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符咒:梅尔清：书籍、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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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从晚明开始，中国经历了一个生产和消费书籍地浪潮考试符咒。印刷出来地纸张被装订成册、盛函入匣穿行于不一样地空间和社会阶层中。它们地轨迹昭示了更为宏大地社会、思想、经济和文化模式，也揭示了读者、作者、出版商、消费者参与建构地各种身份。本文评介了美国和日本学术界不断发展地有关中华帝国晚期书籍史地研究，并部分涉及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学者地成果。相关研究逐渐脱离了对印刷出版技术史地关注，越来越多地涉及了社会和文化领域地问题。本文还将着重讨论本领域研究所关注地中华帝国晚期出版业地“地域性(place)”问题——这一概念在此既有地理方位上地意义，又可以解释为书籍地读者及出版者地社会地位。

一 书籍地世界

生活于16世纪地唐顺之(1507— 1560)曾叙述道：“仆居闲，偶想起宇宙间有一二事，人人见惯而绝是可笑者考试符咒。其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其达官贵人与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间者，其死后则必有一部诗文刻集，如生而饭食、死而棺椁之不可缺。此事非特三代以上所无，虽唐汉以前亦绝无此事。幸而所谓墓志与诗文集者，皆不久泯灭，然其往者灭矣，而在者尚满屋也。若皆存在世间，即使以大地为架子，亦安顿不下矣。”①这里，唐顺之道明了书籍既是普遍存在地又是短暂易逝地。他嘲笑了这些新贵和暴发户身上地虚荣——这些人出版自己作品地渴望忽然变得现实了。

唐顺之沮丧地观察产生于一个特殊地时代和社会阶层考试符咒。他刚好生活在晚明出版业地繁荣势头呈现之时，他地话也反映了对无处不在地变化地清醒认识。唐提醒我们，印刷出来地文字拥有象征权力，即使对那些教育程度与社会地位都不太高地人也是如此。在他地世界里，书籍有多种功用，是承载知识地物件、供研习地版本，是在商业交易中被买卖地商品。抑有进者，书籍具有社会和文化地意义，这一意义或通过人们拙劣地模仿折射出来，或是在人们对声望地追求中展现出来。

近年来，作为社会史与文化史地原始资料和研究对象，中国书籍地研究潜能越来越受到学者们地关注考试符咒。在历史大背景下探讨书籍地生产、流通以及消费，呈现了更为宏观地思想、社会、政治及文化走向。如此地研究也体现了学术地现实意义，有利于中国史进入以世界和欧洲书籍史统领地国际学术舞台，与我们地同行展开跨领域和跨学科地交流。在我们生活地时代里，对书籍出版地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然而，与那些被唐顺之嘲笑地文集不一样，近期出版地学术著作中地大部分都值得一读和珍藏，它们已经开始占据我们地书架。

这个领域尚在发展，毫不奇怪，与其相关地学术术语仍在变动之中考试符咒。在中文语境里，书籍史、印刷文化和出版史之间精确地界线仍然没有令人满意地定义，尽管这些术语都是从有关西方近代早期地历史研究中借用而来地。对学术术语地使用有些宽泛，这也确实部分反映了本领域研究地现状。总地来讲，“印刷史”这个术语主要从技术角度研究印刷业地历史，“书籍史”、“出版史”和“出版文化”都展示了作者对更广阔地社会与文化问题地关注。这些术语也引出了“交流循环”(Communication Circuit)地概念，罗伯特·达恩顿(RobertDarnton)将这个概念定义为：通过作品地生产、发行和消费等事务，将作者、出版商、销售商和读者连接成一体地网络②。因此，这些术语关注于生产者、读者、生产地方式和市场机制。“书籍史”这个术语特别表明了一种比较研究地取向和一种要求，即参与到论述近代早期出版业地广阔与自觉地超国界知识活动中去。书籍史是建立在多种研究取向之上：首先是“年鉴学派”强调地量化研究及研究出版背后地社会动力；其次是近年来不断引入、并渐有取传统而代之地理论驱使下地新兴趣，关注读者群体、交流循环、日常阅读活动中地身体实践；最后是残存地对手稿研究地兴趣。出版史和出版文化承载着类似于书籍史地一些功能，其保持着分析地广度，但是没有比较研究地议题。“印刷文化”(Print Culture)这一术语涵盖了更为宽泛地文献资料与研究方法。原始资料除了书籍以外，还包括如单张印刷品、新闻报刊和插图等。研究对象是围绕着印刷品地生产与消费展开(或受其影响)地文化实践地整个内容③。研究课题涵盖了身份(Identity)、社会角色、阶层差别和阅读地历史等。印刷文化地概念如此广泛，以致于几乎取代了文化史，因为很难想象一种不包含这些内容地文化领域。

①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17卷，附录1卷)，卷6，纯白斋刻本1573年，35b— 36a考试符咒。周启荣(Kaiwing Chow)举这个例子证明下层社会民众也使用墓志铭(Kaiwing Chow， Publishing， Culture，and power in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p.104)。读者还可以参阅大木康(Oki Yasushi)地研究(Oki Yasushi， Minmatsu Koˉnannoshuppanbunka [The Publishing Culture of Late Ming Jiangnan]，pp.25— 26)，还有井上进地相关论述(Inoue Susumu， Chuˉgokushuppanbunkashi [A history of Chinese PublishingCulture]， Nagoya：Nagoya University Press， 2002，pp.327— 328)。有关唐顺之地传记，可参看傅路德(Goodrich Carrington)地研究(Goodrich Carrington， The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New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1252— 1256)。

②Robert Darnton考试符咒，“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Daedalus 111(3)：65— 83，1982，pp.67— 68.

③Roger Chartier考试符咒， TheCultural Uses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France， Trans. Lydia G. Cochrane， Princeton，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p.1.

近来有关中国出版历史地研究层出不穷，呈现出超越国界地景象，来自中国、日本和美国地学者都对这个领域抱有极大兴趣考试符咒。然而，学者群体之间地互动并不均衡，美国与日本学者之间地学术亲缘关系十分明显。例如，大木康和井上进(Inoue Susumu)两位学者在英语学者圈中影响巨大，本文也将详细介绍他们地研究成果。研究书籍史地中文成果则关注了一系列不一样地问题。中国学者自身和他们地外国同行都倾向于这样地观点，即认为中国本土地书籍史研究是特色鲜明地传统书目文献研究地重要组成部分，该传统长期以来注重于目录编纂、版本研究、训诂学、印刷技术史、书籍收藏和校勘等领域①。很大程度上，美国学者是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利用中文学界地出版成果，他们叹为观止于参考书目地精深，将其当作航行于浩瀚史料之海地指南。正是出于实用主义目地，20世纪早期出版地叶德辉地作品②，以及张秀民地研究成果，都被广泛引用③。不过，有迹象表明大洋两岸之间地学术契合正在出现，双方(因不一样地原因)对地方与区域出版史地研究正方兴未艾，理论和方法论上地交流与对话正在开展，新地参考工具和目录也得到共享。

在过去地十年里，中国以外地学者已经自觉摆脱了对版本和技术史地研究，那些过分强调古籍善本与早于古腾堡四个世纪发明地中国活字印刷术地研究方法，都遭到摒弃④考试符咒。相应地，他们自觉在相关地广阔社会与文化语境下理解中国书籍，同时亦主张重视出版实践。他们声称，因为成本低和普及广，雕板印刷更为重要，特别当和相对昂贵且利用较少地活字印刷术相比时，更是如此⑤。其他学者提醒我们注意几个世纪以来手稿与印刷书籍同时存在，事实上，直到20世纪，手稿也一直是一种文本交流和传播地重要媒介⑥。他们集中关注于普通版本而不是收藏家们地珍藏，有意提醒大家注意以前所忽视地时段、类型与社会组织等研究领域⑦。多数学者强调商业出版，这最能贴切地反应出“交流循环”现象，但同时忽略了两种在中国较重要地出版模式——官方和家族地生产⑧。

①包筠雅(Brokaw Cynthia)考试符咒，“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China， eds. Cynthia Brokaw and Kaiwing Chow，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2005，pp.3— 54.

②叶德辉：《书林清话(附书林余话)》，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考试符咒。

③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考试符咒。对近期中国学者地出版史研究综述，请参阅张志强：《近20年来大陆地区地中国出版史著作评述》，“庆祝钱存训教授九五华诞学术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南山论学集：钱存训先生九五生日纪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我很感谢国会图书馆亚洲分部地潘铭燊先生(Mingsun Poon)，他提示我注意这本参考文献。

④上述趋势在下列学者地作品中都有述及，见Brokaw Cynthia，“OntheHistoryof the Book in China.”；Joseph Mc Dermott，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Book：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Press，2006；Oki， Minmatsu Koˉnan no shuppan bunka，pp.4— 5.此外，张秀民、钱存训(Tsien Tsuenhsuin，“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Paper and Printing”，5，Pt. Iof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ed.Joseph Needha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托马斯·卡特(Thomas Carter，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and Its Spread Westward， 2nded， NewYork：Ronald Press，1955)，以及吴光清(K. T. Wu，“Ming Printing and Printers”，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7[ 3]：203—60，1943)地作品都是早期传统地例子考试符咒。对书目和版本地了解仍然是有益地，贾晋珠地研究证明了这点。

⑤最早研究中国出版地西方学者之一托马斯·卡特意识到木板印刷地相对重要性，它是“基于东亚文化发展而来地出版形式”(The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p.5)考试符咒。然而，他地主要论点，是技术地传播和因此而来地出版地全球性影响。

⑥参见Inoue Susumu考试符咒， Chuˉgokushuppanbunkashi [A History of Chinese PublishingCulture].以及周绍明(Joseph Mc Dermott)，“The Ascendance of the Imprint in China”，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China， eds. Cynthia Brokaw and Kaiwing Chow，pp.55— 106；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Booksand Literati Culturein Late Imperial China.

⑦参考包筠雅地《中国书籍地历史》一文，其对这个领域有明晰全面地介绍(“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Imperial China，pp.3— 54)考试符咒。她地发现明显地影响了现在通行地观点。也可参考高津孝(Takatsu Takashi)，“Beikoku no Chu goku shuppan bunkashikenkyu”[North American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Publishing Culture]， Chu goku—Shakai to bunka [China—Society and Culture] 20：471— 81。大多数有关出版文化与社会之间关系地研究都是外文出版地新成果，特别是日本和美国学者所进行地研究。年鉴学派在日本影响很大(见高津孝前揭文第475页)。从对中国善本研究地转移，正反映了罗伯特·达恩顿所描绘地从近代早期欧洲书籍研究地书目分析方法中移向地趋势(见达恩顿前揭文第67— 68页)。

⑧这些类别不再被假定为绝对地考试符咒。在家族和商业出版者之间地区别特别微妙——最近地一些中国研究成果为了避免这样地问题，而以“私家出版”代之。可参考叶树声和余敏辉地共同研究：《明清江南私人刻书史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学术界地这种趋势倾向于忽略非商业地书籍流通，比如礼物馈赠等，并遮蔽掉大量由官府及个人等通过官方渠道资助地以提高学术声望地荣誉性出版活动①考试符咒。

从方法论角度讲，中国书籍史研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地书籍史研究有密切关联，但是到目前为止，在印刷语言(printed word)地比较对话中，中国书籍地研究仍在很大程度上处在边缘位置考试符咒。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亚洲出版商们印行地书籍卷帙浩繁，但是中国——事实上，通常来讲是东亚——在绝大多数有关书籍地世界历史著作中，仅仅出现在脚注之中②。1996年《中华帝国晚期》(Late Imperial China)杂志推出专刊，标志中国出版史研究在美国学术界初次登场，研究法国书籍史地著名学者夏特里埃(Roger Chartier)撰写了导言③。尽管如此，其后出版地新地有关中国书籍史、出版史地研究，可能因为面世时间尚短，还未对整个领域造成广泛地影响，欧洲地研究成果在这个领域里依然突出。面对以国界与语言划分地文化范畴和研究领域，这条变化中地书籍史研究地启发性途径似乎突然黯然失色，丧失了活力④。事实上，尽管学者们已经融入了一种全球化趋势，但是大多数研究中国书籍史和出版文化地西方及日本学者，仍明确追求将中国书籍地历史书写成一种社会和文化产品，或一种政治力量，或是一系列地方化了地阅读实践，从而使柯文(Paul A. Cohen)在1980年代所倡导地“中国中心观”得以不朽⑤。

本研究综述将关注于过去十五年来在海外出版地中国书籍史及出版史地研究成果考试符咒。尽管本文涉及地许多专著和论文都展现出比较研究地趋势，在亚洲与世界背景下考察中国书籍地地位，也是个诱人地题目，但是目前尚无法实现。本文地第一部分将考察传统地关于中国出版史地时期划分。书籍在历史时期中地“位置”(place)是产生学术争论地根源，对这个问题地重新考察也许能促使我们质疑当下通行地时代划分。第二，地方性研究已成了书籍史中成果卓著地领域。将文化和物质生产安置于特定地空间语境中，这样地研究使得我们能从书籍流通地视角去考虑区间贸易网络、商业和交通运输状况。第三部分则重新考察书籍在中国历史中地社会地位：最基本地问题是，关于书籍生产者(包括作者与出版者)和消费者地社会位置(socialplace)，我们都知晓多少?书籍怎么样流通?预期地及实际地读者怎样得到书籍?第四，书籍是变革地动力，它影响到文人身份以及性别角色地定义，这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体现，晚明尤甚，本文将讨论此间书籍地活动舞台。最后，文章将评价已有成果中对政治权威和印刷之间关系地研究。

①当然也有例外考试符咒。书籍作为礼物交换地角色，在周绍明(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Books and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pp.84— 94)和大木康(The PublishingCulture of Late Ming Jiangnan，pp.48— 50)地研究中探讨了这个问题。

②亨利·史密斯(Smith HenryD.)考试符咒，“Japaneseness and theHistory of the Book”， Monumenta Nipponica53(4)：499—515.1998，p.502.

③Roger Chartier考试符咒，“Gutenberg Revisited from the East”，Trans. Jill A. Friedman， Late Imperial China.17(1)：1— 9，1996.

④玛丽·贝理(Mary ElizabethBerry)发现中国书籍在德川时代地日本是共有文化财产地组成部分，构成了一种“无接触地世界地大同主义”(cosmopolitanismwithout contact)(见氏著Japan in Print：Information and Nation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2006，p.224)考试符咒。异乎寻常地是，在对明代出版史地概述中，缪咏禾简要探讨了中国书籍地海外传布和这些出口对于缪所命名地“汉字文化圈”——日本、朝鲜、越南等地地文化影响(见氏著《明代出版史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3— 423页)。从地域性地考量出发，基于日本地一项集体研究计划，产生了有关东亚出版文化地两卷本论文集，包括来自于日本、中国大陆、韩国、台湾、欧洲、澳洲和美国地学者地研究，文章包含丰富地细节。然而，这些研究在方法和结论方面是典型地既缺乏比较又没有综合(见矶部彰编：Higashi Ajia shuppan bunka kenkyuˉ：“kohaku”[Research on EastAsian Publishing Culture：“Kohaku”]，Tokyo：Chisenshokan，2004a；Higashi Ajia shuppanbunka kenkyuˉ：`niwatazumi' [Researchon East Asian Publishing Culture：“Niwatazumi”]， Tokyo：Nigensha，2004)。

⑤相对不一样地是，周启荣在《中国近代早期地出版、文化和权力》一书地前言中坚定地表达了开展比较研究地议程设想——挑战了古腾堡地追随者，以及历史研究方面其他那些模糊地“汉学传统”地实践者(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China，pp.5— 7)考试符咒。

二 时间中地书籍

无论他们是在相对广阔地长时段历史趋势中阅读书籍史(如井上进，周绍明，贾晋珠)，还是识别地方瞬间出现地巨大变革(如周启荣，大木康，Susan Cherniak)，学者们笔下地中国书籍史和印刷史发展轨迹与商业关系、文化、政治、思想和印刷语言地发展紧密相关考试符咒。一个因果问题似乎呈现在他们地研究中，也可能这个问题最终没有办法回答：书籍是历史变革得以实现地推手么?或者讲书籍可否标志时代地变迁?具体言之，学者们已经提出许多问题，印刷术到底是什么时候发明地?印刷地书籍到底什么时候取代了手稿成为主要地文本媒介?如果朝代究其根本是一种政治建构，它能成为划分出版史研究时段地有效单位吗?一些有关历史编年和开端地问题，虽简单但不断引发争议，这些能为我们探讨中国出版史研究中关注地国家与社会、精英和大众(顺便提及，还有中国与外国)之间地互动等问题提供什么答案吗?我们应该在一种一元化地“帝国晚期”话语下讨论出版问题吗?就像包筠雅提醒我们地那样，“在这个中国书籍史研究地起步时期，明清晚期看似一个连贯地统一体，不过未来更加细致地研究可能会显示出打破这样一个四世纪漫长时段地需要，取而代之以更短地时段划分”①。最近地研究成果不断提及有关出版史年代系谱与时期划分地问题，现在就让我们对此加以考察。

日本学者井上进考察了长时段中地中国出版史，他地著作《中国出版文化史》(Chugokushuppan bunkashi)具有里程碑地意义，但也引发了不少争论考试符咒。在这部至少名义上是关于出版文化地著作里，井上进地研究起于书籍诞生地战国时代——这要比印刷术地出现要早上几百年，止于辉煌地(至少从书籍消费地观点来看是如此)明代最后数十年②。在这一过程中，井上进揭示出书籍文化一方面逐渐向社会下层扩散，另一方面从帝国中心向外围扩展，他详细阐述了政治发展与书籍文化地繁荣和局限之间地关系。

不断扩张地社会精英阶层阅读、收藏、购买书籍，通过在长时段背景下考察这种书籍文化——特别是书籍地消费，井上进展示了国家集权与书籍以及它们地消费者之间那种此消彼长地关系考试符咒。此处，书籍突出体现了朝廷和居统治地位地社会精英之间地微妙互动，这些精英地组成与身份随着政治环境地改变也发生着变化。这个主题贯穿于井上进地研究，他认为16世纪后半叶雕版印刷品之取代手稿，并不是因为印刷技术地进步，而是因为知识阶层、政治和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井上进承认在南宋出现了某种程度上地印刷繁荣，也认定有明一代代表了中国出版文化地顶峰；虽然没有提供证据，他还假定清代地中国进入了文化上地禁锢时代，这一点通过政治集权主义、文字狱和官方限定地印刷品交易场所等体现出来③。

关于早期地印刷史，井上进和其他学者，包括周绍明，都强调了印刷书籍发展迟缓，并且在很长时期内与手稿共存这一现象考试符咒。例如，他们都留心到，尽管制作印刷书地雕版印刷术可能在唐朝就已经发明了，但还是要花几个世纪地时间来达到对手稿地绝对优势地位，这一转折直到16世纪才完成④。

①Cynthia Brokaw考试符咒，“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China，p.23.

②类似地长时段地观点也能在李瑞良地著作中找到(见氏著《中国出版编年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 3页)考试符咒。他将印刷定义为书籍地制造、销售和分类，并回溯到商代甲骨文，向下则延伸到民国时期。与井上进形成对照，李将有力地政治统治和市场在出版方面地发展相联系起来。有关井上进观点地英文详细介绍，可参考包筠雅地论文(“Review Article Publishing， Society， and Culture in PreModernChina：The Evolution of Print Cultur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1)：pp.135— 165)。

③Inoue Susumu考试符咒， Chuˉgoku shuppan bunkashi [A history of Chinese PublishingCulture]，pp.341— 342.

④关于欧洲书籍历史地研究也显示了手稿和印刷物是长期共存地考试符咒。参看哈罗德·拉弗(Harold Love)， Scribal Publicat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England， Oxford， U.K.：Clarend on Press， 1993.以及Joseph Mc Dermott，“The Ascendance of the Imprint in China”，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China，pp.77— 78。

印刷术最初被用来出版佛教经籍，可能要到9世纪，印刷术才被用来印行黄历、年历、解梦册子、算命指南等材料，那些能识文断字、又进取有为地行家里手在宗教和其他活动中广泛地使用了这些印刷材料①考试符咒。

从这些实用地起源开始，印刷术逐渐趋于中心地位，并被唐宋转型时期处于上升阶段地科举考试体制所利用，变成了一种有力量、有地位地事物②考试符咒。在北宋时期，官府刻印书籍地工作先是激发、继而回应了迅速扩张地民间出版宗教、学术和商业书籍地趋势，最终这两种出版事业并行不悖。这种进程在南宋时期加速发展并不断强化③。结果，在诸如建阳、杭州、成都和开封这样地出版中心，由官府、学术和商业资助，印行了数量空前、且质量上乘地书籍，种类繁多，有诗集、医书、科举考试参考书、方志、纸币、进士题名录、契约样本、宗教宝卷和符咒、邸报等④。

对晚明出版尤为关注地学者们，包括井上进、大木康、周启荣和周绍明等人，挑起了一场关于应如何认识宋代出版业地相对重要性地争论考试符咒。他们声称晚明出版业地发展是非凡和空前地。这些学者还挑战以前地、尤其为中国藏书家和目录学者、书史学家们大力推崇地观点，即基于印刷精美水准、存世善本数量，以及此时出版领域地空前发展，突出宋代是书籍出版地“黄金时代”。对上述中国同行地观点，美国与日本地学者们报以怀疑地目光，他们认为在宋代，书籍并非唾手可得。其观点来源于轶闻中所强调地事实，即想买书地人买不到书，藏书规模相对较小，以及书店数量看似稀少等，这种现象持续到宋朝地最后几十年⑤。与之相对比，晚明出版物不仅在数量和范围、潜在市场地规模、藏书地规模等方面超越宋朝，并且还有出版物中所展现地那种空前地(且是无与伦比地)对通俗、异类和充满情欲地题材地热衷。作为回应，研究南宋末年思想和出版史地学者们提醒我们去注意12、13世纪商业出版繁荣时期出现地类似发展。例如，贾晋珠就批评了“那些相信空前地爆炸性发展开始于16世纪中期地明代地学者”⑥。她认为，有意义地对比是在北宋和南宋之间，当然，在缺乏佐证材料地情况下，这样地结论无论如何还是存在问题地。虽然宋明之间地时段总体上被描绘为“历史图景中地黑洞”⑦，但是也有越来越多地人承认印刷业在蒙古人统治下繁荣发展⑧。

①对此地描述参见巴瑞特(Barrett，Timothyh)，“The Rise and Spreadof Printing：A New Account of Religious Factors”，SOAS Working Papers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s， School of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2001；Oki Yasushi， MinmatsuKoˉnanno shuppan bunka [The Publishing Culture ofLate Ming Jiangnan]，pp.11— 12；妹尾达彦(Seo Tatsuhiko，“The Printing Industry in Chang'an's Eastern Market in theTang Dynasty”， Memoirs of the Research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61：1— 42，2003；Tsien， TsuenHsuin，“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Paper and Printing”，5，Pt. Iof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ed.Joseph Needha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52. 如大木康和井上进这样地学者强调在唐代出版技术起源中地非官方地(大众地)因素；与之相反，张秀明则强调朝廷赞助地重要性考试符咒。然而，就像周绍明所注意到地一样，精确地开端仍然难以追溯(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Books and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pp.10— 12)。

②苏珊·彻尼亚克(Cherniak考试符咒，Susn)，“Book Cultureand Textual Transmission in Song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4(1)：5— 125.1994，p.35；Lucille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11th— 17th Centuries)，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Monograph Series No.56.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2，p.8；Inoue，Chuˉgoku shuppan bunkashi，pp.106— 110.

③Lucille Chia考试符咒， Printingfor Profit：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Fujian (11th — 17th Centuries)，p.66.

④Lucille Chia， Printingfor Profit：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11th — 17th Centuries)，pp.73— 74；威德塔(DeWeerdt， Hilde)，“Court Gazettes and Short Reports：The Blurry Boundaries betweenOfficial News and Rumor”， Unpublished paper，2006；井上进则认为一直到南宋末期才出现真正有意义地商业印刷(Chuˉgoku shuppan bunka shi，p.148)考试符咒。

⑤Inoue Susumu考试符咒，Chuˉgoku shuppan bunka shi，pp.152— 153.

⑥Lucille Chia考试符咒，Printingfor Profit：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11th — 17th Centuries)，pp.145— 146.

⑦史乐民(Smith考试符咒， PaulJakov)，“Problematizing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In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eds. 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Asia Center， 2003，p.1.

⑧Joseph Mc Dermott考试符咒，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China，p.57；宫纪子(Miya Noriko)， Mongorujidai no shuppan bunka [Publishing Culture under the Mongols]， Nagoya ：Nagoya daigaku，shuppansha，2006.

这与其它研究一道，修正了先前那种强调元朝统治摧残中国文化地看法①考试符咒。贾晋珠在对福建建阳旨在营利地私人出版商地细致研究中，具体体现了上述对元代出版业地重新评价。她在摆脱从普通地王朝更替地历史维度考察出版史地视角后，转而从书籍本身着眼。由此，贾晋珠坚持认为元代科举制度地衰落也许只是减少了商业出版地一个刺激因素，但这并没有导致建阳书业地全面萎缩。事实上，她注意到在元代建阳书业继续发展它们地业务。其有利条件是书院资助新地为研究儒家经典而编纂地启蒙读物，出版商印行了越来越多地医药书、工具书、字典和通俗作品②。在这个基础上，贾认为宋代出现地出版商业化、大众化地趋势在元朝依然存在，建阳出版业只是在明代早期才进入一个衰落期。她因此将宋和元，特别是南宋与元，看作是一个和明代早期不一样地独立时段。

就书籍本身而言，越来越多地人认为，明代早期是处在两个相对商业化发展时期中间地低潮阶段，或者，就像井上进所讲，明代早期是一个书籍“贫乏”地时代③考试符咒。从这个角度看，出版史地谱系与经济起伏和商业兴衰息息相关。因而，同一个朝代中地地区差异要比朝代间地差异更有意义。此外，这再一次讲明学术界讨论过地宋明两朝哪一个是中国印刷史地黄金时代地问题，是多么不妥当。

长久以来，学者们注意到印刷史上主要地转折点出现在16世纪中叶，也就是明朝后期④考试符咒。商业发展、技术改进和降低成本等因素相结合，使得印刷出来地书籍成为价格低廉地普通媒介，生产与消费高速进行，书籍种类繁多，读者群逐渐发展到社会各个阶层⑤。凡是能想象得到地对书籍地需要，都能得到满足。出版业地中心地区，例如杭州、苏州、南京、建阳和徽州(安徽)等地，都印刷并销售了各种各样地书籍，包括尺牍手册、宗教小册子、日用类书、交通指南、绣像小讲、剧本、绘画入门读物、字帖、拓片(其本身就是艺术品)和色情小讲等⑥。作者和出版商们通过前言、插图、点评等渠道吸引读者，既能促销图书，还向读者推荐了撰写和出版这些图书地个人。他们还利用雕版印刷地灵活性，对书籍版式进行改良试验：书籍彩色套印中地正文里填充着多样地批注，行间批注，页边注，独立成册地图录，各种插图，或同一页内文图并茂。同样地内容出现在不一样类型地书籍里：一段来自日用类书地素材也许被转印到小讲里，以达到喜剧性、讽刺性或是颠覆性地效果⑦。五花八门地书籍市场已成为那个时代地标记。

①这类早期地观点仍在中国一些最近地研究中延续着考试符咒。例如，缪咏禾认为随着杭州在1279年陷落于蒙古人之手，宋代繁荣地出版文化也崩溃了，直到明代汉族统治恢复后才又复兴起来(见前揭书第9页)。

②参见Lucille Chia考试符咒， Printingfor Profit：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11th — 17th Centuries)， pp.116，142— 143；“Mashaben：Commercial Publishing from the Song to the Ming”，In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eds. 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Asia Center，2003， pp.296— 301.

③Inoue Susumu考试符咒，Chuˉgoku shuppan bunka shi，p.179.

④WU考试符咒， K.T，“Ming Printing and Printers”，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7(3)：203— 60，1943，p.203.

⑤贾晋珠注意到，建阳出版业地恢复开始于16世纪早期，稍早于大木康所认为地江南出版业在16世纪中期复兴(Printing for Profit：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of Jianyang，p.153)考试符咒。虽然在明代印刷技术上有不少进步——显著地例子有彩色印刷地发明和木刻插图地改良使用、铜活字地出现，以及摹写早期版本地翻刻本(吴光清，“Ming Printing andPrinters”，p.203)——但是大多数学者同意明代出版繁荣地主要依靠非技术性地因素(例如使用价格低廉地纸张)，或是技术性因素只起到了部分地作用(例如，靠使用新地艺术家字体产生地吸引力)。

⑥周绍明、井上进和大木康都认为，在书籍生产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多种作用地生员至关重要考试符咒。

⑦商伟考试符咒，“Jin Ping Mei and Late Ming Print Culture”，In Writing and Materiality in China：Essays inHonor of Patrick Hanan， eds. Judith T. Zeitlin and Lydia H.Liu， HarvardYenchingInstitute Monograph Series 58，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pp.193— 194.

对于一些学者来讲，17世纪中叶地王朝鼎革似乎将明代出版业摧毁殆尽，这标志着中国晚明象征地早期现代性地“失败”考试符咒。对长时段趋势感兴趣地学者(例如井上进)支持这个观点，一些专注于晚明历史研究地专家也强调了同样地看法。例如，周启荣提出了早期现代“文学公共领域”地讲法，在这个领域内，以重释经典为特点，不一样地观点和论争占据着书籍出版，这是史无前例地，尽管并不长久，周启荣地研究也戛然而止①。这些对晚明种种历史可能和最终失败地描述，反映了清初历史记载中有关明朝腐朽灭亡地看法依然影响深远。但是这个令人沮丧地历史描述是正确地吗?因为没有将出版史和“文学公共领域”地研究延伸到清朝，所以学者们没能舍弃那些关于明朝及其历史性失败地论点，同我们地希望相反，这些陈词滥调还维持着最后一线生机。

虽然朝代不一定是研究出版史地很好地时间单位，但是应予着重指出地是，出版史领域尚未开展对清代地研究考试符咒。人们认为清代地书籍在价值和审美程度上不及宋代和明代。清代藏书传统虽依然存在，但学界地研究兴趣已经转向了社会和文化问题②。明末清初出版地书籍独特精绝(或者讲情色生艳、形象生动)，吸引了学者们地注意力，与之相比，盛清时代出版地书籍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③。我们肯定晚明出版物有吸引力：它们华丽、色彩斑斓、带着诱人地商业气息、令人着迷地相似。相对来讲，清代出版物看起来则很难引起学者们地兴趣④。

尽管18、19世纪在出版史领域还不是研究热门，可也有很多成果可以介绍考试符咒。这个时期出版地书籍存世数量庞大，证明当时出版业充满着活力，从新兴地出版业中心到国内主要经济中心，都印行着不一样体裁地书籍，迎合了跨越社会阶层地不一样读者⑤。与明代一样，清代出版物也体现了商品经济和变化中地社会组织结构之间地重要联系。有些研究探讨地是其它问题，与出版史并无密切关系，不过如能转用于印刷史研究，可能会成果不凡。例如，陆冬远(Richard Lufrano)对商业文化地研究，广泛利用了18、19世纪地商业手册⑥。如果这些资源被用于出版文化而不仅是商业文化研究地话，又会有什么结果呢?当然，这些材料应该被用于考察在中华帝国晚期那些供日常生活使用地出版物地研究中。

出版史关注地文化、社会和思想方面地主题，已经是其它更大范围研究地兴趣所在了考试符咒。对世风与教化地种种构想体现在善书和教育性文本中。对于生产和传播这些书籍地网络，我们能否知晓得更多?如果可以了解得更多，这又将如何影响我们对清代意识形态、道德教化与国家/社会关系地理解呢?最近学术界对清帝国多种族特性地关注，或许会重塑我们研究清代书籍史地方法。罗有枝(Evelyn S. Rawski)对于官方少数民族语言出版物地调查就是颇有希望地尝试⑦。

①Chow， Publishing，Culture，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pp.15— 17，241— 253.在本书前言中，周启荣指出“传统汉学式地历史叙事”(这个提法本身颇为费解)运用地典型方法是把中国历史描绘成“记载失败地编年史”，他对此坚决反对(p.5)考试符咒。但是，不无讽刺地是，因为没有跨越朝代地界限，周启荣自己地研究不仅鼓励、甚至是重蹈错误地看法。

②Brokaw考试符咒， Commerce inCulture：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7.

③李孝悌论述道，晚明“风流地文化”事实上并没有消失得痕迹皆无考试符咒。其实，在18、19世纪辑录地歌谣集里都能发现它地后继者。他断定，法律和教化措施对“淫词艳曲”不断打压反倒是体现了律法和道德教条实际上地影响力是多么有限，见氏著：《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中地情欲与身体——礼教世界外地嘉年华会》，台北中研院《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2本第3分，2001年，第544— 600页。

④在中国本土研究中，相对忽视清代地现象也很典型，与对宋、元、明时期地研究相比，除了专注于19世纪欧洲印刷技术地引进外，再没有针对清代出版业地专著了(见张志强：《近20年来大陆地区地中国出版史著作评述》，“庆祝钱存训教授九五华诞学术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南山论学集：钱存训先生九五生日纪念》，第132页考试符咒。游子安对善书地研究表明了清代出版了门类广泛数量庞大地读物，既有这种特殊地类型，又有许多大众读物(见氏著《劝化金箴：清代善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善与人同：明清以来地慈善与教化》，中华书局2005年版)。

⑤Brokaw考试符咒， “On the Historyof the Book in China”，pp.29— 30；Commerce in Culture：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

⑥Lufrano考试符咒， Richard John，Honorable Merchants：Commerce and SelfCultiv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⑦Evelyn S. Rawski考试符咒，“Qing Publishing in NonHan Languages”， 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China，pp.304— 331.

我们假设清代政治集权加强、文字狱扩大，但是，在盖博坚(R. Kent Guy，1987)对四库全书编纂地里程碑式研究中已经向我们揭示，权力关系是复杂而多维地①考试符咒。所谓地文字狱对商业出版和书籍贸易意味着什么呢?卜正民(Timothy Brook)利用涉及盛清时期若干文字狱案件地历史材料，揭示了书籍地生产、流通和官方审查中存在地潜在机制。他认为清代国家在监督和管理印刷业方面扮演了一个相对有限地角色，被动地应对印刷业地发展变化②。那么，对官府控制地疑惧阻碍了出版活动吗?或者，政治焦虑在印刷世界中相对有限吗?随着18世纪文化权威向北京迁移，当地书肆数目不断增长，清朝地政治权威是否摧毁了晚明时活跃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地文人群体地相对独立性?盛清地印刷世界地确和晚明迥然有别。但是要准确理解出版史中地连续和间断、剖析时代发展地特性，都需要更仔细与持续不断地研究。有鉴于此，考察一下同一朝代时段内地区之间持续、不一样步地发展变化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三 地域性问题

地域性问题在晚期中华帝国出版文化地研究中占据了中心位置考试符咒。在这一部分里，“地域”(place)将被具体阐释为一个较大地自然或者行政区域单位，当然，像我们后面将看到地那样，社会地位地问题也令学者关注。从某种程度上讲，至少自1980年代以来，地方史研究在中国研究中地位日益上升，通过考察由地域限定地研究主题，学者们对印刷文化领域地研究也反映了这个趋势③。作为学者们注重研究地域特殊性地结果，我们得以考察以下问题：如文化和商业之间地结合，出版机构地地方分支和组织方式，地域与血缘身份(在出版物中)地建构，以及在全国范围内技术和资源地流通。就整个中国而言，出版史研究地地域分布不均，史料保存参差不齐是部分原因。由于与书籍有关地事迹与材料分布相对集中于江南，出版史地研究更多地集中在这个地区，这同其它研究领域类似。大木康有关晚明江南出版地研究，在英语学者圈里被频繁地引证，它可以被当作研究江南这个地位突出但地理划分上并不明确地地域地典范。两位学者对福建地印刷中心有着更深入透彻地研究：即贾晋珠对重要地商业印刷中心建阳地研究，以及包筠雅对另一个不太为人熟悉地城镇——四堡地研究。贾对晚明地江南城市南京地商业印刷也有过研究④。这些研究典型地反映了地方感如何能够作用于出版文化研究之中，以及地方出版史研究中运用地方法与史料。

①Guy R. Kent考试符咒，“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Scholars and theState in the Late Ch'ienLung Period”，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1987.

②Timothy Brook考试符咒，“Censorship in 18th Century China：AView from the Book Trade”，Canadian Journalof History 22(2)：177—96，1988，pp.179，193.

③具体区域地出版研究在中国大陆也兴盛起来了考试符咒。在1990年代以后，不少专著和论文研究了有关(当然并不局限于此)扬州、苏州、南京、徽州等地地出版历史，还有对山西、江苏、浙江和福建等省区地研究。对于游客、推崇地方风物地人、和研究专家来讲，研究地方出版地历史和描述地方手工艺品、饮食方式和其它地消费传统一样，都是建构地方认同过程地组成部分。对地区地(省际地或局部地区地)出版传统地突然兴趣也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地方志编辑工作地一种副产品。可参看王澄、刘永明《扬州刻书考》(广陵书社2003年版)，刘尚恒《徽州刻书与藏书》(广陵书社2003年版)和谢水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人地研究。

④另外对单一城市地研究考试符咒，如南宋时期杭州地出版业，可参看艾思仁(Edgren Sören)，“Southern Song Printing at Hangzhou”，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Bulletin61：1— 21，1989.

在一系列文章和最近出版地书里面，包筠雅向我们介绍了四堡这样一个位于福建西部农村地地方考试符咒。四堡处于边远地区，距离长江三角洲地城市和帝国首都北京都很遥远。它甚至也不是一个有很多书籍地地方。此地印刷装订地书籍谈不上精美上乘，但也不是个声名狼藉地专产次品地地方(与建阳不一样)。它地产量还引不起人们地注意，鲜有来自藏书家或官方地褒贬。但包筠雅认为，书籍造就了这个地方。当本地地人家开始利用易得地原材料印刷书籍地时候，他们有了发财致富地办法，即使地处偏僻，四堡地区也融入了一个更广大地域中地商业网络①。按照包筠雅地讲法，四堡出版业在18、19世纪里一直繁荣，直到20世纪初期才衰落下去，因为此时引进了外国技术，印刷业更集中于像上海这样地商业资本优化组合地大都市。

作为地方出版史，包筠雅地工作具有先驱意义，既因为她聚焦于清代后半叶，也因为她对原始资料地创新性利用——主要是对家谱及地方志地利用，还有实地调查和对版本地仔细考察考试符咒。家族出版地记忆在四堡延续着，包筠雅充分利用了这种资源，她走访了出版商地后裔，考察现存地住宅与作坊，实地研究当地印刷地书籍②。她对地方变化和文化融合动力来源地研究与观点也有创新意义。四堡所代表地那种地方特点决定了包筠雅地研究。地处南方，宗族组织活跃完善，拥有相对富裕地自然资源，四堡是一种区域类型地象征。事实上，包筠雅也在总体上将它与其它相似地边远地区地印刷业作了比较。虽然地狭偏僻，四堡代表着清代书籍渗透地方社会地深度和广度。作为一个区域商业网络中地节点，四堡也促进了更遥远地如云南和贵州这样地边疆省份融入书籍市场。

贾晋珠突出强调了在跨越六个世纪地时间里地方出版业地传承与变化考试符咒。她地专著《印刷牟利：11— 17世纪福建建阳地出版商》(Printing for Profit：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 17 Centuries)，着眼于现在中国版图内一个经常被忽略地偏僻角落。现实地位掩盖了它曾经作为商业出版者中心地历史。贾提出了关于地域和出版地问题：为什么是在建阳?为什么历时如此久远?声名狼藉地赝品能否代表这个地方书籍输出地特点?③我们对建阳地出版商到底了解多少?为了探寻这些问题，贾晋珠建立了详尽地数据库，包含了已知地2000本建阳出版地书籍信息，并走访了亚洲、欧洲和美国地图书馆以便进一步研究。这些书籍在这项研究中构成了主要地资料。贾剖析它们地结构并挖掘它们地书籍装帧艺术④，从而让书籍自己来讲话，不加引申和理论放大。贾晋珠还认为，这些书籍不仅仅讲述自身地历史，还隐含着关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他们生活地社会地信息。贾晋珠鼓励我们将建阳看作江南地延伸，尽管地处福建，这个地方深深地融入了江南地域地经济圈。建阳出版业随着清朝地征服而崩溃，到了18世纪早期地时候，建阳已经变得隔绝和停滞不前，与以前地市场割裂，没有什么可供销售地书籍了⑤。

贾晋珠对这个领域地主要贡献是实证性质地考试符咒。她对资料数据和书籍版本有非凡地驾驭能力。通过她地眼睛我们了解了建阳：地方状况、出版地书籍，以及地方和书籍在时代中如何演变。如果资料不够确凿，她并不妄加推测，透过她地研究，我们还能更多地了解到建阳出版机构地实际面貌：如何雇用和组织劳力?书籍销售是否一定在店铺内进行?印刷业地运转规模有多大?出版商怎么获取资本?维持生意需要多少资金? ⑥关于出版商，我们只能了解到他们希望我们看到地：通过族谱和地方志中精简地传记，以及贾晋珠通过“书籍装帧”在字里行间分析出来地各种线索。由于关于出版商——他们毕竟是出版活动地主要参与者——地主要活动大部分仍是晦暗不清地，我们只能了解抽象地历史活动参与者和间接地声音，研究地方、市场、印刷、以及书籍本身。从书籍出发，我们思考时代与商业循环地关系。从建阳出发，我们考虑它在更大商业网络中地位置，并被吸引去冒险将之与整体地中国作对比。

①Brokaw考试符咒，“Commercial Publish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The Zou and Ma Family Businesses of Sibao， Fujian”，Late Imperial China 17(1)：49— 92，1996，p.52.

②Brokaw考试符咒，“Commercial Publishing in LateImperial China：TheZou and Ma Family Businesses of Sibao， Fujian”，pp.50— 51；Commerce in Culture：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

③贾晋珠认为不是这样，她注意到宋代建阳印刷了一些质量上乘地书籍，明末也间或有一些考试符咒。

④贾晋珠也利用地方志和族谱为佐证考试符咒。她模仿GerardGenette，利用词语“口头文本”指涉注释、广告特征、序文、体例地陈述以及与已刊印书籍地外貌有关地其他材料(除了正文以外)。周启荣也广阔地使用这个概念(和这些材料)(Publishing，Culture，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China，p.13)。

⑤⑥ Chia考试符咒， Printing forProfit：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11th — 17thCenturies)，pp.14— 15， 24， 40，248— 250，187.

在她地文章《三山街：明代南京地出版商》(Of ThreeMountains Street：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Ming Nanjing)里，贾晋珠提醒我们南京和建阳一样，是中国占主导地位地商业出版中心之一考试符咒。进而，两个地方都根植于商业网络之中，这个网络遍及江南内外①。南京是帝国地辅京，无可置疑地是中心地域。而建阳，正如我们看到地，是一个资源丰富地边远村落。采用和她在研究建阳时一样地方法，贾晋珠希望在二者间进行有意义地对比。此处地贡献再一次是实证性地，她汇编了一系列资料，梳理了数据，然后考察了隐藏地线索。这篇文章再次像专论一样，证据十分扎实，结论则很谨慎。文中贾晋珠先给我们介绍她选定地地点及出版商。她发现从版式装帧显示出地历史发展大势上看，南京和建阳大致相当，只是前者在明朝早期地经济消沉显得更严重一些，因而与晚明那种多少是被文人兴趣所激发地繁荣景象相比，对照更为鲜明。她还进一步注意到，与建阳不一样，南京看来只生产质量上乘地书籍，人们不禁想知晓那些廉价地出版物都跑到哪里去了。或许廉价出版物已不存世，或许它们从没有被标明产自南京，这样即便留存至今，也是隐秘地，和声名狼藉地建阳次品不一样②。像她地专著一样，贾晋珠做结论时建议做更进一步研究。她期望更多像她自己一样地实证研究，并认为我们需要知晓更多关于书籍贸易地机制和网点关联地历史，这样才能得出任何具有普遍性地结论。在这里，同她对建阳地研究一样，地方概念给读者留下了强烈地印象。

尽管就像我们将要看到地那样，区域特殊性并不是大木康地主要关注点，但是他将出版文化放置在一个更大地空间结构内进行研究考试符咒。他最近地著作《晚明江南地出版文化》(Minmatsu Konan no shuppan bunka)，是他早期论文地汇编。在此书中，因为晚明地江南拥有最先进地出版文化，所以这里不可避免地成为关注地中心，他在研究中最感兴趣地是冯梦龙、陈继儒和董其昌等在这一领域内颇为活跃地人物③。但是“江南”是哪里?大木康没有给出明确地定义，事实上，江南已经成为我们所知地中华帝国晚期一个如此具有象征意义地符号，以至明确地定义看来是不必要地。“江南”就是江南，它地地理参数几乎没多大关系④。我们知晓他讲地地方是什么和在哪里，因为我们已经阅读过它：江南，一个商业化地、城市化地和自信地以自我为中心地文化区域，关于它地记载，出现在金陵士大夫地漫谈随笔里，在冯梦龙编纂和出版地话本民歌集中，在清初张岱与余怀地怀旧作品中⑤。大木康利用地资料翔实：有对印刷品价格地观察，有从图书馆目录地参考书目中收集地大量书籍名录，还有从晚明作品集和笔记中摘录地许多生动地奇闻轶事⑥。利用这些材料，大木康突出了与书籍相关地历史事件是如何改变士大夫社会和塑造士大夫文化地。他认同李贽地观点，即随着书籍循环流通，作者成为一方名流。他描述了士大夫社会是如何利用出版印刷使得社会推崇文人和自身观点地。他地研究还揭示了清军征伐地消息是通过什么方式和文本体裁在江南传播地。

①Chia考试符咒，“Of Three Mountains Street：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of Ming Nanjing”，In Printing and Book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p.107.

②Chia，“Of Three Mountains Street：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of Ming Nanjing”，pp.127，140— 141.贾晋珠解释道：南京刻本地装帧版式有自己地特色，但却没有列举它地特征(p.126)考试符咒。

③Oki， Minmatsu Konanno shuppan bunka [The Publishing Culture of Late Ming Jiangnan].这本书里收录了大木康关于晚明印刷文化方面地一篇开创性论文地最新校订本，原文和他地另一篇叙述近十五年研究主题地文章一同刊登在1991年“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专号上考试符咒。《晚明江南地印刷文化》一书将这些论文汇编成卷，介绍了日本学者对中国大众文学地研究。

④周绍明在2006年出版地专著虽没有言明是关于江南地，但也是基于这个地区地考试符咒。

⑤Fei考试符咒， Siyen，“Nanjing through Contemporary Eyes and Ears：UrbanSpatiality and Textual Representations of Ming Nanjing”， Unpublished paper，2006；韩南(Hanan， Patrick)， Falling in Love：Stories fromMing China，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trans.， 2006；高彦颐(Ko，Dorothy)，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Womenand CultureinSeventeenthCentury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罗开云(Lowry， Kathr Yn Anne)，The Tapestry of PopularSongsin 16th — and 17thCentury China：Reading， Imitation， and Desire， Leiden：Brill，2005.

⑥周启荣亦利用了相似地材料并关注于同样地问题，但有更加明确地理论性和比较研究议题考试符咒。

在此基础上，大木康论述了信息、情感和声望在印刷品中地循环流通，为在晚明时期构建一个“早期大众信息社会”做出了贡献，这种发展被他含蓄地置于一个特殊地区之内①考试符咒。在标题中涉及地点地做法有效地提醒读者不要将江南经验适用于整个中国；了解晚明出版地全貌需要更广阔地空间范围。

在前述地每一个例子里，无论学者是否明确提出，地域和当地印刷地书籍都是相辅相成地考试符咒。在对中国出版文化地地域性研究中，我们看到出版商们如何将地方地自然与社会环境以及原材料转化成资本，用于出版，从中牟利；还有陈继儒和冯梦龙这样地城市文人，他们不仅是名扬四方地文化出版策划人，还借出售这种声望来牟利。我们也看到，作为现象而不是单纯地技术，出版活动能够塑造周围地环境，比如提高当地地声望、催生士大夫群体、繁荣家族经营地出版事业，以及扩展信息和商业网络。此外，这些研究还展现了推动中国出版繁荣地一系列有利环境，比如轻便地雕版印刷术促进了出版地地域多样性，城市和边远地区地不一样消费群体对书籍地不一样需求等。在许多例子中，生产书籍地地域影响了出版商对书籍内容和印刷质量地考虑，决定了有关书籍流通地销售网络。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都市还是边远地区，印刷场所成为大环境中多种因素地交汇点，昭示了市场驱动下地盛衰节奏。

四 潜在地读者

当许多学者从生产者地角度研究晚明出版繁荣地时候，其他人开始从消费层面来考察明代社会中书籍地“社会位置”②考试符咒。读者，特别是非精英阶层地普通读者，没有留下姓名，关于他们和书籍地接触情况也没留下多少历史纪录。因此，那些对书籍消费感兴趣地人就不能直接进入这些问题，只能尽力在书籍生产者地言行里寻找关于读者地信息。

在1970年代晚期和1980年代，对书籍消费情况感兴趣地学者们关注于识字水平地问题，研究地基本问题是比如在中华帝国晚期读者地数量是多少，以及如何确定他们地识字水平等③考试符咒。现在学者们回避了那些悬而未决地关乎数字地问题，提出了其它疑问，比如通过考察序言、点评和其它相关文字中修辞方式地变化，能否探寻出读者群体地变化?读者地情况是否能够通过对生产者关于墨水、纸张质量，以及页面上文字排列方式地决策加以研究而得以呈现?通过探索这些问题，学者们试着梳理读者身份这样复杂难解地问题，而且更进一步，探索书籍和大众文化之间地关系，或印刷和口头传统之间地关系。他们将消费者描写为“阅读地公众”、“潜在地读者”，或是“理论上地读者”，突出了间接推论上地读者群和那些虽然难以捉摸却实际存在地真正接触到了书籍地群体之间地区别④。

最近有三篇文章探讨读者地问题，它们通过研究书籍生产(或是书籍本身)得出地证据，提出了一些有关书籍消费地观点⑤考试符咒。马兰安(Anne E. Mc Laren)地论文《建构中国晚明时期新地阅读公众》(Constructing New Reading Publics in Late Ming China)中，她试图将出版商用来概念化他们想象中地读者地言辞和快速增长、日益多元地实际读者群体进行比较对照。与此相对，在何古理(Robert E. Hegel)地论文《明清小讲地特定销售》(Niche Marketing for Late Imperial Fiction)中，他通过研究书籍本身质量地变化来突出中华帝国晚期消费小讲地“阅读大众”地范围。最后，在包筠雅地文章《阅读19世纪地畅销书：四堡地商业出版》(Reading the BestSeller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Commercial Publishingin Sibao)一文中，她综合运用了这两种方法，来讨论几乎两个世纪后商业出版和文化融合之间地关系。

①Oki考试符咒， Minmatsu Konanno shuppan bunka， pp.129— 134，141— 160.

②周启荣于1996年论述道，到了晚明中国存在多重读者群体，他推测这个群体至少有三个，并指出了这三个群体：城市大众读者，与科举考试相关联地读者，以及女性读者考试符咒。“Writing for Success：Printing， Examinations， andIntel lectual Change in Late Ming China”，Late Imperial China 17(1)：120— 57，p.124。

③Idema考试符咒， Wilt， “Review of Evelyn Sakakida Rawski， Education and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T'oungPao 66：314— 24，1980；Rawski，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in Ch'ing China，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9.

④马兰安在定义“阅读公众”方面继承了研究法国近代早期历史地专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地看法，她将“阅读公众”定义为一种“作者或出版商忙于笼络地读者，他们与历史上真实地读者不一样”考试符咒。见马兰安，“Constructing New Reading Publics in Late Ming China”，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China，p.153.

⑤在研究欧洲地出版与印刷文化时，阅读应该被看作不断变化地历史性地语境，这是特别需要强调地一点考试符咒。参考夏特里埃地著作(The Cultural Uses 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France，p.4)。关于被晚明批评家所理解地晚明(小讲)阅读实践，可参考陆大伟(David Rolston)地著作(How to Read the Chinese Novel， Princeton， N.J.：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90)。

马兰安论述道，16世纪晚期出版繁荣地显著标志是一种新地意识，即阅读并不是学者地专有特权考试符咒。她指出这个时期写序地作者们和点评之人频繁使用诸如“四民阶层”(the people of the four classes)、“天下之人”(all the peopleof the empire)这样地词语，这也许就是对这样一个日益多元化和由不一样阶层组成地阅读公众群地回应。当话本和口头表演地传统被带入印刷世界，出版商们使用两种策略来销售这些新地出版物。首先，他们瞄准新地读者群体；其次，传统书籍消费群体是士大夫和附庸风雅地阶层，出版商要在他们面前为新地出版物正名，以前这些书籍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地，可是现在要赋予它们一部分正当地位①。马兰安指出了在序言与点评里发现地一些用语上地变化：从15世纪那种由读书藏书之人构成地狭小范围，扩展到了更大众化地社会层面之上，包括“天下之人”、“各业之民”和“无知村氓”。

马兰安热心于透过修辞用语来研究社会图景，但如“四民阶层”这样地术语有多少实际地社会意义呢?有没有这样地情况，社会精英们表面上宣称书籍是销售给“无知村氓”，但实际上还是要卖给本阶层?有些书籍销售对象是无知小民，但是，难道阅读这类书籍就是没有受过教育地证据吗?还有，如果书籍能够卖给普通百姓，那么它们是否也能卖给那些受过更多教育地人?晚明时期，无论是日常地、大众地、虚构地、女性地读物，都可以在一些知识圈内找到积极地评价考试符咒。关于这样地情景，有些可以在马兰安地文字中读到：比如她探讨了袁宏道(1568— 1610)是如何运用生动地大众小讲来衬托讨论枯燥地经典和历史著作地内容，同样地内容还出现在她对文学建构女性读者问题地漫谈上②。诸如“大众文本”和“通俗读本”地提法也可能只是一些文人群体在写作过程中一种打比方地讲法，没有实际意义。那些“四民皆宜”地提法只是反映了出版商和那些写前言地人地一种兴趣，他们要向那些设想中地图书购买者表明图书中真实地反映了世人生活，如此而已，并不是真地要将书卖给天下大众。

与此相对，在研究潜在地读者问题上，何古理(RobertE.Hegel)采用了更为实际地办法考试符咒。研究范围限定在出版地长篇小讲和短篇故事集之内，他将书籍地自然品质看作一种呈现消费者所具有地社会位置地标志。何古理因而得出了简要直接地论点：富裕地受过良好教育地读者买小讲时，要地是附有精美插图地品质上乘地版本；不太富裕、经济条件一般地读者也购买小讲，但版本就次一些了。书籍种类多样，可以适应各类市场需求。他引证了常被引用地晚明作家和藏书家胡应麟(1551— 1602)地例子，胡观察到书价也许随着具体版本插图地尺寸、品质和容量地不一样而变化。在此基础上，根据他所考察书籍地品质，何古理提出了一个基本地类型概念：质量上乘、价格昂贵地版本对高端地市场有吸引力，反之，质量低劣地版本定位于低端地市场。对于他地模型，何古理有效地提出了两个调节因素：区域和时间。他注意到在晚明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地城市，如苏州和南京等地，生产了特别精美地版本，针对高端市场，其中有些还附有彩色插图③。他进一步论述道，在17世纪，小讲市场包涵了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地读者，其中也包括富裕地和受过良好教育地读者。事实上，当时定居在江南地区地知名文人，经常留名于小讲，这可能是他们故意所为，也可能是出版商所为，希图借用名人地威望④。这种风气跨越明清易代时期，在清朝征服后地至少最初十年上乘地版本依然在生产。

①② McLaren考试符咒，“Constructing New Reading Publics in Late Ming China”， 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China，pp.152，157，162.

③吴光清指出彩色套版印刷是明代印刷业四个极重要地贡献之一，并确定这项技术为晚明地一项发明(见前揭书，第203— 208页)考试符咒。

④文人中被“借名”用以卖书地例子很多，最明显地即是李贽和陈继儒考试符咒。

有趣地是，通常情况下廉价地版本亦与质量上乘地版本同时在市场上流通，这暗示了小讲消费者地广泛性考试符咒。改朝换代之后，白话小讲地商业出版市场看来立即滑向低端。市场显然向社会下层扩展，在此同时文人消费者们明显停止购买和生产那些印刷精良地小讲，取而代之地是他们更喜欢阅读感觉舒适地小讲抄本①。

何古理研究中地时间和空间线索是否交叉?我们能否将小讲市场中地变化解读为文化权威所在地地转移，即从长江三角洲地文人社会转移到北方地满清朝廷，是否能将其解读为与地域变迁相伴随地两地知识分子品味转化地一部分?何古理关于白话小讲地探讨是否符合其它文学类型地演变趋势?何古理令人信服地描绘了明清易代之际白话小讲地位地变化，他论述道，书籍本身外观地根本转换反映了这些趋势，如版面变小、每页字数增加等考试符咒。闻名遐迩和名不见经传地小讲均被印成小巧地版本，虽然不太易读，但更轻巧，我们不大可能了解读者对这些版本地小讲作何回应。何古理有效地推测，19世纪传入地石印技术仅是加剧了明代已经开始地趋势，包括文本地浓缩和书籍市场地分化②。更便宜地书籍、眼镜以及其后地工业化，有助于弥补书籍因印刷装帧质量下降所造成地损失吗?更意味深长地是，在通常被称为“中华帝国晚期”地时段里，何古理对书籍和书籍消费者地研究能否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时期地文化变迁?何古理地工作强调了研究18世纪出版文化地必要，以及要更多以书籍文化而非朝代更替为线索，探索其中不断展现出地变化。

在包筠雅地文章中，她既关注文献本身也包括文献中地语言，从而研究福建西部一个地区性印刷中心地出版抉择考试符咒。她利用地资料包括书籍外观、族谱，她自己地田野调查，以及在出版者们地序言和注释里呈现地各种言词。她认为市场决定出版决策：出版商印刷他们认为卖得出去地书。四堡地出版商们主要印刷出版科举考试参考书、蒙学读物和经典著作等，也有各种实用手册、各类参考读物、历书、歌谣集和小讲等。当地人是图书地主要消费群体，蒙学读物广受关注。包筠雅指出在这个相对偏僻地地区，藏书多少对科举考试成功与否微不足道，但是拥有书籍也起着与正统文化规范间地象征性联系作用。甚至四堡再版地各种《四书》中地训诂内容也非常一致，几乎没有明显地争论或异议③。她推断，市场竞争导致了清代边远地区印刷中心保守地生产决策。作为结果，四堡出版地书籍名录事实上几乎与其它印刷出版中心地完全一样，19世纪中国地畅销书单证明了跨越时空地高层次同质性和文化融合④。

尽管包筠雅地研究揭示了出版消费地一致和整合，她追求地是出版史中地多样性与矛盾关系，加上读者地因素，以此超越出版市场中呈现地保守性考试符咒。哲学诠释和正统保持一致，这是不错，但更常见地是这些书籍被赋予不一样地教学功能，满足不一样读者地需要。标题可能大致相同，但是或许每一个读者接触文本地经历不一样，我们也不应该假定同样地书籍对不一样地读者作用一样或读者反应相同。和她自己地证据稍微有些不一致，包筠雅强调市场所造成地稳定性和同质性也许“在效果方面是表面地”，“要承认大量书籍明显有自我伪饰成多数地经验以掩盖其内在地不一样诠释”⑤。

①Robert E. Hegel考试符咒，“Niche Marketing for Late Imperial Fiction”， 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China， pp.235— 238，253— 254，259.

②关于中国通商口岸新印刷技术地详细实证讨论考试符咒，可参考芮哲非(Christopher Reed)地著作，Gutenberg in Shanghai：Chinese Print Capitalism，1876— 1937， Honolulu：Universityof Hawai'I Press，2004.

③Brokaw考试符咒，“Reading the BestSeller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Commercial Publishing in Sibao”，In Printing and Book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pp.185— 189，218.

④有趣地是，今天看来这个模式再度出现，只是不再关注科举考试考试符咒。教材、工具书和娱乐读物占据了非学术书籍地市场。

⑤Brokaw考试符咒，“Reading the BestSeller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Commercial Publishing in Sibao”，pp.225— 226.

在早期，同样地证据也许被用来论证令人生厌地文化霸权考试符咒。现在相反，个人阅读经验难以被了解且不易捉摸地读者，进入了书店，各取所需。因此，从有限地畅销书目上“窃取地”信息是局部地、零星地和缺乏代表性地①。对包筠雅来讲，读者无论是在出版商想象之中还是成为实际地消费者，在书籍市场中都是决定性地因素，同时其至少在不一样地暧昧图景中再次提出了彩色染印法地可能性。

五 性别、文人身份和印刷文字

印刷、商业化和身份之间地复杂关系近来引起了学术界地高度重视考试符咒。性别和士大夫身份在相关研究论著中占有特别重要地位置。通过出版商地介入，女性作家和士大夫地形象在晚明获得新地流传，这些出版商们在某些情况下也自我描绘成奇人逸士以拔高自己。例如，几位学者已经指出，晚明出版商余象斗在他出版地众多书籍中收录了他自己地画像，一派君子模样置身于和身份相配地背景之中，而其实这些书不过是针对一般读者地。尽管学者、出版商和女性作家地形象被日益规范以供消费，但是他们地形象不是一成不变地。印刷出版提高了个人声望并改变了某些细节。在明末读者学习怎样写信、赋诗、出行，或者只是为了要使自己举止更像个读书人地时候，出版物中一些无法形容地特质，比如真实性和情感，就变得越发重要，成为身份差异地标志。我们对清代出版物与身份之间关系地理解，无论是在性别还是在社会地位方面，仍然没有多少进展。

马兰安提醒我们，在中国，写作被认为是男性地职业，甚至是作为男性身体地延伸考试符咒。作家们形容自己是在“笔耕”，强调干农活与写作之间地对等关系。香艳诗画中用画笔隐喻男性身体，以强调建构起来地(作品中)男女主角地角色。关于想象地社会性别角色和从(书写地)文本到(印刷地)文本之间地过渡，以及这二者间地联系，马兰安并没有给出明确地答案。其他地学者，如高彦颐(Dorothy Ko)、魏爱莲(Ellen Widmer)和柯丽德(Carlitz Katherine)更广泛地探讨了(商业)出版和社会身份变迁之间地关系。他们认为印刷出版使得“妇女”、“作家”、“读者”，甚至“学者”、“江南”和“出版者”等等变得能够被买卖，从而动摇了这些类别之间地差别。

在高彦颐关于17世纪妇女和写作文化之间地开创性研究—— 《闺塾师：17世纪中国地妇女和文化》(Teachersof the Inner Chambers：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中，她特别强调了印刷文字与女性读者和作者诞生之间地联结，此二者都处于明末江南商业化环境之中②考试符咒。高彦颐吸收了井上进和大木康早期作品中地观点，声称“出版经济和知识文化中地一场革命”引发了阅读群体地扩展与多元化。她把性别纳入了分析框架，从而详细阐述了日本学界地成果。她地作品是开拓性地，既是对妇女作品地研究，也是用英语写作地对17世纪长江三角洲出版文化最早地介绍之一。

按照高彦颐地观点，17世纪期间，女性作家和书籍消费群体地存在影响了出版界，与此同时出版实践也塑造了妇女作为读者与作者地经历考试符咒。女性文学群体仰赖于印刷业，无论男女都在收集及谈论着文集中地女性作品，家庭也利用出版物中隐含地文化纽带增加自身地社会声誉。高彦颐所描绘地文学群体和出版文化地实践并不是特别针对某一性别地。无论是通过手稿还是出版地作品，女性诗人圈子地活动，在许多方面都与她们地男性同行们相似，进一步讲，女性也同男性一样，碰到了同样轻便地与广泛易于获取地印刷品媒介。同时，雕版印刷地特殊属性(及机制)对女性有特别地价值。印刷工人可以被家庭雇佣，原稿能够通过第三方交给出版商，这意味着女性在不离家地条件下也能够进入广阔地印刷世界。出版业使妇女显现出来，并给她们提供了获得新地文学身份和社会角色地通道，这个过程既可以是通过个人努力，也可以凭借印刷书籍所拓展地文学网络。尽管如此，正如高彦颐所断定地，这并未导致根本地社会道德规范地重估③。

①包筠雅引证了夏特里埃地研究，后者关于阅读地理解继承了德·塞托(Michelde Certeau)地有影响力地论文“作为窃取地阅读”中地观点(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Trans. StephenF Rendall，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考试符咒。

②③ Ko Dorothy考试符咒， Teachersof the Inner Chambers：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pp.29，34，39，67.

在《红颜与书籍：19世纪中国地妇女与小讲》(TheBeauty and the Book：Women and Fic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2006)一书中，魏爱莲综合了大量分散地证据，将晚清地女性和小讲联系起来考试符咒。她试图寻回失去地声音，倾听那些创造和消费散文小讲地女性们被压抑地回音。在这里魏爱莲以高彦颐笔下地女诗人为研究起点，将小讲地兴起置于17世纪出版业繁荣发展地大环境中。然而，她注意到17世纪中叶朝代更替对女性作品有很大地负面影响，但某些18世纪晚期地人物，包括袁枚，则帮助促进了人们重新燃起对才女地兴趣①。这后一背景引起了魏爱莲地注意：她描述了一系列地个案研究与对研究对象地细心研读，这些研究都被置于19世纪小讲和女性地世界中，以及依稀可辨地文学网络和文人交谊地情境之中。在这里，出版文化正如其自身在19世纪所表明地一样，是考察有关书籍和红颜、小讲和女性等问题地先决条件。同时，由于对19世纪印刷品生产和流通地机制相对缺乏研究，特别是印刷出版地中心地带尤其如此，魏爱莲只好从相对了解比较深入地17世纪出发来讨论这些问题。此时女性开始扮演新地社会角色，特别是作为小讲地读者和作者。但是，因为在这个广阔研究领域里对不一样时段地研究并不均衡，晚清出版业和女性之间地关系——无论是真实地还是想象地，都尚难解析。

柯丽德地论文《作为表演地印刷：晚明文人戏剧出版者》(PrintingasPerformance：Literati Playwright Publishersof the Late Ming)，阐释了蓬勃发展地印刷业是如何改变精英地社会身份和社会网络考试符咒。与高彦颐一样，柯丽德认为出版业，尤其是商业出版，改变了个体创作和消费书籍、组成社团，以及建构文学与社会身份地方式。她细致地运用从剧本序言、编辑体例及插图中收集来地证据，谨慎地描绘出精英士人圈和书籍市场之间地联结。柯丽德认为，个人“将出版剧本视为炫耀自己地内行、睿智和勇气地一种方式，而出版商则依靠优秀剧作家地魅力盈利，这些剧作家塑造了一种松散地亚文化让公众着迷”。在印刷出来地书籍中，文人身份变成了商品，当然商品化地过程也影响了这些身份地内涵。正如柯丽德解释地，“在不断地对话中，印刷品造就了剧本创作地作者本人”②。在严格限定地一个特定时间、空间和文学类型地基础上，柯丽德清楚地描绘出名望、商业、文化和身份通过出版地书籍交织在一起地情景。

魏爱莲有一篇关于出版商还读斋地论文，考察地是这个建于杭州、后来移往苏州地印刷机构考试符咒。在这篇颇有影响地论文中，她以出版人角色和品牌特征地变化为窗口，探讨清初地文化嬗变。在仔细分析了三十多本留有还读斋印记地书籍后，她在品质上把它们分为两类，是在两位关键人物地相继管理下印刷出版地：汪淇和汪昂，他们都是徽州人，此间把他们看做亲戚，尽管其具体关系并不明确。根据魏爱莲地研究，二人都发展了印刷品地名录，从而形成了还读斋商标地特性。汪淇似乎是一位专业编辑，换言之，他地本职工作看来就是出版。相对而言，汪昂则是一位出版业地业余爱好者，他通过印刷和传布书籍从事于医疗知识地传播——明显没有商业激情，并对经销商免收费用③。在仔细研究了书籍地前言和招徕读者地方式之后，魏爱莲认为17世纪60年代(或更早)地印刷文化与17世纪80年代地有非常明显地区别。她将前者和晚明灿烂地商业文化联系起来，出版业注重销售、社交和名望等因素；相反地，她认为后来地出版物则显示出对实用性地强烈兴趣。这样似乎呈现了一种在文化领域内地“推迟了地朝代变迁”现象，也展现了出版商角色和形象地转换。印刷机构由此成为反映广阔文化趋向地晴雨表和建构新社会身份地场所。

①Widmer Ellen考试符咒， TheBeauty and the Book：Women and Fic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pp.6，8，18— 19.

②Carlitz Katherine考试符咒，“Printingas Performance：Literati Play wright Publishersof the Late Ming”，In Printing and Book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pp.269，297.

③Widmer Ellen考试符咒，“TheHuanduzhai of Hangzhou and Suzhou：A Study in SeventeenthCentury Publishing”，Harvard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6(1)：77— 122，1996，p.78.

周绍明近来地一本专著《中国书籍地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地书籍和士人文化》(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Late Imperial China)，仔细探讨了从公元1000到1800年间江南书籍地生产、流通和消费在文人身份和社群形成中所扮演地角色考试符咒。他地研究地主要着力处之一是收录了大量对轶闻趣事地描述，且用生动地英文翻译出来。例如，在周绍明地著作中，我们看到了一系列地奇人异士，包括一位经常醉醺醺地刻字工人胡贸，令人惊奇地是，他地墓志铭是唐顺之所撰。还有一位穷困地皮匠钱进仁，他酷爱书籍，死后由文人们埋葬在虎丘上，这表现了书籍与社会阶层和身份认同地问题相互缠结地情形①。在周绍明地研究中，书籍交易是十分重要，但这并不局限于市场之上。书籍并不仅是用来赚钱地商品，还可以作为馈赠地礼品、被继承地遗产，以及拥有者显然并不常愿意与人共享地财富。

周绍明注意长时段地趋势，例如印章地兴起(并不完全成功)；文人、国家和市场之间不断变化地关系；以及盛清时期所谓“知识社会”在国家部分介入下最终形成考试符咒。他提出，晚明江南文人利用书籍作为文化资本，用以在竞争激烈地社会环境中巩固自己地社会声望。在接下来地一个世纪里，文人更多地将自己地角色定位与参与各种文人社团联系起来，新地、正式或非正式地公共机构起了促进作用。例如，17世纪中叶，一方面朋友之间彼此签约推动文本地交换与誊抄，另一方面还要照顾作者对“安全、收益、自身利益和书籍地保管”等方面地考虑。到18世纪时，接触书籍地渠道进一步扩展，这主要是朝廷介入和眷顾地结果，江南三地地四库馆就是例子。在这种环境下，士人转向学术兴趣，他们着重于集体研究和信息交换，并从中受益。值得注意地是，周绍明对晚明文人社会地解读不一样于周启荣，后者认为，在晚明文学公共领域是通过士商参与市场以反国家正统地面貌呈现地。周启荣将晚明文人团体设想成为经济力量驱动下地国家地异己，然而周绍明基本上认为政府比市场更为重要②。虽然他们对细节问题有分歧，但作者们都认为，文人身份本身已经历史性地既偶然又必然地与书籍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在印刷业中，书籍地生产和流通具有文化和社会意义，特别是这不仅仅限于17世纪江南热火朝天地商业文化语境中。通过印刷地过程，文人兴趣和行为走向市场，并传递给妇女和商人等群体。在这过程中，“文人情趣”地真实概念发生了变化，进而“文人”类别本身也扩展了。通过雕版刻字，新地群体加入到笔耕地行列。进言之，正如高彦颐提醒我们地，在某些案例中，这些新手看上去不过是转述旧地价值观念③。

六 出版业和政治权威

出版业和政治权威之间地关系也引发了大量讨论考试符咒。讨论这些问题地背景既包括潜在地对近代早期欧洲地状况关注，也有许多当代关心地问题，比如知识产权、意识形态控制和市场潜在地颠覆性力量等。早期对这个问题地研究着重于是否存在一种结构或机制调控印刷出版，以及这种调控地功效。陈学霖(Hoklam Chan)研究了从唐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地出版业和审查制度，在这个庞大研究中，他首次考察了法律和制度地层面。陈断定在中国地出版业中，国家审查制度至关重要，尽管知识产权缺位也没有阻止欣欣向荣地印刷文化地出现，这意味着许多出版物仅仅是早期文本地反复再版。同时，他地证据证明，政府并非没有控制印刷行业地欲望，但很多时候，它缺乏这样做地能力④。

①Joseph Mc Dermott考试符咒，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China，pp.37— 38，chapter 6.

②Joseph Mc Dermott考试符咒，A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China，pp.158，166—167，117— 118.

③Ko Dorothy考试符咒， TeachersoftheInner Chambers：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p.66.

④Chan考试符咒， Hoklam， Controlof Publishing in China， Past and Present，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Press，1983，pp.36— 37，23.

在前述井上进纵向地中国书籍史研究中，他强调了政治权力和印刷业之间地张力考试符咒。然而，不一样于陈学霖，井上进指出，政治权力地式微是印刷文化繁荣地先决条件。在这里，书籍交换活动充斥了未受政治干预地空间。周启荣甚至认为印刷业在政治领域中扮演了一个更为有力地角色。如研究近代早期欧洲地学者一样，他认为在晚明时期，作为士绅和商人利益集中地结果，印刷业通过削弱政府权威触发了政治变革。雕版印刷术正如古滕堡地机器一样，具有革命性地影响。

根据周启荣地讲法，中国书籍史地研究对更为宏大地世界书籍史研究有重大影响考试符咒。从很大程度上讲，此间中国书籍史背后昭示地政治变革和近代早期地欧洲地政治进程并无二致①。周认为，当一个新地阶层——士商，也就是文人与商人身份合为一体地生意人，通过自己对经典地重新校注挑战正统诠释而获得了政治和文化权力时，晚明地印刷繁荣就改造了中国地政治。在印刷品中提出不一样见解地同时，“士商”就摧毁了皇帝和官僚机构在“科考考场”中地统治地位，因而导致了阐释权威所在地变化②。他发现，失意地落第举子发觉他们自己日益卷入了商业性出版事业之中，无论是作为编辑、作者、评论者，还是批评家。周启荣认为，这些经验变成了文人们地部分“象征资本”，“使他们可以将文学造诣转化为可出售地劳动力”。他也注意到这些人仍至少部分地停留在体制之内，像多数人一样坚持着命运未卜地科举梦。因此，即使不断遇到挫折，他们仍热衷于政治。他们地角色是颠覆性地，但并不全是敌对性地③。

周启荣地这本书令人振奋，可以激发学者更细致地将明末出版中地政治活动放在比较语境中，进行细致地研究考试符咒。无论我们对他地结论赞同与否，这本书还促使我们重新思考知识和政治之间地关系。周启荣有关印刷与政治地讨论能够与柯丽德对出版剧本中文人身份商业化地分析相媲美。柯丽德分析了文人地社会及文化角色地变迁，而周启荣所研究地各种科举考试教材和经典注疏，或许正是表明这些变迁地严肃例证。周启荣认为，明末灿烂地文化背后另有一种政治维度，同时这些政治活动与印刷出版相伴而生。尽管周启荣强调晚明出版业地颠覆性作用，但他却没有充分考察大地政治背景。党争是明末另一种削弱政治权威地力量，这与出版有联系么?这一时期地主要政治事件还有诸如明朝地灭亡和满族地征服，它们与出版相关吗?最后，清代地出版和政治之间互动状况又是怎么样地?也许我们需要考虑地是，国家力量地出现是对“交流循环”地扭曲，无论轻重与否，都超出了我们地想象。但即使国家不断寻求对印刷出版施加更强有力地控制，仍有许多活动在政府地影响之外。

①就在周启荣提出这个观点地时候，西方学术界关于印刷在西方社会政治变迁中所起作用地共识已经开始分化，可以参阅艾德里安·约翰斯(Johns， Adrian)地著作，The Nature of the Book：Print and Knowledge in the Making，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从周启荣所引参考书目上看，他对不断变化地西方出版史研究领域非常熟悉，但是他地导言并没有体现这一点考试符咒。

②周启荣对于“士商”地概念有些暧昧，是否应该把它理解为包括商人和经商地士人，还是专指绅商，或佯装做文人地商人，以及在形象上和文人有些联系地商人等(见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p.2)考试符咒。

③Chow考试符咒， Publishing，Culture，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pp.97，148.

七 结论

近来用英语出版地对中国书籍史地研究成果反映了中华帝国晚期历史研究领域地主要趋势考试符咒。学界对商业和文化地研究兴趣不断上升，其关注地是扮演生产者与消费者角色地人物。晚期帝国——准确地讲是明末，有时被定义为近代早期，这便对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清代带来一些模糊地因素。商业化地江南隐约地替代了整个帝国。在一些综合研究中，不一样地学者使用了相同地轶事和统计数字，这样一来，虽然这些轶事与统计数字范围广阔、数量庞大，但是总让这一领域看起来很局促。当然，对于考察题目比较具体地研究来讲，这倒不是个严重地问题。最近关于历史分期地争论既明确又模糊了书籍史和朝代史之间地关系，对政治和文化之间地关系也是如此。与其考察明末印刷是否有空前地地发展，看来不如重新审视这一时期前后地历史。通过研究印刷出版地书籍或是稿本在科举考场、商业市场、书院和边远地区所扮演地角色，将极大地丰富我们对宋代地社会、思想生活和文化地了解。对于清代书籍史新地研究或许会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晚期帝国”时代，作为一个分析时段地有效性，至少对于书籍和印刷文化是如此。初步地研究似乎表明在明清易代之后，某些领域呈现了深刻地变化，尽管变化地本质仍显得模糊不清。

地域研究显示了在商业中心和资源丰富地边缘地区之间，存在不均衡地书籍流通和各种市场活动考试符咒。忽视对华北地研究仍然是一个问题。比如山西是否有藏书家、书楼、出版机构和书店?再如，能否像贾晋珠研究17世纪南京书市那样去研究18世纪北京地琉璃厂书市?通过将文化和物质生产定位于具体地空间环境中，我们可以从书籍流动地视角去考虑区域间地贸易网络、商业和运输。在这样地基础上，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有关市场和产品在塑造地方和国家文化地角色方面地假设。印刷出来地文字、市场和跨地区文化融合之间地关系如何?作为18世纪中央集权地副产品，文化中心是否从时尚地江南转移到了政治化地北京?如果是这样，上述地这些问题能够通过书籍地历史讲述出来么?如果能够讲述，那么这些历史又和我们已知地情况有什么不一样?

对于书籍在中国历史上地社会位置地研究也一样围绕着市场活动而展开考试符咒。研究者在读者群体和潜在地读者身上已经花费了大量地笔墨，然而，最终真地能勾画出特定地文本、图象与实际或潜在读者地社会构成这二者之间地关系吗?我们已经意识到了针对不一样类型地读者有不一样地书籍，对此能够提出什么问题使研究更加深入?市场是探讨这些问题地唯一途径吗?换言之，市场是研究书籍社会位置地唯一地方吗?在衙门、国子监、太平天国后地印书局、寺庙、青楼，以及比较私密地家庭之内，男女得以读书、写作与编校地内宅和书斋，这一切地情况又是怎样?①研究书籍地社会位置地另外一种方法就是高彦颐、魏爱莲、阮思德和柯丽德曾经有效运用过地，把对书籍地研究放在特定地社会背景和关系中，将书籍同特殊地读者和作者群体及其社会活动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他们地工作促使我们对读者群体地整体印象有所了解，并且将读者(与作者、出版者)看作其它社会网络和总体环境地一部分。

对中国地书籍和书籍出版地研究昭示了不一样领域学者地广泛兴趣考试符咒。通过关注处于空间流动和交易过程中地书籍，折射并阐明了社会和文化地进程，将书籍清晰地呈现在学者面前以供审视。印刷可以被当作一种经济地、社会地和文化地力量来研究，或者考察它在政治与思想上地影响。这个领域可以广泛延伸到其它问题，诸如国家—社会关系、文人品位、大众识字水平、思想发展趋势、交流网络、商业化、地域和性别研究等。到目前为止，这些研究已引起了人们地兴趣；对“交流循环”内部和外部动态更深层次地考虑，将不可避免地增强我们对晚期中华帝国社会和文化地了解。

①阮思德(Bruce Rusk)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地第一章里，提供了研究晚明浙江阅读情况地入门途径和范围考试符咒。参看氏著“The Rogue Classicist：Feng Fang and His Forgeries”， PhD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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