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法事:“师夷长技以制夷”——但郭嵩焘为何主张“师夷”而反对“御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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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道光年间进士南京法事。于1877年出任驻英、法公使，是晚清首任驻外使节，也是洋务运动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他在国外任职期间，对西方文明做了大量的了解，他认为西方不仅在制度层面优于中国，在社会风气等各个方面也优于中国。因此，他认为西方国家的强兵富国之道，尚学兴艺之方、通民情而立国本之制，实多可以取法。这些意见，体现了他全方位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但是，他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明显的失误，简言之，就是只主张“师夷”而反对“御夷”。

众所周知，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林则徐、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把学习西方和抵抗西方国家侵略有机地统一了起来，为一些爱国志士寻求振兴中华的道路指明了方向南京法事。然而，郭嵩焘的言行却与此相悖。他只倡导向西方国家学习，却反对抵抗西方国家侵略，成为只“师夷”而反对“御夷”的典型代表。具体表现如下。

一、主张对西方侵略者“必先循理”和“当以南京法事了事为义”

1859年初，郭嵩焘对正在津沽地区抗击侵略军的僧格林沁讲道：“捻匪心腹之患，办理一日有一日之功；洋人以通商为义，当讲求应付之方，不当与称兵，海防无功可言，无效可纪，不宜任南京法事。”他向僧格林沁反复陈述不宜以武力抗击英法侵略军的意见。然而，他对于因英法两国蛮不讲理，突然兴兵动武，并屡使和谈破裂，却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后来，他又讲两次鸦片战争的发生，“皆由疆臣处置失宜，以至贻患日深，积久而益穷于为计”，肆意抹煞英、法蓄意挑起战争的实情，毫无道理地指责中国的抵抗派。

1879~1880年，在交涉收回被沙俄侵占的伊犁期间，清政府派遣的钦差全权大臣崇厚与俄方代表签订了丧失主权的《交收伊犁条约》，激起中国朝野的极大义愤南京法事。左宗棠为此提出了“先并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的方针亲自出关部署三路进兵之策，以便一旦谈判破裂，即用武力收复伊犁。时已回国的郭嵩焘却奏称：伊犁“万不能即速收还”，“暂当以生衅构兵为名。”“无得轻易率请用兵，致失事为义，不听俄军驻扎”。并讲：“窃以为国家办理洋务，当以了他所主两国交谊”。他所主张的“当以了事为义，不当以生衅构兵为名”，其实就是不顾顾国家领土主权的丧失，妥协苟安。

此外，郭嵩焘还在日记中写道：“西人势强，而一切行止仍未尝不衷诸理南京法事。中国一以意气自雄，漫不知理之所在。”他不仅充当了强权就是真理的信奉者资本主义国家的辩护士，而且给中国的抵抗派和爱国人士扣上了一顶“漫不知理”的帽子，可谓是颠倒是非曲直。

二、大肆炮制反对抵御外侮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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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一味美化西方列强，主张对外国侵略者妥协退让，理所当然地遭到朝野人士的指责南京法事。用他自己的话讲：“横遭訾议，为京师士大夫所不容。”但是，他毫无改弦易辙之意，而是固执己见，不遗余力地炮制反对抵御外侮的“理论”。

郭嵩焘曾在在《办理洋务宜以理势情三者持平处理折》中，对清廷在鸦片战争中签订屈辱的《南京条约》不以为耻，反以为“曲示周全，权衡至当”南京法事。进而又讲：对洋人不应有“猜疑之见”和“矜张不实之言”，必须做到“言忠信、行笃敬以立其礼，深求古今之变、熟察中外之宜以致其用，轻重缓急，权度在心，随事折中，使就绳尺。”

这里所讲的不应有“猜疑之见”和“矜张不实之言”，就是要人们放松对外国侵略者的警惕和进行反侵略的舆论准备南京法事。这里所讲的“言忠信、行笃敬”，就是把处理封建社会内部关系的道德规范用以作为处理与外国侵略者关系的准则，混淆敌我界线。这里所讲的“随事折衷”，则是妥协退让的代名词。至于“使就绳尺”，只能是满足侵略者的无理要求，而绝不可能使得侵略者接受中国的条件。因为正如他自己所讲的，与西方列强相处，“一视国势之强弱，强者无不可行，处积弱之势，乃无一可行者”。

另外，我们从郭嵩焘所讲的下面一段话中，不难发现其思想的混乱南京法事。他讲：“臣惟洋人之强，与其逼处中国为害之深，远过于前代。而其借端陵藉，乘衅要求，中国与之相处，其情事亦绝异既然如此，那就绝对不可能“无战、守、和可言”。历史表明，一厢情愿地想避免战争，不仅根本办不到，而且必然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祸。

三、极力反对援越抗法南京法事，肆意攻击主战派

中法战争期间，郭嵩焘与李鸿章等人遥相呼应，竭力反对援越抗法南京法事。声称：“宜急与理处，不宜与交兵”。其理由如下：

①西方国家只求通商，“初无穷兵之心”，“亦并无争地之心”南京法事。所以，“交涉西洋通商事宜，可以理屈，万不可以力争”；对于西洋所提要求，无论轻重大小，变幻百端，“一据理折中，无不可了，一战则必不易了”。

②若激怒西方国家兴兵动武，则受害必多：它们战胜之后，“所用兵费终谋取偿”；受创以后，“一二年又必复至，或遂其恣意横行，为祸且将愈烈南京法事。”他认为马尾、鸡笼之战，“耀兵于无可施之地，求战于不相应之敌，沿海数千里处处设防，徒以自敝其力，而无复终极”。

③要接受鸦片战争的教训：“道光盛时，关天培、杨芳皆百战名将不足以资一战南京法事。至咸丰时，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及乐善、史荣椿，尤为宿将知兵，亦不足守一口。”并讲：“以彼兵力之强，亦实不愿开衅中国，何为激之使逞？”把引发战争的责任再次强加在中国的头上。

④认为法国强大，无法与之抗争：“法夷占据越南之西贡，经历多年，根基已固，边衅既开，用兵直未有止境，诚宜速与理处，下顾民生，为万世根本之计南京法事。”

此外，郭嵩焘不但自己反对抗法，而且肆意攻击主战派，对左宗棠、曾纪泽等“内审国势、外度敌情”而发的抗法言论横加指责南京法事。

例如，对左宗棠认为“和局可暂不可常”、“唯主战与正义有合”等言论贬之为“一片梦呓之言，不过借以诓惑朝廷，盗取世俗之名耳”南京法事。对曾纪泽向李鸿章阐述议和有害无益的意见，讲成“一意与合肥作难而为此矜张无实之言，与京师议论遥相应和，诚不解其何心也”。将彭玉麟在奏疏中所讲的“五不可和、五可战”，诬之为“多为虚浮无实之词以眩惑朝廷，亦由上窥朝廷意旨然也”。在他心目中，左宗棠等所以主战，不过是为了取悦于朝廷，欺世盗名，而不是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充分显示其心理之偏狭。

总之，在郭嵩焘看来，中国援越抗法，不但无理、无利，而且贻害无穷，只有息兵求和，方为上策南京法事。

四、反对抵御外侮方面比李鸿章走得更远

中法战争爆发后，李鸿章力主及早议和南京法事。理由是：“中国兵轮开办未久，断难骤敌西舰…各省后门枪未备，后膛轻炮亦少，徒恃肉搏，难有把握。”“与其兵连祸结，日久不解，待至中国饷源匮绝，兵心动摇，或更生他变，似不若随机因应，早图收束之有裨全局矣。”尽管如此，李鸿章还能认识到“洋人论势不论理”，因而兴办近代军事工业，用洋枪洋炮装备清军；组建北洋海军，建立海军基地，加强海防建设，以达“建威销萌”、“不战而屈人之计”的目的。

再观郭嵩焘的言论南京法事。他把惯于使用炮艇政策对外侵略扩张的英、法等国美化为“只求通商”、“不肯轻易用兵”、“亦无争地之心”的“论理”的国家。把英、法等国蓄谋发动的侵华战争，讲成它们“实不愿开衅中国”，而是中国激怒了他们才引发的，并把中国军民被迫进行的反侵略战争讲成不过是“挟愤以求倖胜”的轻举妄动；把林则徐、僧格林沁等的积极抗战行为讲成是“误国之举”，把左宗棠等主张抗法的言论讲成不过是为了“盗取世俗之名”。

他公开宣扬投降主义，把被迫与英方签订《南京条约》讲成“权衡至当”；把西方国家为了实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侵略强迫中国开辟通商口岸，讲成是“有利于国，无损于民”的好事南京法事。

从以上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李鸿章与郭嵩焘的观点有些是相同的南京法事。但是，李鸿章之所以害怕战争，执意求和，主要是由于他只看到敌强我弱、敌优我劣这一方面，而看不到敌方也有不利条件、我方也有有利条件的另一方面，因而犯了恐洋病。郭嵩焘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仅恐洋，而且颂洋，为侵略者唱赞歌，对抵抗者行诋毁，完全否认英、法的侵略行径，大肆污蔑中国的御侮行动。总之，他的反对抵御外侮的言论比李鸿章的言论更露骨、更系统。

反思

关于郭嵩焘在向西方寻求真理过程中的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对于我们今天如何以正确的立场、观点和外国学习，仍能起到有益的借鉴和警示作用南京法事。

参考资料：《郭嵩焘大传》《郭嵩涛奏稿》《郭嵩焘日记》《郭嵩涛因法事条陈时政疏》等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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