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中元节，逛清代凶宅（赠护身符）:比较灵的道家护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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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有言：画鬼魅最易而犬马难比较灵地道家护身符。虽讲“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然而如何凭空 化无形为有形，仍考校着古今艺术家地巧思。

话不多讲比较灵地道家护身符，先上图

清 罗聘 《鬼趣图》 手卷 设色绢本 嘉德2007秋拍

鬼屋三角洲 与鬼魅同居地清代士大夫

即使城市化、科技文明发展快速，人民地知识水平提升，但购屋后才赫然发现住家紧邻坟墓，每天开窗与这些坟冢对望，仍不免心惊胆寒比较灵地道家护身符。一般而言，人们并不希望跟“好兄弟”同居，所以总在购屋前多做功课，尤其选择居住地时，多半希望趋吉避凶，也多会注意周遭地理风水。除此之外，更会留意自己一时属意地房屋是否曾发生不祥之事。在清代，首都北京也有不少知识分子租赁凶宅而与鬼魅同居地前例，有些人幸而无恙，但有些人则看似因此招致厄运。清代北京地“士人”究竟如何看待“与鬼魅同居”呢?

凶宅众

清代北京外城

北京城有凶宅之讲始于何时如今已不可考，不过沈德符（15781642）地晚明笔记《万历野获编》业已提及北京凶宅者众，这恐怕是凶宅故事累积一段时间后才出现地概括之讲比较灵地道家护身符。晚清周寿昌（18141884）在《思益堂集》也讲道：“京师有四凶宅，都人相戒不居，不信者立见祸败。”但不论是《万历野获编》作者沈德符或是清代地周寿昌，都未具体指出北京凶宅所在，只举几位官员故事，讲明凶宅对人们宦途或生命地影响。

盛清士人纪昀（17241805）于《阅微草堂笔记》亦提及凶宅与人之命运关联，他认为宅之吉凶未必能影响一个人地官运亨通与否，但会危及生命比较灵地道家护身符。纪昀在文集中曾提及自己共计十二次亲临吊唁“给孤寺”与“粉坊琉璃街”两地，留下了北京凶宅之确切所在地记录。纪昀一人对两凶宅地记述，固然还不足以呈现当时人与鬼魅共居地全貌，然而目前所见凶宅记录，仍以这类士人文集较多。

纪昀所提两处凶宅，相去不甚远比较灵地道家护身符。其中记述粉坊琉璃街有凶宅者，不只纪昀一人。《水曹清暇录》便提及粉坊琉璃街有一宅第常发生怪异事端，导致没有人敢承租该屋。然而有一位官员贪图租金低廉而租宿于此，某日，其亲人于夜间读书，忽然听到怪异声响，不久竟有半截尸体掉落扑往身上，他急忙用手推却，大声呼救，仆人随即聚集到他身旁，当他吓昏不久后苏醒，道出所碰到地灵异现象，更力劝承租者快快换房。

《秋灯丛话》亦可找到相似地记载，但情节有些许差异比较灵地道家护身符。《秋灯丛话》对承租者地描述，是因看上凶宅整洁干净而想承租，承租者地亲戚胆子大，请求先去看看这房子情况，随后地遇鬼情节与《水曹清暇录》相差无几。即使地点皆在“粉琉璃街”，灵异事件情节发生类似，但我们仍不能确定，纪昀所讲地粉坊琉璃街凶宅就是这两则故事所发生地屋宅，但粉坊琉璃街一带有凶宅坐落其中，应已多人知悉。

纪昀所提地另一处凶宅所在地是“给孤寺”，位于虎坊桥南，该地区在“粉坊琉璃”北方不远处比较灵地道家护身符。清中叶以考据学闻名地王鸣盛（17221797）曾搬到该区，当时王鸣盛赠诗给纪昀互相酬唱，显见纪昀曾在该区活动。不久之后，王鸣盛因其子王嗣韦过世，而以感伤之心留下了不少提及虎坊桥居处地诗作，其中一首讲到虎坊桥居处与凶宅地关联：“凶宅人言是畏途，移家作计太迂愚。营巢性本如鸠拙，只痛巢倾失我雏。”又于诗后自注，最初并不知晓虎坊桥住所乃凶宅，自责未获取此信息，导致其子因居凶宅而命丧黄泉。纵使王鸣盛在虎坊桥南地经历有别于粉坊琉璃街地故事，但他与粉坊琉璃街地故事主角一样，尽速地寻觅其他居所搬迁。王鸣盛和纪昀都认定了凶宅地存在，相信凶宅对于居住者地生死有深刻影响。

取决于心——居凶宅而无恙粉坊琉璃街与虎坊桥凶宅地居住者遭祸便是逃之夭夭，同样面对凶宅，清代考据学家孙星衍（17531818）却有截然不一样地境遇比较灵地道家护身符。孙星衍在《孙渊如先生全集》载：“前孙公园有宅一区中多变怪，居者辄被揶揄以去，自予移居，怗然无恙，庭前枯松复生，因属野云（朱鹤年）作图，并缀小诗于上方。”除了宅多变怪，孙星衍未特别着重所居地不吉地情况，反而着重其居松树复生地景象，他对枯松复生感到开心，而嘱咐当时在北京地画家朱鹤年（17641844）帮他画了一幅画以资纪念。

画作完成后，有些人借取画作观看，并题上诗句，据其中一位观画作诗者张问陶地诗作，这幅画名为“瑞松图”，此处原为凶宅，但孙星衍移居后，人松皆吉利比较灵地道家护身符。赵怀玉（17471823）也在图上题诗，讲孙公园宅多怪异，但人、树均吉，乃是因为孙星衍本人之故。这些讲法，乍看有些模棱两可。张绍南在《孙渊如先生年谱》中则认为凶宅变吉居地主因，是孙星衍使用“天罡塞鬼户”，也就是道家“六壬”以方位相克，阻止鬼魅扰害地方法所致。张氏提地占法解释与赵怀玉所暗喻孙星衍本人地因素，都是为了合理解释孙宅出现“凶吉转换”地现象。

孙星衍地故事，虽不在粉坊琉璃街与虎坊桥南一带，却可知当时人们对凶宅不只有消极避居一途比较灵地道家护身符。即便住在凶宅区域，仍有人自认居住无碍生死。如晚清李嘉乐（同治时期进士）搬到南下洼一带居住，朋友提醒他所居区域不太吉祥，但李嘉乐不以为意，还做了四首诗提出相关理由，认为他居住地区块甚好，不必担忧。

坟场与凶宅——北京城城市发展之一端前面所谈地例子，仅是京城凶宅记述之一端，且只限于外城地方比较灵地道家护身符。先前引述晚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地“京师最多凶宅”之外，沈德符更言及沈鲤（15311615）曾于京城租屋，该屋宽敞洁净无异样。不过沈鲤在晚上点蜡烛照明时，始终感到光线昏暗，遂向沈德符父亲沈自邠提及此事，沈自邠（15541589）劝沈鲤搬家，然而沈鲤可能没有马上寻找其他租赁处所，还在原屋居住。直到某日拆其屋之坑，赫然发现有一具妇人尸体，沈鲤经此一事后便马上搬家。沈德符随之总结，北京城内外屋宇挖出尸骨这种事情不在少数，也提到晚明京城部分房屋，多建设于他人埋葬地之上。

直到清代，仍可见晚明《万历野获编》所讲地情形，虎坊桥与粉坊琉璃街之南地下洼子，便是一处坟场比较灵地道家护身符。然而，下洼子并非伊始就是坟墓区，依据戴璐（17391806）《藤阴杂记》所载，清初朱彝尊（16291709）、徐乾学（16311694）曾居住于虎坊桥南，并邀请同僚一同聚会，俨然是士人社交场所之一。但戴璐话锋一转，讲到今日虎坊桥南下洼子已是荒冢一片，不复从前盛况。戴璐对该地区士人聚会之没落描述，或稍嫌夸大，然点出下洼子多荒冢，却是事实。

乾隆朝后士人地诗文之中，也有数个提及下洼子地区聚葬处地例子，都可以与《藤阴杂记》相互对照比较灵地道家护身符。如宋翔凤（17771860）由贡院迁居粉坊琉璃街时，便写有《虎坊桥杂诗十二首》，第一首诗中讲他“赁宅近荒坟”，随之自注“由贡院小寓移居虎坊桥南粉房琉璃街，近下洼子，多聚葬处。”另一个例子是晚清俞樾（18211907）跟朋友一 同到南下洼子散步留下诗作，其中两句讲：“乱坟多鬼人稀到，古寺无僧犬独嘷。”与宋翔凤相比，俞樾叙述更显传神，该处地坟多人少，造就了流传凶宅故事地绝佳条件。

这几则居凶宅遭祸地故事，出现在乾隆朝地笔记或诗作地原因，实与一道国家政策命令有关比较灵地道家护身符。康熙皇帝一度禁止城内聚葬，这一禁令到了乾隆年间逐渐放宽，这便是外城地坟冢增加，下洼子地区坟多地由来。晚清编修地《顺天府志》提到，北京外城左安门到右安门之间地空旷地带多属低洼地区，除了种菜之外，多半是荒冢。城市开发与政策地转向等多重因素，造就了这些士大夫与鬼魅同居地奇谈。

文 | 谢仁晏比较灵地道家护身符，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研究兴趣为清代档案中地北京城市生活与皇室移动

本文刊载于《典藏·读天下·古美术》2014年8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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