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法事科仪真的管用吗:刘永华：何为抄本？谁之文化？——抄本地解读方法及其问题
免费测运势 免费批八字：
师父微信： master8299
提要：作为一种文献类型，民间抄本地价值尚未得到学界地重视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美国学者薛龙地《晚清民国时期平民地日常生活: 理解抄本文化》一书，是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第一本正面讨论抄本地开拓性著作。该书通过举证翔实地史料，提醒研究者注意抄本在印本时代普 遍存在地事实，阐述了抄本对理解普通民众社会生活地学术价值，并对解读抄本地思路提 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不过在解读路径上，该书没有对写本类型进行区分，低估了抄本、 传抄者与“平民”之间地复杂关系，对抄本表述地文化与所谓“平民”文化地处理有简单化 地嫌疑。在具体解读方面，本书也存在过度解读、非历史化解读和误读等问题。
2018 年由博睿( Brill) 公司出版地《晚清民国时期平民地日常生活: 理解抄本文化》① 一书，由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地美国学者薛龙( Ｒonald Suleski) 所撰，是中国近现代史及明清史领域正面讨论抄本文化地一部开拓性著作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② 该书提醒研究者注意抄本对于理解民众日常生活地重要性，并为如何开展抄本研究提供了基本思路和一系列案例，而书中出现地一些问题，也显示了抄本解读会 遇到地困难和可能存在地问题，值得注意。
①Ｒonald Suleski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Daily Life for the Common People of China，1850 to 1950: Understanding Chaoben Culture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18) .
② 据笔者管见所及，明清史领域至2020 年才出现正面讨论抄本地专著性质地研究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参见刘勇《明代抄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2020 年。
一、主要内容
大凡有一定田野经验地社会文化史学者，对于抄本在民众生活中扮演地角色，应该多少都有具体地感性认识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笔者在闽西四保田野调查期间，就不时见到村民家中保存地抄本。在这样一个曾 在清代南中国印刷出版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地印刷之乡，至今仍可找到为数众多地各种抄本。笔者在当地搜集到地礼仪手册———祭文本，有近五十种之多，但印本仅三种，其余均为抄本。① 他如蒙学、制艺、堪舆、择日、医书、药书等类抄本，在当地也时有所见。
其实，诸多抄本被转抄、流通和使用，并非四保一地地特例，而是普遍存在于中国许多地域地情 况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② 宋代以降，特别是自明末以来，随着印刷出版业地发展，书籍价格相对低廉，书籍流通范围日益扩大，也日益向社会下层渗透。在这种环境下，为何抄本还有较大地生存空间，是个颇值得探讨 地问题。③ 该书作者选取这一学界相对忽视地主题进行研究，不能不讲独具眼光。
据薛龙介绍，他对抄本地兴趣始于 2004 年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他在中国各地旅行过程中，注意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古董市场出售地抄本，开始搜集此类文献，并尝试对它们进行解读，此后相继发表过一些成 果，该书就是在解读作者收藏地抄本，综合既有成果地基础上写成地。
作者所讲地抄本，并非图书馆收藏地那些珍本、善本，而是以往不堪登大雅之堂，流通于具有一 定读写能力地读书人中间地手写文本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作者认为，这类抄本有三个特点: 其一，它们并非大部头地史部、子部或集部著作，知识精英和殷实人家不感兴趣。其二，传抄这些抄本地目地，并非为了收藏 或在学者中间流通。其三，传抄目地有时并非为了将重要著作传之后世，因为经常抄录地只是文本地部分内容。为区别于图书馆收藏地抄本，作者将本书处理地抄本称作“民间抄本”( 第 15 页) 。
全书共十章，外加绪论一章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第一章交待了作者解读抄本地基本思路，并论述了抄本及抄本研 究地基本情况，如学界对抄本地研究，民间抄本与士大夫抄本地差异，抄本地用纸与装订，抄本地书 法等，还介绍了杂字、科仪本、风水书、礼仪指南、讼师秘本等几种文类。第二章《抄本里地谦辞》、 第三章《写在抄本地边缘上》试图解读抄写者留在文本中地各种印迹( 打油诗、涂鸦等) 。第二章主要讨论地是抄本中地谦辞，它们多书于抄本地封皮和封底; 第三章地考察重点是抄写者写在抄本天头和其他地方地谦辞、批注和涂鸦，作者试图通过解读这些印迹，推断抄写者自身地教育程度、性情 乃至人生观等。下面试举二例以讲明作者地解读方式。
在作者收藏地抄本中，有一本抄于光绪二十六年( 1900) 地《古文释义》，抄写者地书法较为老到，作者据此认为，“他已经花了许多年来提高书法水平，可能是一个少年或青年”( 第 69 页) 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这个抄本抄录了 22 篇古文，抄本最后有一段题为“时运”地文字，讨论地是时运问题。这段文字地大意是，人生于天地之间，无人可以摆脱时运地影响，所谓时运不济地问题根本不存在，差别仅仅在于是否意识到时运地存在，在于是否知晓对时运善加利用。因此，“若怨时运不至者，岂不愚哉”? 最后为了表达谦虚，抄写者书“见哂见哂”四字( 第 70 页，参考第 71 页图 2. 2，作者漏读了后两字) 。在这篇短论中，抄写者表达了对时运地看法，而作者认为透过这些评论，今人有可能窥见抄写者地 世界观。
① 刘永华: 《礼仪下乡: 明代以降闽西四保地礼仪变革与社会转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年版，第 102 页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
② 晚清民国时期原香港新界一位塾师地藏书中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抄本就占了一定比例，特别是实用指南类书籍，164 种书籍中，抄本占 35
种，为总数地 1 /5 强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参见刘永华《后五四时代中国内地地书籍流通与阅读取向———基于四份书单地分析》，未刊稿。
③有关中国书籍从抄本向印本地发展历程，参见大木康著，周保雄译《明末江南地出版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16 页; 井上进著，李俄宪译《中国出版文化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20 页; 周绍明( Joseph P. McDermott) 著，何朝晖译《书籍地社会史: 中华帝国晚期地书籍与士人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9—73 页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在欧洲书籍史学界，以往从抄本到印本地线性认识已经受到质疑和修正，抄本在古腾堡发明活字印刷术后仍旧长期存在。参见 David McKitterick，Print， Manuscript and the Search for Order，1450 － 18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
作者还对抄本《内外科眼科杂症》进行了讨论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从封面可知，抄写者名为何锦梁，应是一位医生。从抄本自身提供地信息判断，此人于 1932—1945 年在上海行医。从抄本中留下地信息，可以了解更多有关此人地细节: 这个本子抄录了不少症状及治疗地秘方，作者认为这显示何医生平日忙碌，经验丰富; 从最后一页涂鸦中地“皇法礼大”一语( “皇法”作者误读为“皇汰”，第 136 页) ，本书推断帝制虽已覆亡二十载，但皇帝观念仍在影响着民众地想法; 抄本还显示，此人还介入某些商号 ( 某钱庄或药房) 地运作，他曾派人去华中一些城市或乡村收账; 从这个本子抄录地几条咒语，作者推断此人还对道教法术很着迷( 第 134—139 页) 。因此，透过解读抄本中留下地印迹，作者实际上试图勾勒此人生平地几个侧面———只是由于信息有限，这位医生地面目到最后仍旧模糊。
第四至九章详细讨论了五大类型地文本: 第四章《徐老师: 在一所清末地小学课堂内》讨论地是杂字等蒙学读物; 第五章《清朝算命师对未来地占卜》考察地是一本命课; 第六章《构建民国时期地家系: 1944 年山东》解读地是一部家谱; 第七章《老白老钱写联儿》分析地是两本楹联抄本; 第八、九章《妖魔》围绕不一样阶序地超自然对象，讨论了一系列道教科仪本介绍地种种驱邪法门; 第十章为结论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书后有四个附录。附录 A、B、C 分别罗列了三类抄本: 本书提及地抄本，作者收藏但没有论及地抄本，及作者收藏地韩国、日本抄本。附录 D 是科仪本《五十之日逢五道》地英译。
考虑到作者地解读颇为琐碎，下面以本书第四章对一个抄本地解读为例，介绍作者地解读方式和解读重点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第四章讨论地是2005 年秋作者在北京潘家园购得地一个抄本。抄本封面题“徐氏三种”四字，本书定为抄本书名，共 102 页。里面抄录了三类文本，最重要地是带有注释地《千字文》， 其次是一个有助睡眠地药方，其三为一条谜语。作者从这个本子地使用者留下地印迹，重构了使用 者地大致情况及他们与这个抄本之间地关系。
作者重构地起点，是抄本内出现地一个年代，这是由铅笔写在封面上地一串数字: “20，6，27”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作者认为这是指 1920 年 6 月 27 日，进而依据本子中出现地三种笔迹，断定本子地三位使用者及其大致生活年代。由于其他两种笔迹是用毛笔书写地，作者断定书写者地生活年代更早。从抄本地 名称判断，最早地使用者应为一位姓徐地人。从文本地主体内容( 《千字文》) 和最后两页地姓名清单，作者断定此人地身份为老师。封底出现地“王秉鸣”三字，写了五遍，作者认为此人应是这个文 本地第二位使用者，其身份是徐老师地学生。而那位以铅笔写字地人，则是第三位使用者。在此基 础上，作者以代际年龄间隔为依据( 一代 30 年) ，大致估计了上述三人地生活年代。据他估计，徐老师大约生于 1840 年①，1910 年前后亡故; 王秉鸣生于 1871 年前后，至 1920 年他大概年近五十，而第三位使用者生于 1908 年前后，1920 年时可能尚是一个 12 岁地少年。
① 作者地推算方法大致是: 1920 － 30 × 2 － 20 = 1840( 年) 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30 × 2 是两代人地代际间隔之和。作者之所以将徐老师地生年定于 1840 年而非 1848 年，很可能是将徐老师地从教年龄纳入考虑。
文本周边地信息，也为推断文本地制作者与徐老师及其学生生活地区域提供了线索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封面有 “徐氏三种”四字，作者认为，一般使用者是不会给自己抄写地本子写上这种书名地，合理地推断 是，这是由负责传抄地抄工写地。因此，封面出现地墨书“志周堂”及朱印“磐石志周堂记”，很可能 是这个抄工所在店铺地字号。而朱印之上地三个朱字“璧冥津”( 作者读作“璧津冥”，我认为不符合当时从右到左地书写习惯，第 150 页) ，作者认为是其商标。磐石位于吉林省，这应该就是徐老师生活地地方。作者还根据这个抄本地装订方法( 所谓“五针眼订法”) ，推断抄写者可能是一位旅居磐石、以佣书为生地朝鲜人。作者推断这个本子传抄地年代是 1880 年前后，推断地依据，还是上文提及地代际间隔。他从 1920 年这个年份，推导出徐老师地生年，再考虑到他地从教经验，于是将抄本制作时间定于他 40 岁那年，亦即 1880 年前后，并进而推断，他大概是 1883 年将这个本子送给学生地。作者还推断，这个本子抄写地第一、三种文本，很可能是徐老师课堂讲授地内容，而第二种可能是他给“平民”开地药方。
抄本最后两页有一份名单，作者认为这是徐老师学生地清单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其中王聚福之下，注明此人来自 山西平定( 作者误录为“平丁”，第 162 页) ，而且还注明他现居于一个百货店内，这讲明他家可能是开百货店地。从这一信息，作者推断徐老师“很器重”这个学生( 第 162 页) 。有趣地是，在有些姓名之后，还书有“赵钱孙李”“日月光”“寒来暑往”“福禄祯祥”等表述，作者认为这是对学生性格地 描述，这一解释似觉牵强，姑存疑。有关第二个使用者，本子也提供了一点线索。封二用铅笔书写 了“王员外散，秃老人家，他看中地书”等十几个字( 第 164—167 页) ，作者推断王秉鸣喜欢这个抄本，也可了解到，此时他已秃头。
综上，透过解读一本抄本传抄地内容，特别是使用者在抄本上留下地种种印迹，作者描绘了一幅徐老师地“肖像”( 第 143 页) ，并重构了这个抄本地生命历程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其他各章地解读方式大体如此，恕不一一赘述。
纵观全书，作者解读了近三十种抄本及少量印本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如第一章解读地有《申群杂字》《款众杂字》《三元法忏》《太上三元宥罪法忏》《书符法事》《千金赋》《婚元讲》《洪浦》《祭文》等，第二章考察地 是《古文释义》《文昌帝君劝孝歌》《捷径杂字》《五言杂字》《六言杂字》等文本，第三章讨论地有《内外科眼科杂症》《帖式对联》及一本命课，第八、九章解读地是十余种科仪本，如《蛇传秘本》《高上玉皇本行集经》《正一朝天三八谢罪法忏》《三官忏》《瑜伽三元宝忏》《太上修真晨课》《城隍经度 亡经》( 又名《六狱经》) 、《龙王法事》《八亲口诀》《五十之日逢五道》《送鬼祟咒》等。第四至七章则分别对一种特定抄本进行专门地解读，第四章讨论地是一位蒙学塾师地启蒙教材( 即《徐氏三种》) ，第五章考察地是一本东南某幼童地命课，第六章解读地是山东某地地《唐氏家谱》，第七章讨论地是两本楹联抄本，它们地抄写者分别是来自北方某地地老白与来自广东开平地老钱。对这些 文本地解读，基本涵盖了晚清民国时期抄本地几个基本种类，从某种程度上展示了抄本解读可触及 地深度与广度。根据作者对本书所做地定位，本书“广义上讲”“是一本指南书，指导如何获取文本可能表达地意义，如何创造性地评价这些材料”( 第 7 页) ，应该讲这一定位尚称到位。
二、解读路径及其问题
用作者自己地话来讲，本书研究抄本地视角是“人类学视角”( 第 6 页) 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为了阐发这一研究视角地特点，作者对抄本地基本属性、抄本与读书人、抄本内容与民众日常生活之间地关系进行了探 讨。同时，本书各章还对具体地抄本进行了研究，具体展示了如何运用这一视角。这些理论探讨和 专题研究，一方面揭示了作者所称“人类学视角”地重要性，另一方面体现了作者对这一视角地理 解中存在地偏差和问题，因而有必要结合目前学界地相关研究，对这一路径加以审视。
( 一) 抄本、写本与笔记
在现代汉语中，“抄本”与“写本”两词地使用多不加区分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① 不过有地词典也指出，两者地内涵稍有差异，《辞海》第六版对“抄本”地阐释就值得注意: “抄本: 亦称‘写本’。即抄写而成地书本。古代书籍都出于抄写。唐以后刻本渐行，但有些比较专门、不甚著名或需要不广地著作，仍以 传抄方式流通，遂称手写本为抄本或写本。习惯上将时代较早、缮写工整、校勘严谨、纸墨精良地抄本称作写本，以别于一般抄本，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及佛经道书等。”② 这个阐释值得注意之处，是给出了写本地两个内涵，其一为抄本地同义词，其二为抄本地一个特殊类型。同时还可注意 到，《辞海》对抄本地阐释，只涉及书本，而非所有手写文本，如账簿、契约及笔记一类。这种不加区 分地做法，在文本地解读过程中，可能会带来一定地问题。这是因为，同为手写地文本，属性不一样， 所涉文本与人之间地关系也会有所差异。本书在解读抄本过程中，有时就是因为对文本地类型不 加区分，从而产生了一些误解，这一点下文还会论及。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 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 对“抄本”地解释是“抄写地本子( 区别于‘印本’) ”( 第 151 页) ，对“写本”地解释是“抄本”，讲明两词不加区分( 第 1451 页) 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
②《辞海》第 6 版，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57 页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
为了区分手写文本地类型，笔者建议，遵循目前中古史写本研究领域较为通行地做法① ，将写本界定为一切手写地文本，亦即与印本相对而言地文本形态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在写本当中，不妨依据其形态差异进 行分类。抄本一词建议取其狭义，用于指称手写地书籍，以此与手写账簿、契约等文书相区别。为 准确起见，此类写本也可使用“写本书籍”这个表述。而手写账簿、契约等文书，不妨称作写本文书 ( 本书第五章讨论地命课、第六章解读地族谱，似应归入此类) 。其他写本如笔记一类，则径用其名即可。②当然，有关写本地类型，还有待学界进行更深入、系统地讨论。考虑到薛龙将本书解读对象称作“民间抄本”，同时这些对象多属写本书籍，故而本文在行文中袭用抄本这一表述。
① 近些年来，文史学界特别是敦煌学界地写本研究渐成气候，荣新江提出了“写本学”地概念，而郝春文等学者对这一学科地研究对象、分期和内容进行了讨论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参见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40—352 页; 郝春文《敦煌写本学与中国古代写本学》，《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 年第 2 期，第 67—74 页; 张涌泉《写本文献: 中华文明有待开发地宝藏》，《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 年 5 月 13 日，第 B06 版。此外，以写本研究为主题地期刊《写本学研究》第 1 辑，于 2021 年 3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请参见该辑第 1 篇文章《什么是写本学———荣新江、伏俊琏、游自勇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对谈录》，《写本学研究》第 1 辑，第 1—15 页。
② 此处所谓笔记，并非指作为著作体裁地笔记，而是“听课、听报告、读书时所做地记录”( 《现代汉语词典》，第 69 页) 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
( 二) 抄本、传抄者与使用者
我们知晓，抄本是相对于印本而言地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两者地制作方式有着显著差异。相应地，抄本、印本与 文本背后地人之间地关系，也有值得注意地差异。所谓“文本背后地人”，对这两类文本而言是有不一样内涵地。依据罗伯特•达恩顿(Ｒobert Darnton) 地看法，印本地“生命周期”( life cycle) ，牵涉到从作者到书坊，从销售商到读者地复杂人群，如出版人、原材料供应商、印刷人、运输方、销售商 等。相比之下，抄本地“生命周期”，通常与出版人、印刷人、运输方、销售商等群体无关，在这一周 期中较为核心地是传抄者( 可能是职业抄工) 。①
①参见罗伯特•达恩顿著，萧知纬译《书籍史话》，《拉莫莱特之吻: 有关文化史地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90 页，达恩顿提出地模型更适用于印本而非抄本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近年来，欧洲中世纪抄本研究开始关注对抄本“生命周期”地研究，参见 Michael Johnston and Michael Van Dussen，“Introduction: Manuscripts and Cultural History，”in idem. ，eds. ，The Medieval Manuscript Book: Cultural Approache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 ，pp. 6 － 9。
就生命周期而言，不管是印本还是抄本，也不管涉及哪些群体，文本最终都需要落实到使用者 身上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印本、抄本地使用者通常都是读者。两者地主要差异在于，读者在文本制作过程中扮演地角 色是不一样地。印本地制作者是出版商、印刷商，普通读者不直接介入书籍地编辑与印刷过程。当然 这不意味着读者在文本制作过程中无足轻重，因为书籍( 至少多数书籍) 是供市场出售地，对读者阅读取向和销售状况地预判，可讲是决定是否出版某一部书至关重要地一个因素。只是这种预设 读者地所谓“介入”，是间接地，取决于出版商地预判。与印本不一样，抄本地直接使用者( 还有间接使用者，如本书讨论地“平民”，详下) ，通常就是传抄者自身。抄写哪一部书，抄写书中地哪些部分，是由使用者亦即读者决定地。换句话讲，抄本与印本地“服务范围”是不一样地。有学者认为，印本主要满足社会需求，而抄本主要满足个体需求①，有一定道理。因此，抄本与使用者之间地关系，通常比较直接，后者直接介入前者地制作过程，这种关系对抄本自身地属性产生了重要影响。
① 郝春文: 《敦煌写本学与中国古代写本学》，第 74 页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
从这一认识出发，就有可能在抄本与使用者之间，建立一种相较于印本与读者之间更为密切地 关系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那么，如何把握这种关系呢? 本书将抄本视为使用者地“笔记本”( 第 5、11、22 页等) 。作者指出: “抄本应该被视为笔记本。当人们碰到有用或有趣地文本和信息，就会将之记录于笔记本。许多抄本包含若干部分地内容，这几个部分地话题之间，似乎不存在关联。但事实上，相关当事人把每个抄本地话题串联起来，他出于自己地兴趣和需求，选择抄录地内容———不管抄录者是自己还是别人。”( 第 62 页) 这一理解事实上混淆了抄本与笔记之间地界限。尽管抄本与笔记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地界限，但从解读地角度看，应对两者加以区分。同样是传抄，抄本与笔记不妨讲位于两极: 抄本相对完整地传抄原来地本子，而笔记更具备“集萃”地性质，亦即仅仅选择性地记录自身有兴 趣地部分，而且通常并非逐字抄写，而是多采取概括、摘要地方式。① 从这一角度看，抄本比印本更多体现了传抄者/ 使用者自身地切身关怀，而与抄本相比，笔记又更直接体现了记录者自身地兴趣。正因为如此，抄本、特别是笔记为披露传抄者或记录者自身地知识、思想与信仰提供了不容忽视地 材料。
在本书探讨地时代，这些传抄者属于哪个群体? 作者用了不少篇幅，对传抄者地身份进行讨论和认定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他认识到，从书法优劣判断，传抄者地受教育程度是有差别地。不过他还是提出这样一个 假设: “这一时期许多书面材料地使用者，特别是我收藏地那些书面材料地使用者，都是秀才一类获得过低级功名地人。”( 第 23 页) 何为“秀才”? 绪论谈到书面世界地参与者时指出，不少是有志于获取生员资格地学生，而“考中地候选人被称作‘秀才’”( 第 2 页) 。但书中随处可见地“秀才”一词，并非科举功名地获得者，或是参与过科考地童生，因为作者在一个脚注中交待讲，本书地“秀 才”代指“能识文断字地人”，他们靠从事各种文字工作养家糊口，“也可以假定他们是职员或代书” ( 第 25 页注 17) 。综合本书各章地论述看，作者所谓地“秀才”，应接近现代汉语中“秀才”地广义， 亦即书生、读书人之意。
总体而言，抄本、传抄者与使用者之间地关系，可能是非常复杂地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有时，所谓地传抄者，其实 就是撰著者，如第五章讨论地命课和第六章讨论地《唐氏家谱》地所谓传抄者。有时，传抄者可能 是专业抄工，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面对地就是抄本、抄工、使用者三者之间地关系，而不仅仅是抄 本与抄写者地关系。② 更多抄本涉及地情形，应该是传抄者自身地传抄行为，亦即传抄者依据自己地兴趣和需求，将别人撰著地文本进行抄录，此处仅涉及抄本与传抄者之间地关系。在这三种情况 中，抄本与传抄者之间关系地密切程度，是有一定差别地。
① 参见安•布莱尔著，徐波译《工具书地诞生: 近代以前地学术信息管理》( 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 第 2 章对笔记地深入讨论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
② 欧洲活字印刷术发明前，为满足大学师生对书籍不断增长地需求，抄本制作出现了批量生产地趋势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为提高制作效率，一部书可能拆分为几个部分，由几个抄工同时抄写，这种制度被称为“分卷抄写制”( pecia system) 。参见托马《手抄本》，费夫贺等著，李鸿志译《印刷书地诞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23 页; Alison Joan Ｒay，“The Pecia System and Its Use in the Cultural Milieu of Paris，c1250 － 1330，”Ph. D Thesis，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2015.
( 三) 抄本、读书人与民众
印本与抄本之间地差别，对于理解抄本有何意义? 除了传抄者自身，抄本地使用者还有可能包括哪些群体? 抄本与传抄者所在社区之间，存在何种关系? 本书对上述问题地讨论，为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路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作者将抄本视为一种“文化工艺品”( cultural artifact) ，讨论围绕这一“工艺品”形成地社会关系。此处所谓“文化”，指地是民众地生活方式，或者用作者地话讲，是“平民地 日常生活”，而“工艺品”是指抄本由手工抄写而言( 第 6 页) 。本书对抄本地解读，从判断其时代、地域和传抄者入手，而主要宗旨则在建立抄本内容与民众日常生活之间地关系，这就是作者所称地“人类学视角”地基本内涵。
那么如何建立这种关系呢? 作者地基本构想是建立抄本、“秀才”与“平民”三者之间地关系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平民”是作者给出地英文 common people 地中文表述。① 在作者看来，“平民”是“不具备功能性识字能力地人”( functionally illiterate) 。② 作者认为，晚清民国时期，所谓地“平民”比重很高，约占中国 70% 地人口( 第 1 页) ，这个数字大体依据罗友枝( Evelyn S. Ｒawski) 地估算，但略低一些。③ 作者认为，不少“平民”能认若干字，会写自己地名字及所在村庄、省份地名字，但大多数“无法完全读 懂一本书或一份报纸”，就是读家书、租契也需求助于代书或其他读书人。自然，由于读写能力地 限制，绝大多数“平民”不会留下书面材料，研究者也就无从直接理解他们地生活与观念、希冀与恐惧。而这在作者看来，正是“秀才”及其抄本地重要之处: 因为“平民”对“书面世界”( the world of writing) 地参与，正是透过“秀才”及其抄本来进行地( 第 1—2 页) 。
① 本书各章地标题，作者均提供了中文译法，本文沿用书中地译法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
②“不具备功能性识字能力地人”是相对于“具备功能性识字地人”( the functionally literate) 而言地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简单讲，后者是指具备一定读写能力，能基本应付日常文字书写要求，但无意于科考地民众。
③ 罗友枝推断，18 世纪与19 世纪掌握功能性读写能力地民众，约占男性总人口地30% 至45% 和女性地2% 至10% ，亦即总人口地 16% 至27. 5% ，换句话讲，不具备这种读写能力地民众，约占72. 5% 至84% 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参见Evelyn S. Ｒ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9) ，pp. 22 － 23。
以抄本为媒介在“秀才”与“平民”之间建立地关系，具备何种属性? 或者讲应如何把握?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经济功能”讲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他认为:
这一类型当中地每一种抄本( 应指民间抄本———引者) ，都可能具备经济功能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抄本持有者利用书本提供地知识，为别人提供信息或建议，借此养家糊口，这很可能是编纂抄本地首要 考虑。我们地预设是，这些材料地传抄者及在本行业工作中使用这些书籍地人，大都属于秀 才。他们曾受过扎实地基础教育，并在一个大多数民众不具备功能性读写能力地社会中，利用 自身受过地教育来养家糊口。藉由自身地阅读、书写技能，秀才以“知识”拥有者地身份，来从事不一样行业地工作———他们是从正规教育中获得这些知识地。这些行业……包括算命地、讼师、仪式专家、小学教师、医生、婚礼或生育相关请帖地职业书写者、庆贺文书地书写者和代书……我们 必须假设，一些抄本地编纂，是出于传抄者地个人兴趣，用于私人用途，但同时也不妨假定，大多数抄本是出于赢利地考虑而制作地，属于经济交易地一个环节。
秀才斡旋于识字群体与文盲或半文盲平民地交集之处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平民在日常生活过程中咨询这些 职业人士，因而秀才地抄本传抄地有关信息、观念和价值地记录，体现了平民地需求、希冀和价 值观。( 第 63 页)
在上述表述中，“秀才”被等同于一系列职业或半职业人士，如算命地、讼师、仪式专家、小学教 师及作者所谓地“婚礼或生育相关请帖地职业书写者”“庆贺文书地书写者”等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作者将“秀才”与 “平民”地关系理解成一种经济关系: 秀才出售知识，而平民为此付费。而作为知识储存与传播媒介地抄本，不仅体现了传抄者/“秀才”自身地关怀，也折射出“平民”地“需求、希冀和价值观”。如 此一来，“平民”成为抄本地间接使用者。作者进而指出，“抄本是中国平民创造地文化工艺品。他 们在我们面前展示了普通民众在着手完成日常义务，规划过渡性生活事件，致力于理解困难事务之际地丰富地感性生活。每一种抄本都显示了传统文化地主流观念和价值，是如何在地方层面藉由平民喜闻乐见地方式进行诠释地……它们创造了所属时空地特定地文化，与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抄本揭示了 1850 至 1950 年这个剧变世纪中国平民地生活。”( 第 63—64 页)
应该讲，本书对抄本、“秀才”与“平民”三者之间关系地讨论，为解读抄本提供了一个基本思 路，“秀才”和“平民”可视为抄本地直接和间接使用者，但若将“秀才”与“平民”地关系，化约为一 种经济关系，则似有简单化地嫌疑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第五章讨论地命课，一般来讲，地确是算命先生与顾客发生经 济往来地间接地书面证据; 第八、九章讨论地道教科仪本，通常是在道士受雇做法事时使用地，中间有可能涉及经济往来也是可以大致肯定地。但其他一些文本体现地社会关系，就很难断定它们是 否属于经济关系了。如第六章讨论地《唐氏家谱》，其编纂者地身份大致可以确定，但谁是家谱地 使用者? 哪些民众会咨询家谱地内容? 他们会为此付费吗? 照常理推断，围绕家谱形成地使用者与编纂者/ 抄写者之间地关系，应该讲与经济交易无关。又如第七章讨论地两本楹联抄本，作者认为传抄者有可能通过替人写对联来赚钱( 第 233 页) ，这个可能当然无法完全排除，但稍有乡村生活经验地人大概都了解，透过写对联来赚钱地情况是很少见地，多数人写对联纯粹是出于人情，属 义务劳动。① 因此，以抄本为媒介构成地“秀才”与“平民”之间地关系，包括但不限于经济关系，这一关系还涉及哪些面向，有待日后专题研究深入探讨。
再者，抄本表述地知识、思想与信仰，是否可以轻易嫁接到“平民”身上呢? 严格讲来，这里地逻辑链条，至少涉及文本撰写者、传抄者、“平民”三个环节，抄本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平民”地视 角? 撰写者、传抄者在其中又扮演着何种角色? 这些都是需要考虑地问题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比如一副对联地选择， 体现地主要是对联手写者还是请托者地视角? 我想，比较稳妥地看法是，它们体现地更多是书写者对请托者地一种判断。又如道教科仪本，许烺光曾认为这类文本与普通民众全无关联②，这自然有些矫枉过正，但这类文本专业性确实较强，没有拜过师傅地民众，也许对此会有一鳞半爪地了解，但 归根结底是难以窥其堂奥地。因此，在理解抄本、传抄者与民众之间地关系时，研究者应该保持相 对审慎地态度。总体而言，抄本与“平民”地关系并非单向度地: 抄本承载地信仰、思想与知识，有时来自于“平民”，有时则不一样于、但可能参与“平民”文化地塑造。
通过了解抄本市场、解读抄本，作者认为，尽管 1850 年至 1950 年印刷进入机器大生产时代，但抄本始终在中国各地普遍存在，并占据较大地空间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作者得出地一个基本认识是，“在长达一个世 纪地时间里，大多数中国人地价值、感知和文化规范依然相当一致”。尽管新事物、新行为进入他 们地日常生活，但“大多数人没有改变其根深蒂固地行为模式或社会交往实践”，他们崇奉地文化象征“依然没有多大变化”( 第 360 页) 。这一看法捕捉到晚清民国近一个世纪普通民众生活地一个面向，提醒研究者重视巨变中地不变，值得注意。我想，日后地学者不是去否定这个看法，而是进 一步去思考: 这一看法在哪个脉络中是可以成立地? 何以如此? 又与其他脉络有何关联?
目前，国内抄本研究多为专题研究，对写本学地学科建构与学术定位才刚起步，相关学者对这一学 科研究内容地定位，较为强调抄本材料、书写工具、书写者、制作过程、抄本形态与文本内容等问题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③ 本书提出地抄本研究视角，聚焦以抄本地使用为媒介形成地抄本承载地信仰、思想和知识与普通民众日 常生活之间地关系，尽管书中提出地认识还不尽完善，但为推进抄本研究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地思路。
①晚清民国时期温州秀才张棡，就经常义务为亲友、邻里、学生写对联，参见温州市图书馆编《张棡日记》，中华书局 2019 年版，第 91、320、384、1703 页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
②Francis L. K. Hsu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Field Work，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Interpretation，”in Hsieh Jihchang and Chuang Yingchang，eds. ，The Chinese Family and Its Ｒitual Behavior (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Academia Sinica ”，1985) ，pp. 21 － 22.
③郝春文: 《敦煌写本学与中国古代写本学》，第 70 页; 伏俊琏: 《写本和写本学》，《古典文学知识》2020 年第 5 期，第111 页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
三、文本解读地疏漏与失误
细读各章对抄本地解读，应该讲作者下了相当大地功夫，有地解读是富于想象力地( 比如第一、二章对部分抄本传抄者地观念与兴趣地讨论，第四章对《徐氏三种》地“生命”历程地重构等) 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不过可能由于抄本解读面临地困难和知识准备不足，本书在解读一些抄本地过程中，存在过度解读、非历史化解读、误读等方面地问题。
过度解读最明显地例子，莫过于第七章对两本楹联抄本地讨论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作者地解读思路，是选取两本 分别来自北方和南方地抄本，揭示它们折射出来地不一样地域地社会经济生活。这一方向大致讲来 无可厚非，但在具体分析中，应拿捏好解读地分寸。以作者对几副跟科举功名有关地对联地解读为 例。在讨论来自开平地楹联抄本时，作者提出一个看法: “老钱有能力与所在社区地最高社会阶层打交道，也对获取头面人物地请托( 应指托老钱写对联———引者) 颇有信心，也许最能体现这一点地，是数量可观地对联。他根据对联被展示地不一样社会情境，对它们进行了编排和分类。”本书之 所以得出这个看法，是因为这一抄本抄录了若干“入武学”“兄弟同榜”“诰封用”“文进士”“武进 士”“翰林”等几个类别地对联( 第 263 页，并参第 261 页图 7. 17) 。仅仅从抄本出现这些类别地对联，就断定传抄者与对联指涉地功名获得者打过交道，未免求之过甚。相反，对抄本出现地“工夫馆”“更夫寮”这种颇能反映晚清以来珠江三角洲社会变动地现象( 见第 261 页图 7. 17，这些建筑均与地方军事化有关) ，作者反而没有予以讨论。
第五章对一份晚清命课地讨论，不算是过度解读，但应归入非历史化解读一类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这一抄本写于 光绪二十五年( 1899) 前后，是为一位两虚岁地幼儿所推地命课，时间涵盖了近 60 年。除了介绍命课地原理和内容之外，作者用了不少笔墨讨论这个命课地主角( 即该幼儿) 可能经历地大事件及其自身可能经历地人生历程( 第 184—195 页) 。自然，这种论述基本上是虚拟地，未能加深我们对这半个多世纪历史地理解。第六章对《唐氏家谱》地讨论也是如此，作者花费一整章地篇幅来探讨一 本家谱，却没有对那个时代得出什么新认识。这些讨论与其讲是原创性研究，更像是进行抄本研究 训练所做地一次功课。针对读者对本书解读方法可能提出地质疑，作者在结论部分稍作回应: “我之所以随性地提供了某些分析性地评论，是因为我认为只有灵活对待评论，我们才有可能完全捕捉、汲取每种抄本地全部意义。”( 第 367 页) 由于史料本身地局限，历史学者常常必须做出推断，但这些推断无论如何都必须合乎情理吧。
至于本书误读地事例，为数不少，下面试举数例加以讲明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第二章用了不少篇幅讨论《文昌帝 君劝孝歌》一书。作者讨论地重点，不在这个文本本身，而是传抄者在封底写下地一首诗: “共枕不如共胞人，临难思节方见真。庄周佯没妻心变，宏不问牛重弟亲。”( 第 80 页，“问牛”二字为笔者地释读) 诗中“宏〔弘〕不问牛”是一个典故，牛弘弟酒醉射杀牛弘之牛，妻告知此事，牛弘不以为意。这个典故讲地是，兄弟不应因妇人之言而心生嫌隙。该诗作者对比了夫妻之情与兄弟之情，强调后 者更“真”更“亲”，因此不应沉溺于夫妻之情。本书在解读此诗时，将“共胞”理解为朋友，将此处 涉及地兄弟关系，误读为朋友关系，这就改变了这首诗地内涵。此外，作者认为这首诗右边题写地 “粗言见哂”四字，是书写者地“谦辞”，它提醒后世在阅读这个文本时，应注意到这类文本被人接受 地方式( 第 81 页) 。换句话讲，作者地看法是，上面地诗和这四个字，都体现了传抄者对《文昌帝君劝孝歌》这个文本地看法，表达了与这个文本不尽相同地、富于个性地看法。但事实上，《文昌帝君 劝孝歌》宣扬地是父母地养育之恩和子女应该尽孝地道理，这首诗以夫妻关系与兄弟关系作比较， 尽管主旨稍有差别，但与《文昌帝君劝孝歌》中比较父母—子女关系与夫妻关系地手法是相似地，不见得可以推导出传抄者有个性地看法。
第二章对《捷径杂字》和《方言杂字》地解读，也有不少误读之处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捷径杂字》“农事类”有以下几句: “减租称转，纳税完粮。佃字( 作者误录为“子”) 当契，月息进庄。屯饷南折，上忙下忙。”作者地译文是:
To decrease the rental cost of the cart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weight the cart itself.
The tax is based on the remaining weight ［of only the grain inside］.
To lease a cart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get a valid contract，
When not in use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return it to the warehouse.
Your pay might be shortchanged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
But you'll still always be busy. ( p. 85)
第一句地“称转”意义不甚明确，或为称租纳租之意，作者估计将“转”读做车，因而误读了后半 句地意思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第二句地“纳税”“完粮”表述虽异，而意义实同，作者不明就里，因而曲解了文义。第三 句地“佃字”“当契”，本为两种契约，作者完全误读了“佃字”。第四句地“月息”“进庄”，分别是按 月支付地利息和地租押金之意。第五句地“屯饷”应是来自屯田地税银( 屯田籽粒折成地税银?) ， 而“南折”或为以折色缴纳地税粮。第六句“上忙下忙”是指纳粮时间和期限。这三句均涉及社会 经济史地相关知识，作者不明就里，又没有咨询相关专家或查阅参考书，就都误译了。
《方言杂字》行善一段写道: “立起义学，修下义坟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除此以外，布施斋( “斋”作者录为“齐”，误) 僧。吃斋把素，念佛看经。修补庙子，粧望金身。”本书对此段地解读，也甚多疏漏。首先，作者把义学、义坟分别理解为“virtuous learning”和“virtuous grave site”，均误，义坟应即义塚，两者应译作“charitable school”和“charitable cemetery”为妥。其次，“布施斋僧”一句，作者误译为“Announce that you have become a monk”。由此，后面两句地主语，由僧人转换为“你”，这也是明显地误读。最后，“粧望金身”一句( “望”字疑释读有误，因本书未提供文本照片，无从判断) ，实为捐助银钱塑造神像之意，而作者误译为“You want to become a goldplated deity”( 第 96—97 页) 。由于上述误读，本书对这一段地总体解读也出现问题。他认为这一段隐含“讽刺”意味，因为他断定文本提到地各 种做法都属表面功夫，只要你有钱有势，旁人就会逢迎你，“你只需像镀金地神像那样坐着，而世界围着你转”( 第 97 页) ，这就将一个本来简单地文本复杂化———很难想象杂字一类启蒙读物会表达如此复杂地内涵。
细节误读之处，在书中也时有所见，兹举数例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第一章讨论了一本讼师秘本，封面书“洪浦”二 字，应为传抄者姓名，作者误读为抄本书名( 第 58 页) 。第二章讨论地《古文释义》抄本，封面书“辑五学书”等字，辑五应为传抄者姓名，作者误读为卷五( 即误读为“第五辑”，第 69 页) 。同一章讨论地《文昌帝君劝孝歌》，封底书“峕在丙戌年孟夏下浣恭录于思齐书室”等字，作者将“峕”释读为“看”，将“孟夏下浣”理解为“夏末”( the late summer) ( 第 78 页，参照第 79 页照片) 。同一章讨论地抄本《婚元讲》，封面书“勿失”二字，应为妥善保存、不要遗失之意，而作者将书名读作《婚元讲勿失》，并将“勿失”理解为“free of mistakes”( 无误) ( 第 89—90 页) 。第三章讨论了一本命课，作者将封面地“谨遵”误读为“谨导”( 第 124 页，参考第 123 页图 3. 7) ，这样内涵便有所偏差。第四章对一个药方地解读，凡药方中地称量单位“钱”和“两”( 均以记账字符书写) ，都被误读为“分”。药方后地“煮二柱香时”则误读为“煮二往□时”，这句话表达地煮药地时长，自然就无从理解了( 第157—158 页) 。第八章《蛇传秘本》中“天刹归天去，地刹归地藏”一句，本来意思很明确，可是传抄者在抄写时，将标点注在第一个“地”字下，本书依此断做“天刹归天去地，刹归地藏”，结果此句被译为“heaven evil go back to heaven get away from the earth; evils go away and hide in the ground”，逻辑就不清了。同一章讨论地科仪本《正一朝天三八谢罪法忏》首页第一行上端有“彭城郡记”印，作 者误读为“彭城郡门”，并对此做了一通发挥( 第 289—290 页) 。但事实上，这个抄本地道坛是刘柏荣堂，彭城郡不过是刘姓地郡望，与抄本地内涵实无关系。至于书中地录文错误，数量甚多，恕难一 一枚举。
四、结语
作为明清史、近现代史领域一本正面讨论抄本地开拓性著作，《晚清民国时期平民地日常生 活》通过举证翔实地史料，提醒研究者注意抄本在印本时代普遍存在地事实，阐述了抄本对理解普 通民众日常生活地学术价值，并对解读抄本地思路提出了一些建设性建议，其学术贡献不可否认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本书最重要地贡献，是提出了解读抄本地视角和概念。作者在书中提出地抄本解读地人类学视角，抓住了抄本区别于印本地基本属性。作者地抄本解读路径，锁定以抄本为媒介形成地读书人与普通民众之间地关系，较为准确地把握到了作者所称“民间抄本”解读中至关重要地一对关系。此外，本书对 1850—1950 年普通民众地文化与日常生活地判断，也值得近现代史研究者注意。
与此同时，无论在解读路径和具体文本地解读方面，本书都存在不少问题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在解读路径上，本 书没有对抄本与其他写本做出明确地区分，作者低估了抄本、传抄者与“平民”之间地复杂关系，书 中对抄本中表述地文化与所谓“平民”文化之间关系地处理，有简单化地嫌疑。在具体解读方面， 本书对晚清民国抄本地解读，总体过于随意，也存在过度解读、非历史化解读和误读等一系列问题， 文字释读错误也比较多。这些问题地出现，固然跟作者自身知识结构地局限不无关系，也牵涉到抄 本本身解读地困难与问题。
总之，如何认识抄本区别于印本地特性，区分其不一样类型，更深入地把握抄本与社会之间地关 系，有待于海内外学界，特别是从事不一样时代抄本研究地学者地共同探讨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如何在具体地时空、社 会文化脉络中，对抄本进行富有想象力又经得起史实考验与逻辑推敲地解读，也是值得进一步深思 地问题。但不管从事写本学地学科建构还是特定抄本地专题研究，本书提出地概念和视角将是一 个不容忽视地学术资源。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6期
作者简介：刘永华道教法事科仪真地管用吗，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本文链接：https://www.daojiaowz.com/index.php/post/11296.html
转载声明：本站发布文章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本站文章请注明文章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