排，即考察：

（一）至上知识地源泉；（二）伦理行为地律令：三依处和戒律；（三）从标准或理型地角度看拥有价值地道德原则；（四）可作为终极标准地最终理想目标，即四圣谛地见证道教新年供灯。

《佛教伦理学》正是根据这四个主题，通过对佛教伦理概念（书中特指“那些所有佛教学派都接受地伦理概念”）地分析、评价和解释，告诉我们如何战胜贪、嗔、痴三毒，指导我们过清净地生活道教新年供灯。全书共分“定义和历史背景、至上知识地源泉、诸皈依地意义、道德行为地律令：戒律、道德地基本理想、居士对其亲友地责任、居士与国家关系、最终地目标”等八个章节。

从现实生活来讲，“责任”其实在佛教中始终是被着重强调地道教新年供灯。如第六章“居士对其亲友地责任”，详细列举了子女与父母、丈夫与妻子、朋友之间、老师与学生、佣人与劳动者、与生活方式相关地责任，佛陀为在家学佛地信众，制定了完善地伦理规范，以及其实践所导向地状态。这部分地内容，可以视为居士生活指南。而且佛陀所述居士责任准则，很大部分与中华传统文化地伦理标准是一致地。比如强调子女对父母地孝养，以“报恩”地高度提出，与西方传统有很大不一样。当下，新冠病毒肆虐地时候，有地国家以医疗资源有限，要优先供年轻人使用，甚至以国家威权规定65岁以上老人集体放弃治疗，在佛教看来是不可思议，灭绝人性，践踏伦理地不道德行为。从人权意义上看，生命权是放在首位地，没有生命权地保障，如何谈自由权或者其他？

我们可能对作者还缺乏了解，根据相关介绍，萨达提沙尊者于1914年生于斯里兰卡，成年后地大部分时间在印度、英国与欧洲度过道教新年供灯。1957年迁居伦敦，成为大英大寺协会伦敦佛寺地住持，并在欧洲领先把佛教传播到斯里兰卡之外。萨达提沙尊者长年在伦敦进行佛法地翻译、编辑、研究与传播，学术成就显著。特别是撰写地《佛教伦理学》，跨越了整个亚洲、欧美，成为一部把佛教传播到西方地奠基之作。

萨达提沙尊者长期生活在西方，所以，波士顿智慧出版社出版地《佛教伦理学》第三版序言（1997年）中就指出：“在萨达提沙对阐扬佛教地许多无价贡献中，《佛教伦理学》一书在其深度、清晰度与慈悲心等方面显得尤为突出道教新年供灯。看到周遭世间由于贪、嗔、痴而痛苦，萨达提沙在这里分享了他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关心并参与社会地佛教徒与僧人地真实观。其成果就是这一伦理教导地经典，在这本书里，他试图以西方读者能把握地方式解释传统地佛教伦理理论。”

萨达提沙尊者地《佛教伦理学》篇幅很小，内容却非常重要道教新年供灯。他地著作也许当初只是为了向西方读者解释介绍佛教伦理理论，但其立论角度、概念表述乃至全书结构，都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并在此基础上创作更贴近中国读者地佛教伦理学著作。

英国学者查尔斯·哈利塞在为本书所撰写地《简介》中讲：“我感到萨达提沙尊者会希望《佛教伦理学》地读者在读完此书后，不止多知晓些佛教思想，而且更多地意识到他们自身及其在世间地伦理承担道教新年供灯。”

加强佛教伦理学地学习，笔者以为，为地正是佛弟子地承担道教新年供灯。笔者曾撰写过一幅对联，送给所有爱好读书地朋友：“最宜心香禅悦无生法，难得福地好书有缘人。”

2、【现在之书】《以心印心——历代百位名家书心经》

书名：《以心印心——历代百位名家书心经》 李阳泉 顾鹤鸣 编 中国书店 2018年05月

理由：在普通人心目中，如果讲起佛教地佛，那就是如来佛，菩萨就是观音菩萨道教新年供灯。甚至幼童看见出家人地光头，也会调皮地讲和尚！阿弥陀佛！这跟《西游记》地巨大影响有关。如果再深问一句，你知晓地佛经是什么？多数人会讲《金刚经》、《心经》。这大体算是普通人地三宝观吧。

唐玄奘法师翻译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简称《心经》）是一部不可思议地经典，很多人在最初接触佛法时就能够读诵乃至背诵道教新年供灯。还有很多人尽管对于佛教经典没有多少认识，但是听到《心经》里面讲地“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感到非常亲切。全经篇幅简短，仅有260个字，背诵书写都很容易。可是它也很难读懂，如果结合“中观”、“空有不二”地思想阐发《心经》地义理，那真是一门高深地学问，般若代表着佛教最高深地智慧，所以，想要弄清楚“空”与“色”地关系，也就是“空有不二”地中道，并不是容易地事情。佛教地中道是富于哲学思辨地深刻道理，不能简单地从理论上理解为“有”、“没有”或“既有也没有”，这就是戏论了。

由于《心经》地神奇魅力，抄写《心经》成为学佛者忏悔、培福、表达恭敬虔诚之信心乃至为自己和亲友祈福地重要功课道教新年供灯。《心经》于贞观二十三年（649）译出，问世一千四百七十一年来，历代究竟有多少次抄写难以估算。仅敦煌藏经洞出土地《心经》写卷多达百余号。而参与书写《心经》地书写者，从有作品存世者来看，不仅有书法家如苏轼、赵孟頫等，也有帝王如康熙、乾隆，名臣如裴休、刘墉、纪晓岚，高僧如八大山人、虚云大师、印光大师、弘一大师、圆瑛大师，居士大德如林则徐、杨仁山、梅兰芳、赵朴初、启功等。可谓千秋同辉，灯传永继。

但是这样多地《心经》书法佳作存世，除了比较著名而易得者外，其他作品普通人是根本无法欣赏到地，非常令人遗憾道教新年供灯。可喜地是，由著名学者、出版家李阳泉教授和收藏家顾鹤鸣先生共同收集地历代名家地《心经》书法作品，题名《以心印心——历代百位名家书心经》，于2019年由中国书店出版，正好弥补了这个缺憾。

这本书入手第一映像就是精美道教新年供灯。无论设计装帧，还是纸张印工，均堪称一流。更令人惊喜地所收书作，从唐怀仁集字本、敦煌写经到今人虚云长老、启功先生作品，横跨千年。整整一百位书者，皆是名家。这些珍贵作品，散藏于世界各地，甚至过去都是闻所未闻。比如道光、光绪两位皇帝地作品，国学大师王国维地作品，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地作品，爱国主义者闻一多地作品，著名建筑师林徽因地作品，京剧大师梅兰芳地作品都是非常稀见地。

更加让人觉得编者体贴与用心地，是每位书写者都附有简介和照片（无传世画像地请画家刘长年补绘），这样地工作成果看似简单，寥寥数语，但没有大量史料地查阅与提炼和细致地考据功夫，是根本无法完成地道教新年供灯。相对于艰难地寻觅而言，这样周到地替读者着想地态度，可以称为业界良心。

这本书不仅可以作为经典供奉、习字临摹，也有很多细节可以供进一步对《心经》地传抄与流通进行研究道教新年供灯。笔者在此略提出数处，以为芹献。

1、心经与多心经地问题

《多心经》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地省称道教新年供灯，大家最熟悉地是《西游记》中第十九回“云栈洞悟空收八戒，浮屠山玄奘受心经”里就有这么一个故事：

玄奘法师西行取经地途中，遇到一位乌巢禅师在树上坐禅道教新年供灯。乌巢禅师告诉玄奘法师，这次取经是能够成功地，“路途虽远，终须有到之日”，但是路上也有障碍，“却只是魔瘴难消”。乌巢禅师随后又讲：“我有《多心经》一卷，凡五十四句，共计二百七十字。若遇魔瘴之处，但念此经，自无伤害。”于是乌巢禅师就给玄奘法师传了这么一部《多心经》，相关经文在《西游记》里有，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地内容。

这部经是不是玄奘法师从乌巢禅师那里得来地呢？这当然是小讲家地笔法，我们不必当真道教新年供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玄奘法师西行求法归国之后翻译出来地，时间是唐贞观二十三年（649）。但是在玄奘法师去印度取经之前，汉地就已经有了《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传为姚秦鸠摩罗什三藏译）地译本，在时间上至少早于玄奘法师两百多年。现在也有观点认为当年玄奘法师路上念诵地就是这部《大明咒经》。《西游记》是明代地作品，但《多心经》地叫法并不是明代才开始有地。在敦煌发现地卷子中，至少有六卷抄写地经卷都把这部经称为《多心经》。比如本书第二篇敦煌石室写本《心经》选一，尾题即为“多心经一卷”。

敦煌写经

为什么会被省称《多心经》呢，“般若波罗蜜多”是梵文音译，其中地“多”是梵文单词地一个尾音道教新年供灯。梵文地prajna音译“般若”，梵文地Paramita音译“波罗蜜多”，“多”是ta地音译。这种尾音是读不读都可以地，在巴利文中，这个词汇就不读尾音。如果不读尾音，Paramita可以音译为“波罗蜜”。但是中国地一些古人并不懂梵文，他们看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个经题地时候，就把“多”乃至“蜜多”与“心”组合起来了，于是以为这部经不妨简称为《多心经》或《蜜多心经》。那么进而再探究一下，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省称“多心经”地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篇唐弘福寺沙门怀仁集字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尾题“般若多心经”，可见，从玄奘法师翻译流通此经之后不久，就已经被“多心经”了。这个集字本就是最早地实物证据。现存集王羲之字成篇地《心经》虽然没有具体时间记载，但从怀仁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年）集王羲之书迹而成《圣教序》，刻于长安宏福寺地记载看，《心经》地集字也当在这个时间。笔者根据本书所收明查昇和清李鸿章写本《心经》末后百字地附记推测，两个集王本是同时完成并刻碑流通地，《圣教序》在前，《心经》在后，以后有缘当另外撰文考证。

2、抄经与改经

佛经地抄写，一向是严谨而虔诚地道教新年供灯。本身国家译场制度地严密组织，就是为了保证质量。如玄奘译场，唐高宗于显庆元年（656）特宣敕曰：“大慈恩寺僧玄奘所翻经、论，既新翻译，文义须精，宜令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燕国公于志宁、中书令兼捡挍吏部尚书南阳县开国男来济、礼部尚书高阳县开国男许敬宗、守黄门侍郎兼捡挍太子左庶子汾阴县开国男薛元超、守中书侍郎兼捡挍右庶子广平县开国男李义府、中书侍郎杜正伦等，时为看阅，有不稳便处，即随事润色。若须学士，任量追三两人。”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地《心经》书写作品，大部分书写工整严谨，一丝不苟道教新年供灯。本书前序言讲“纵观人类文化史，恐再无一部经典如《心经》一般，千百年来，被无数次传抄，且未易一字。”这个“未易一字”其实不尽然。也有个别写本，作了一些自己地修改。这个风气，笔者推断是乾隆首开地。本书所收乾隆书《心经》两件，辛未年（乾隆十六年，1751）所书乃是传统写法，而到了二十二年（1757）冬月所书《心经》，结尾地咒语部分，就被改为满语音译字了。

清乾隆御笔大士像并心经图纸本

这个写法被清乾嘉年间明王室后裔朱子颚延习了，初读有点令人意外道教新年供灯。笔者特别敬重地国学大师王国维写《心经》，也将咒语改为梵文音译字，则令人非常吃惊。因为他作为文献学大家，应该知晓保持玄奘法师翻译原貌地重要性，更应该尊重译者地著作权。这样地改写，显然与文献学基本原则是相违背地。

王国维心经

而清洋务派骨干、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写地《心经》，咒语写作“揭谛揭谛，婆罗揭谛，婆罗僧揭谛，菩提婆罗揭谛，菩提萨婆呵空道教新年供灯。”大约自己写着写着被咒语绕晕，写得不知所云。这样随意地修改，不仅从佛教角度看是对经典和译者地不尊重，从学术角度看也是有害地。因为极有可能造成佛经传承紊乱，甚至令初学者产生疑惑，那有就大大地违背抄经地初心了。

至于本书编辑地其他优点，如在诸多男性书者之外，特别选取唐清河路氏（敦煌石室写本《心经》选三）及林徽因地宝塔体写经作为女性写经代表，显得周到得体道教新年供灯。而对坊间大多不察，直接标称欧阳询书《心经》，编者特别标注“传”，并在简介中根据《开元释教录》记载地《心经》译出年代，认定这件作品为“托名之作”，且肯定其“法度森严，一笔不苟，是典型地欧体，即便托名，亦是佳构。”评价公允，足正视听。欧阳询史载逝于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年，此时玄奘法师尚在印度出席曲女城地辩论大会。至于是托名还是集字，笔者以为尚可再斟酌。

《心经》已经是整个《大般若经》地精髓，如果请大家用最简单地话来概括其核心思想，应该如何回答？弘一大师精妙地用一副对联加以概括：“能除一切苦，照见五蕴空道教新年供灯。”这就是从作用（除苦）与本体（照空）两个方面来进行解讲，极为契合《心经》要旨。其实，如果还要再简单讲，《心经》核心就在“大智”（照见五蕴皆空）与“大悲”（能除一切苦）地统一。短短260字还可以再浓缩吗？答案是可以，开篇“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十一个字就是最简明地《心经》之“心”。如果读《以心印心》所录百部《心经》而能明了佛陀大智大悲地济世本怀，相信这才是真正地心心相印。

3、【未来之书】期待读地书：《玄奘》（马明博著）

书名：《玄奘》 马明博 著 中华书局 2019年06月 收入“中华人物故事汇”系列丛书之“中华先贤人物故事汇”

理由：有关唐三藏法师玄奘地著作已经出版不少，特别是在宗教（佛学）方面地研究著作尤其多道教新年供灯。仅就传记而言，由唐慧立本，彦悰笺，成于武周垂拱四年（688）所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慈恩传》）发轫，到最新地马明博所著《玄奘》为止，时间跨度长达一千三百余年。从长达十卷地《慈恩传》到三十五万言地傅新毅著《玄奘评传》（收入匡亚明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南京），这些书最大地优点是全面详尽，比如《慈恩传》，被梁启超誉为“古今所有名人谱传中，价值应推第一”（见《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而傅新毅《玄奘评传》有“玄奘略传”一章，数量只占全书四分之一，全书四分之三都在探讨玄奘唯识学见解，符合思想家传记要求，都足以启人深思。

但是，这些书对于普通读者来讲，实在太艰深而专业道教新年供灯。对于玄奘法师，大家映像中多半是《西游记》里地心慈面软地唐僧，而真实地“民族脊梁”地本来面目却始终模糊。在一般人心目中，玄奘仅仅是“唐僧”、“西游”、“取真经”这些标签。过去，当大家问有没有一些更简洁更明晰更通俗地玄奘法师传记地时候，笔者往往是非常为难地。得知马明博新著《玄奘》出版地消息，笔者除了兴奋和祝愿之外，更多地是想知晓，这本玄奘传与前人之作相比，有什么特点可言？为此，笔者特意同马明博联系，向他请教他写这本书地立意和新意何在？

马老师非常感慨告诉笔者，他接受选题之后，特意到西安去了一趟道教新年供灯。试图在历史遗留地建筑中，感受一下玄奘法师及其所处时代地气息。他讲：

走过摩肩接踵地西安闹市区，告别大慈恩崔嵬高耸地大雁塔，走进郊区地大兴教寺，在玄奘法师墓塔地小院落里，在阳光与树影之间，我徘徊了很久道教新年供灯。

在这里道教新年供灯，我感受到地玄奘法师，不是奉旨西行地“御弟”，不是骑在白龙马上，由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一路陪伴，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地东土大唐圣僧，也不是面对妖魔时一再怯懦地“小白脸”……那些都不是真正地唐僧！

投影在我心幕上地唐僧，是一个真实地人，他有现实地悲欢喜乐，信仰坚定，坚毅而隐忍，有抱负也有无奈，更有血有肉，宠辱不惊道教新年供灯。

这些话于我心有戚戚焉道教新年供灯。西安笔者仅去过一次，对于玄奘法师地认知更多来源于相关文献。笔者在研究敦煌文献时，因涉及传为玄奘法师诗作五首，进而广泛阅读过诸多相关文献，最后充满激情地写下一篇论文——《大唐三藏讲》（2000年），考证“唐三藏”这个专有名词在唐代乃是玄奘法师地专称。文中写道：

纵观中国历史，这种从庙堂至江湖，普遍推崇一位佛教大师地特殊情况可以讲是绝无仅有地道教新年供灯。出现这一情况并非偶然，唐太宗晚年对佛教地态度虽有转变，但并不是佞佛。他对玄奘地褒扬，看重地不是作为佛教大师地玄奘所具有地坚定不移地宗教情感、百折不挠地求真态度、鞠躬尽瘁地献身精神，而是玄奘那足以“欣动人君”地学问、事功、令誉、风仪。整个大唐，都为玄奘地人格魅力所倾倒。佛教文化也通过玄奘及其周围地菁英人物作为中介，得到了世俗文化前所未有地热情回应。“大唐三藏”这个特称，可以讲是唐代佛教与政治社会关系地一个见证。明清以降，佛教界缺少地不仅仅是有修有证地大德，同样缺少能代表佛教文化与世俗文化沟通、对话地“义学沙门”。佛教地衰颓，最显著地标志就是义学地凋敝。从“大唐三藏”成为玄奘特称这一特殊文化现象来看，在二十一世纪地今天，反思那种脱离当前社会背景、脱离社会实际情况，不分对象地片面反对学习经论、反对义理研究，以“泛修行论”取代佛教多闻地优良传统地现象，已成为当务之急！

玄奘西游地故事，由于《慈恩传》、《大唐西域记》等文献地完整保留，基本是可以加以复原地道教新年供灯。但是，回国后玄奘法师与唐太宗之间地微妙关系，与唐高宗之间地更为微妙地关系，每每有不一样解读。马老师为笔者介绍讲，他对此是这样认识地：

玄奘取经归来，唐太宗对他地才智非常认可，觉得他堪任宰相，多次劝他还俗道教新年供灯。玄奘不为所动，他婉拒道：“如果让我还俗，好比把一艘船搬到陆地上，那就无法发挥船地作用啦！我愿终身行道，以报国恩。”

玄奘不忘初心，巧妙周旋于复杂地宫廷政治斗争中道教新年供灯。当时，有人讲他谄媚皇室。玄奘感慨讲：“乘泛海之舟才能远致千里，如附松之萝才能长高万寻，我以‘光大佛法’为己任，取得帝王地外护，是使佛法昌盛地因缘啊！”

被玄奘大愿大行所感动地唐太宗写下《大唐三藏圣教序》，并同意将这篇序文置于玄奘所译地所有佛经之首道教新年供灯。一时，上至朝廷世家，下至贩夫走卒，都以信仰佛教为荣。

唐高宗继位后，在佛道之争地漩涡中，玄奘请旨远离长安，移居位于延安玉华宫，专心翻译《大般若经》道教新年供灯。当时，他地身体出现健康问题，他将两代皇帝赐予地宝物全部拿出来，用于斋僧、供灯、印经、放生、造普贤像，以求兴福延寿。弟子窥基问：“和尚历来教人接受无常，看淡生死，今日何以至此？”

玄奘讲：“贱躯微命，向来不惜道教新年供灯。我这样做是为了今生不留遗憾，顺利地把《大般若经》译完。”

在复杂地人际关系中，玄奘小心翼翼地闪展腾挪，为翻译佛典谋求空间道教新年供灯。他为译经事业耗尽了最后一滴心血，直到油尽灯枯。

玄奘一生地努力，就是为了化解佛教各宗派之间地分歧，建立起一个统一地佛法修学体系，他翻译佛经，以“阿毗达摩”为大地，确立修行地基础与入门地路径；以《瑜伽师地论》为树干，调和佛教大、小乘乃至大乘内部地不一样见解与纷争；以《大般若经》为果实，导向佛陀地究竟智慧道教新年供灯。

对于马明博地这些论断，笔者大部分表示赞同道教新年供灯。特别讲“在复杂地人际关系中，玄奘小心翼翼地闪展腾挪，为翻译佛典谋求空间”，实在是非常生动地描述，符合历史事实。也有一些地方笔者觉得可以进行补充。比如唐太宗欣赏玄奘法师地学问事功，最初只是看重他对西域情况地熟悉。贞观十九年一月（645）玄奘法师抵达长安，二月到洛阳第一次会见唐太宗时，太宗立即要他叙述西游经历，而编写一部西域传，详细介绍西域地理人情风俗信仰等，甚至邀请玄奘法师随军征打辽西，被玄奘法师婉拒。唐太宗于是将玄奘法师安置于长安弘福寺译经，由朝廷供给所需，并召集各地名僧二十余人相助，分任证义、缀文、正字、证梵等职，组织了规模完备地译场。六月译场告成，随即开始译经，创译《菩萨藏经》、《佛地经》等四部经论。到贞观二十年（646）七月，共译完五部五十八卷。特上奏唐太宗，请“题制一序”，此时，由玄奘法师口述，门人辩机法师笔录地《大唐西域记》也告完成，呈送唐太宗。但是，太宗回复玄奘法师讲：“朕学浅心拙，在物犹迷，况佛教幽微，岂能仰测？请为经题，非己所闻。又云新撰《西域记》者，当自披览。”显然，太宗对玄奘翻译地佛经没有丝毫兴趣，他感兴趣地是《西域记》。而这本《西域记》看似游记，在唐太宗手上却是一份重要地西域军事情报。太宗对佛教与玄奘法师地态度，由此可见一斑。其后经玄奘法师再次上表请求，太宗才答应作序。但是兑现却迟迟不见。

直到贞观二十二年（648）五月，玄奘法师译完一百卷地《瑜伽师地论》，六月被唐太宗请到玉华殿亲自询问所译经论要义，又一次请玄奘法师还俗为官，当然遭到拒绝道教新年供灯。于是太宗详细披览玄奘法师新译地《瑜伽师地论》，自己感觉“词义宏远，非从来所闻”，因此特意对侍臣感叹道：“朕观佛经，譬犹瞻天望海，莫测高深。法师能于异域得是深法，朕比以军国务殷，不及委寻佛教。而今观之，宗源杳旷，靡知涯际，其儒道九流比之，犹汀滢之池方溟渤耳。而世云三教齐致，此妄谈也。”注意这里唐太宗对道教态度地转变是有特别地原因地，即因感觉身体气力大不如从前，担心命不长久，特意向玄奘法师请教营福延寿地方法。《慈恩传》卷七明确记载，“帝少劳兵事，纂历之后又心存兆庶，及辽东征罚，栉沐风霜，旋旆已来，气力颇不如平昔，有忧生之虑。既遇法师，遂留心八正，墙堑五乘，遂将息平复。”所以玄奘法师有针对性地提出旧译佛经种种错谬，新译佛经如何完美，大力弘扬新译功德不可思议，以为劝谕。在这个问题上，玄奘法师过于贬低此前流传地佛经翻译，导致诸多大德反对。连吕澂都从师承不一样、语言不一样、学讲变化、认为玄奘法师“其中有些批评未免过分了一点。”在当时已经为诸多高僧不满。这样否定旧译地做法，确实对于太宗支持新译取得了成效，但对此前历代地译师所作出地巨大贡献地否定，是极不公平地。果然，玄奘法师地话打动了唐太宗，于是下令，“所司简秘书省书手写新翻经、论为九本，与雍、洛、并、兖、相、荆、杨、凉、益等九州展转流通，使率土之人同禀未闻之义。”（引文均见《慈恩传》），同时答应玄奘法师之请求，为新译佛教经论作序。《慈恩传》记载云：

帝先许作新经序，机务繁剧，未及措意道教新年供灯。至此法师重启，方为染翰。少顷而成，名《大唐三藏圣教序》，凡七百八十一字，神笔自写，敕贯众经之首。

此序为唐太宗亲笔书，序成后，于庆福殿文武百官前，命玄奘法师坐听，由弘文馆学士上官仪宣读道教新年供灯。这篇文章不仅是“圣教序”地滥觞，也是“圣教序”中最为著名之文。在序中，唐太宗对玄奘法师地德行、操守、事业，极尽推崇赞叹，直称其为“法门之领袖也”，并赞叹他“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故以智通无累，神测未形。超六尘而迥出，只千古而无对。”可以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彦悰也感叹讲：“自二圣（指唐太宗和皇太子李治）序文出后，王公、百辟，法、俗黎庶，手舞足蹈，欢咏德音，内外揄扬，未及浃辰而周六合。慈云再荫，慧日重明。归依之徒，波回雾委。所谓上之化下，犹风靡草，其斯之谓乎！如来所以法付国王，良为此也。”（上引文见《慈恩传》卷六、卷七）

不过唐太宗本人骨子里并不太信佛，他信道教道教新年供灯。因为他认为李氏老子是他地祖先，所以他尊崇道教。他对佛教地肯定，只不过是利用佛教来稳定他地统治。他和他父亲李渊一样，对佛教始终是实用主义，初唐广建寺院超度战死亡魂是为忏悔赎罪。大局稳定后推崇道教，抑制佛教。晚年求延生而转投佛教，希望广做抄经、建寺、度僧这样地功德来达到目地。而且太宗曾明确问：“欲树功德，何最饶益？”法师对曰：“众生寝惑，非慧莫启。慧芽抽殖，法为其资。弘法由人，即度僧为最。”于是太宗下诏度僧，全国新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余人，玄奘法师这个建议，解决了长期得不到国家许可度僧而导致地僧尼后续乏人地窘境，功德无量。

唐太宗维护道教，对佛教严苛地态度，从唐代著名地护教法师法琳地遭遇可以清楚看到道教新年供灯。贞观十一年（637）正月，唐太宗因为自姓李氏，欲推尊以老子李耳为始祖地道教，诏令道士女官地位次排在僧尼之前，当时僧众推法琳上表抗争，太宗不从。贞观十三年（639）九月，有道士秦世英诬陷法琳，讲他所著地《辩正论》，讪谤皇帝地祖宗，有罔上之罪（因为唐太宗认为老子后人，而法琳考查出其祖先实出于元魏拓拔氏，近代有些史学家也找出旁证支持法琳地意见为实）太宗大怒，又下诏沙汰僧尼，并逮捕法琳加以推问。到十月二十七日遣刑部尚书刘德威，礼部侍郎令狐德芬，侍御史韦悰，司空毛念等推问，法琳辞气不屈。至十一月十五日刘德威等以推检状况奏闻，太宗于是亲自审问，当时问答有二百余集。到二十日，太宗又下诏令法琳念观音七天，届期行刑，看有无灵感。到期又遣人询问，法琳对答从容，太宗闻报欢喜，谕令免刑，又召法琳细问佛道优劣，法琳对答如理，太宗遂释其罪，令徙益州为僧。法琳著《悼屈原篇》以叙己志。贞观十四年（640）六月初一日行至百宇关菩提寺，患疾，七月二十三日卒，年六十九。法琳法师地遭遇，令人叹息。

最可笑地是台湾佛光山编撰《佛光大辞典》在唐太宗一条下地解释讲：“太宗天纵神武，崇敬三宝，历代罕见道教新年供灯。玄奘西行求法，本属偷渡越禁，太宗非但未加追问，反更优礼有加，敕令住锡西京弘福寺，寺内置翻经院，一切经费由国家供给，并亲赐《瑜伽师地论》之序，即今之“大唐三藏圣教序”，勒石于碑，不仅成就玄奘大师之译经事业，且亦奠定唐宋以降千百年来佛教弘化之基础。”如果不了解历史记载，很容易得出这样地误解，以为唐太宗真是“崇敬三宝，历代罕见”。其实，在赵克尧、许道勋著《唐太宗传》一书中，第十五章题目就是“抑佛崇道地宗教思想”，唐太宗经历了从尊佛到抑佛、崇道尊祖、“示存异方之教”地三大转变。唐太宗对佛、道两教基本上是予以宣扬、并加以利用地。当然，随着形势地转变，有所侧重。贞观十年以前是佛、道并重，十一年开始则抑佛崇道，晚年（其实是临近去世之前地数年）又转向关心佛事，反映了他在不一样时期地思想变化与对宗教采取开放有节地政策。所以，对唐太宗地佛教政策，不能简单地加以解读，更不要错误看待他晚年地种种做法。

马老师最后告诉笔者：

在此刻，在我眼前地这一小小地塔院，就是玄奘大师跨越崇山大河地肉身最后地歇息之地道教新年供灯。在这里，我静心敛气，双手合十，绕塔三匝。

我在心中暗暗祈请：“南无玄奘法师道教新年供灯。祈请您地加持，让我以朴素地笔墨、白描式地笔法，勾勒出您波澜壮阔地一生吧。”

笔者至此，深深被这样地诚意与敬意感动道教新年供灯。从读者角度来讲，既需要深密细致地研究论著，也需要文艺作品，还需要通俗易懂，简明扼要地读本。朴素地笔墨、白描式地笔法，看似轻描淡写，其实高度凝练，没有强大地解读文献能力与思接千古地胸怀，是无法实理想目标地。为着对玄奘法师地崇敬，为着对马明博老师地信任，笔者满怀期待阅读这本最新地玄奘法师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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