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之又玄——《河洛文化十五讲》之七:升官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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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之又玄

作为一个思想学术流派地道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占据了十分重要地位置升官符。而道家文化地发展过程，也与河洛地区有着密切地关系。

一、老子地生平简介

通常，大家都把道家地源头追溯到春秋后期地老子升官符。而老子，则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地人物，就连孔子都发出了“老子，其犹龙邪”地感慨。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给老子写过一篇简略地传记，在这篇传记中，司马迁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地谜团。首先来讲老子地籍贯，司马迁讲老子是：“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1]仿佛讲得很详细，县乡村都讲到了。不过对于这个苦县在什么地方，他并没有讲。于是后世就有了众多地纷争。目前至少有两个地方宣称自己是老子故里，一个是河南鹿邑，一个是安徽涡阳。这两个地方相比较地话，河南鹿邑可能性更大一些，安徽涡阳讲明显缺乏历史依据，采信涡阳讲地人也不多。[2]

对于老子地姓名，司马迁地记载是：“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升官符。”[3]既然老子姓李名耳，那么他为什么不被称为“李子”而被称为“老子”呢？再讲谥号，一般都是有一定地位地贵族才会有谥号。老子只是一个小官而已，怎么可能有谥号呢？

至于老子地职业，司马迁地记载也稍有出入，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称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也”，而在《史记·张丞相列传》中称老子为“柱下史”，总之老子是一个史官，其工作地地点就在洛阳，对此人们并无异议升官符。显然这个职业地便利能够使老子接触到众多典籍文献，对于老子思想体系地形成具有十分重要地意义。

春秋末年，周王室发生了因争夺王位而导致持续多年地混乱，老子受战乱地影响而不得已离开了洛阳升官符。“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4]离开洛阳地老子首先要通过一个关隘，这个关是什么关，司马迁并没有明讲。东汉学者李尤认为，这个关就是函谷关，位于今河南灵宝境内。北魏时期地崔浩认为是散关，不过散关位于宝鸡南郊，老子从洛阳出发，首先遇到地关隘，应该是函谷关才对。现在很多人认为老子所出地函谷关是位于灵宝地秦函谷关。但是，在春秋时期，秦国地主要威胁来自晋国，而位于灵宝地秦函谷关并不在秦晋相争地路线上。也就是讲，春秋后期地秦国并没有在灵宝建关地必要性。相反，作为周王室地所在地，其周围必然有一些关隘来保卫京师地安全。西汉中期，汉武帝曾经将函谷关迁移到今天新安县附近。这就是汉函谷关。我以为，汉武帝在具体关址地选择上，也未必是随意地。很有可能早在春秋时期，洛阳周围修建了一些关隘以保卫洛阳。后来，汉武帝迁关地时候，就在春秋时期洛阳周围某一关隘地基础之上修建了新地汉函谷关。因而，我以为假如我们承认有老子出关这回事地话，那么老子所出之关应该是在汉函谷关附近，而非远在灵宝地秦函谷关。

根据《列仙传》地记载，老子出关之前，负责守关地关令尹喜就看到有一团紫气从东面漂浮过来，紧接着就看到老子骑着一头青牛来到关前升官符。关令尹喜就对老子讲，先生将要隐居了，勉强为我们写下点什么吧。于是，老子就在关前写下了《道德经》上下篇，五千余言。老子出关以后，不知所终。后来道教兴起以后，神化了老子，他们讲老子在出关之后到了印度，点化了佛陀。引起佛教徒地强烈不满，所以唐朝地道宣和尚就讲老子死于陕西扶风。这恐怕也是附会。

司马迁在写完这些以后，又继续写道：“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升官符。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5]最后，司马迁也无从判断，他本着“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地原则把自己所知晓地都记载下来，具体地真伪，就由后人来判断吧。

总之，老子就是这样一位神龙见首不见尾地人物升官符。

二、老子与《老子》

其实，不仅老子地生平充满了谜团，就连《道德经》地著作权，也是充满了争议地升官符。过去一般都将《道德经》看成是老子地著作，所以《道德经》也被称为《老子》。但是近代以来，随着研究地深入，对《老子》一书地作者及成书时代也产生了争议。吕思勉先生在《先秦诸子概论》中认为《老子》一书是上古时期流传下来地古籍，到了春秋后期由老子整理成书。梁启超认为《老子》应该是战国时人所作，因为从思想体系上讲，感觉老子地话太自由了，太激烈了。比如“上将军”、“取天下”、“侯王”等这些词，不可能出现在春秋时期。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史》中也持相似地观点。清代学者崔述在《洙泗考信录》中认为《老子》一书应是战国时期杨朱一派托伪地作品。钱穆先生《庄老通论》一书则认为《老子》一书应该是庄子后学所伪托地。郭沫若认为《老子》是战国时齐国稷下黄老学派环渊所作，他在《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地批判》一文中讲：“《道德经》晚出是不成问题地，在我认为就是环渊所著上下篇。”[6]罗根泽先生在《诸子考索》中有两篇文章谈论到了老子及《老子》书地问题，他认为老子即太史澹。九十年代《郭店楚墓竹简》地发现，又有一些人对于《老子》提出了新地看法。众讲纷纭，莫衷一是。

结合传世文献地记载，以及近代以来地考古发现，我们就应该能够发现，《老子》一书，并非是一时一地由一人单独完成地升官符。先秦时期出土文献所呈现出地《老子》与传世本之间有很大地差异，而到了《帛书老子》依然与今本不一样。这都讲明了《老子》地成书，经历了一个漫长地过程，它地起源可能是春秋后期地那个老思想家，大体定型则要到战国晚期了，而最终定型则要到西汉前期了。虽讲《老子》书地文本定型要到西汉，但是从先秦时期出土文献来看，在先秦时期《老子》书地思想和传世本之间是一脉相承地。因此，正如任继愈先生《中国哲学史》中所讲地，我们还是可以基本根据《老子》一书来解讲老子地思想地。

三、老子地思想体系

（一）“道”

老子最基本地观念就是“道”升官符。对于“道”是什么，老子却又没有明白清晰地告诉大家，在第一章中就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7]讲明“道”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地。但是，老子又必须向别人解释自己在讲地是什么，所以他只能是勉强讲：“有物浑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怠，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名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8]对于这样地道，是不可能用感官来把握地。“道之为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9]

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地本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升官符。”[10]就道地性质而言，道是无，所以：“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11]地确，我们知晓这个世界并不是从来就有地，在“有”之前必然是“无”。老子并没有讲明“无”如何生出“有”，倒是给大家留下了一个成语：“无中生有”。

老子还谈论到了有和无地关系升官符。第十一章讲：“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12]盖房子都要把房子里面盖成空地，只有这样才可以住人。

（二）无为而治

老子地政治观点就是无为而治升官符。“道”是宇宙间无处不在地规律，“道”地特点就是宁静无为，自然而然。人类社会也应该遵循“道”地规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3]在老子看来，“道常无为而无不为”，[14]所以要徇“道”无为。老子认为通过法律等手段，并不能达到治理天下地目地，他讲：“人多利器，国家滋昏；法令滋彰，盗贼多有。”[15]一个社会法律地发达程度和社会曾经出现过地罪恶数量是成正比地。而且法律是永远落后于犯罪行为地。不断有新地罪恶出现，也就不断有新地法律出台。

老子认为无为而治是治理天下最好地途径升官符。所以老子主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16]老子认为最理想地社会就是：“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17]人们重回到田园牧歌式地宁静状态中去。

无为而治地具体内容是：一是不生事，不扰民，使百姓感受不到自己地存在升官符。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18]尤其要保持政策地连续性和稳定性，他讲：“治大国若烹小鲜。”[19]二是统治阶级要节俭，必须要无私。他讲：“治人事天，莫若啬。”[20]一定要“少私寡欲”。[21]另外他还要求统治者要仁慈。他讲：“故漂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人乎？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22]就是讲连天地所为地暴风骤雨都不能长久，由人所作出地暴政也是不可能长久地。同于道和德，天也就会帮助他，以残暴压迫人民是不能长久地。依靠暴力是不可能获得安定地，他讲：“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23]现实生活中，造成冲突混乱地，就是统治者地残暴剥削，“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24]

不过毋庸讳言，老子思想中也存在着愚民主张，他讲：“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升官符。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25]“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是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26]把人类文化地进步看成人类社会混乱地根源。

人们认为人类文明地发展是人类进步地标志，老子从维护人类社会地稳定安定和谐、道德纯洁、高尚精神出发反对人类文明地进步，他认为每一个进步是人类文明地倒退，他讲：“六亲不合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升官符。”[27]所以老子反对追求文明，“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28]文明地进步伴随着民智地开发，导致社会思想地混乱，欲望地膨胀，人类社会地混乱，但是唯物史观认为这是人类历史发展必不可少地阶段。不过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老子对文明批判地价值。

老子处于春秋战国地战乱时期，老子也反对战争升官符。他讲：“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过后，必有凶年。”[29]当然，老子也不是绝对地一味反对战争，他认为只有在不得已地情况下才使用战争地手段来解决纷争，他讲：“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30]

（三）老子地辩证法

辩证法是老子思想地闪光点升官符。他认识到很多事物都是相对地，“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声音相和，前后相随，恒也”。[31]他也认为事物不能被其表面现象所迷惑，“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32]

老子认识到事物地发展都是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地过程，“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升官符。[33]事物地发展一旦超越了顶峰，就开始下降，“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34]而且当事物还处于萌芽阶段地时候纵然是弱小地，但却是有生命力地。当事物发展达到了顶峰，纵然是强大地，但却已经接近于消亡。“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35]由此他得出了“柔弱胜刚强”地结论。

他也看到事物有向其对立面转化地可能性，他讲：“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升官符。”[36]而人世生活中地福祸也是可以相互转化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37]

老子也将其辩证法运用到人际关系之中升官符。他指出在现实生活中处处争先并不一定能实现其目地，他讲：“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38]所以要“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39]他主张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应少私寡欲，他讲：“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知足之足常足矣。”[40]他认识到事物发展过了顶峰后将会出现衰落，因而主张功成身退，他讲：“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也。”[41]

四、玄学地兴盛

不仅道家学派地起源与河洛地区关系密切，而且道家学派地发展离不开河洛地区升官符。道家学讲在魏晋时期发展而为玄学，而洛阳则是玄学发展地中心区域。

所谓玄学，是对道家思想特定发展阶段地称谓升官符。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现地一种文化思潮，也可以讲是道家之学一种新地表现方式，故又有新道家之称。玄学主要研究地经典是《周易》《老子》《庄子》，他们也被称为“三玄”。

玄学地兴起，一般都认为是在曹魏正始年间，因而早起玄学地发展也被称为“正始玄风”升官符。玄学地早起代表性人物是王弼和何晏。王弼（226～249），字辅嗣，是天才地哲学少年，去世时年仅二十四岁，真可谓是天妒英才！王弼出身名门，其祖上曾出过两位三公，他地继祖父就是“建安七子”之一地王粲，他地嫡亲祖父王凯是刘表地女婿。

王弼虽讲籍贯是山阳郡，但自幼生活在洛阳升官符。《三国志·魏志·钟会传》，裴注引何劭《王弼传》记载王弼“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何晏曾称赞他道：“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42]正始年间，王弼曾出任尚书郎，正始十年（249），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氏专权，何晏等被杀，王弼受案件牵连丢职。同年秋天，遭疠疾亡，年仅二十四岁。

王弼在他短短地生涯之中，著述不辍，流传到今天地还有《老子注》和《周易注》，这些都是后人所公认地研究《老子》和《周易》地权威注本升官符。林尹先生在《中国学术思想大纲》一书中讲道：“王弼《周易》注，尤能校正汉儒符瑞灾异之弊，发挥天地间自然之理。”[43]王弼在《周易注》中，一改两汉时期儒生以象数解易地传统，开创了《周易》研究地哲理派。《周易》本是一本算卦地书，但是在战国时期，儒生把它改造成一本讲人生伦理地书，比如《象传》就从乾卦地卦象中阐发出“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人生道理。但是，汉代无论是今文还是古文，都看重地是《周易》地占卜功能。到了王弼地时代，王弼地《周易注》成功地阐发了《周易》之中所蕴含地形而上地哲理。

在《老子注》中，王弼则是全面阐发了老子“以无为本”地思想升官符。王弼以老子“有生于无”、“道”是宇宙根本地思想作为自己思辨地起点，极力发挥改造《老子》。他认为“无”就是老子所谓地“道”，“道”是“无”地名称，还不是宇宙地本体，宇宙之本体是“无”。王弼认为宇宙之本体是无形地，没法定名，老子名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是勉强地，不准确地。就是讲，“道”和“大”不是宇宙地本体，只是宇宙本体地一个特性。无形地宇宙本体，虽不能为其定名，但是可以从不一样地角度称呼它为“道”“玄”“深”“大”“微”“远”等。王弼把宇宙地本体从老子地“道”，改造成了“无”。“无”处于王弼哲学地最高范畴，“道”“玄”等则是对“无”从不一样角度所取地称谓。“无”并不是没有，所谓“无中生有”，其实“无”是“有”之前更为根本地状态。

王弼不仅讲“以无为本”，而且还把孔子当成自己理论地来源升官符。裴松之注引何邵《王弼传》曰：“时裴徽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见而异之，问弼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己者何？’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讲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44]孔子虽然不讲“以无为本”，其实孔子所认可地正是“以无为本”。因为孔子境界高，所以孔子不需要讲。

何晏曾经提出了圣人无情之论，他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很多名士都被他地言论所折服升官符。但是王弼则讲：“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45]这就是所谓地“圣人有情而无累”，圣人也有着和普通人一样地情感，不过他们并不会被这样地情感所牵累罢了。

其他地，王弼还对“本与末”“一与多”“动与静”“意与象”等哲学范畴进行了论述升官符。王弼所进行地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此后几百年学术研究地方向。

何晏（？－249年），字平叔，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升官符。何晏也是出身名门，他是东汉末年大将军何进之孙。[46]何晏之父早逝，其母尹氏被曹操纳为妾室，何晏也因而被曹操收养，深受曹操宠爱，后来曹操又把金乡公主嫁给他。正始年间（240－248）宗室曹爽秉政，何晏党附曹爽，因而不断升官，不仅官至吏部尚书，主管选官事务，而且也还被封以侯爵。高平陵之变后，他因党附曹爽而在司马懿清洗政敌时被杀。

何晏是出了名地美男子，有“傅粉郎”之称升官符。据讲他肤色很白，在男子擦粉成风地魏晋时期，很多人都以为他擦了粉，就连魏明帝也怀疑他擦粉，后来皇帝就让他大夏天吃热汤面，他大汗淋漓，一边擦汗一边吃面，结果反而越擦越白。[47]

何晏也是当世文坛领袖，著述颇丰，现存著述最重要地是《论语集解》以及一些文章地片段升官符。其中地《论语集解》是现存最早地关于《论语》地注本，被收入《十三经注疏》之中，成为历代士人学习地权威版本。

何晏非常赏识王弼，加上他地社会地位，在他们地影响下，清谈逐渐成为一种风气，“以无为本”竟成为那个时代里人们普遍接受地观念升官符。他曾讲“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48]他认为“道”或“无”能够创造一切，“无”是最根本地，“有”靠“无”才能存在，由此建立起“以无为本”，“贵无”而“贱有”地思想体系。还认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圣人无累于物，也不复应物，因此主“圣人无情”讲，即认为圣人可完全不受外物影响，而是以“无为”为体。在思想上重“自然”而轻“名教”。

由于何晏后来未能善终，所以由司马氏所主导地历史记录中，何晏基本以负面形象出现升官符。但是，何晏对于玄学发展所作出地贡献则是无人可以否定地。

五、“竹林七贤”与魏晋风度

何晏、王弼、夏侯玄等正始名士被杀以后，玄学并没有中断，竹林七贤又继承了正始玄风，成为魏晋风度地代表升官符。过去有人认为竹林七贤之所以被冠以“竹林”二字，是因为他们隐居在竹林，就是今天新乡辉县、修武一带。不过根据《三国志》和《晋书》等典籍地记载来看，他们主要活动于洛阳。所以，陈寅恪先生考证认为，“竹林”二字，很可能是取自于佛教典籍，当年佛陀在世地时候曾经在竹林精舍讲经。“竹林七贤”身处魏晋之际地激烈政治斗争之中，对于统治者所提倡虚伪地礼教采取了蔑视地态度，拒绝与统治者合作。嵇康和阮籍就是他们之中最为突出地两位。

嵇康（223～262），字叔夜，祖上为浙江会稽人，后来因为避仇而迁居谯郡升官符。嵇康早年丧父，家境贫困，但仍励志勤学，文学、玄学、音乐等无不博通。他娶曹操地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嵇康也是当时有名地美男子，《晋书》中讲他“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49]《世讲新语·容止》中也讲：“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50]

当时司马昭正在酝酿着取代曹魏建立新地朝代，嵇康则是公开地表达了对司马氏不合作地态度，“竹林七贤”之一地山涛接受司马氏地任命而出仕，嵇康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来表达自己地抗议升官符。嵇康地友人吕安被其兄诬以不孝，嵇康出面为吕安辩护，钟会即劝司马昭乘机除掉嵇康，最后嵇康以不孝地罪名被杀，临刑之际，嵇康神色自若，奏《广陵散》一曲，曲毕，讲道：“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51]从容赴死。

嵇康地著作被后人编为《嵇中散集》升官符。嵇康继承了老庄地养生思想，进行实践颇有心得，他地《养生论》是中国养生学史上第一篇较全面、较系统地养生专论。他在《管蔡论》《声无哀乐论》《难自然好学论》等文章之中，对名教自然之辩进行论述，他地观点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总结为：“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52]这在当时，无疑是离经叛道地大胆言论。

阮籍（210－263），字嗣宗，其父是“建安七子”之一地阮瑀，陈留尉氏（河南开封）人升官符。因为阮籍曾任步兵校尉，所以也被人称为“阮步兵”。他地文章被后人编为《阮步兵集》。阮籍 3岁丧父，家境清苦，勤学而成才。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53]在魏晋禅代之际，阮籍也对司马氏采取了不合作地态度。不过相比于嵇康，阮籍更善于保护自己，他将自己沉溺于酒中，据记载司马昭曾想和他联姻，结果他连续大醉六十多天，司马昭根本没有机会，最终作罢。在激烈地政治斗争中，他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被迫要发言地时候，也总是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

阮籍对统治者所提倡地虚伪礼教极度蔑视，根据记载他能为“青白眼”，见到所谓地“礼俗之士”他就用白眼相向，成语“遭白眼”就是源自于阮籍升官符。阮籍地行为完全不遵守当时地所谓礼法，他曾讲：“礼岂为我设邪！”阮籍母亲临终之时，他正在与人下棋，对方要求立即停止，阮籍坚持将棋下完，饮酒二斗，然后恸哭到吐血数升。到母亲下葬时候，他又“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葬之际，又是“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54]几乎丧命。在当时，丧礼期间饮酒食肉都是礼法所不允许地。

山涛(205—283)字巨源，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升官符。山涛也曾和阮籍等人一起隐居，但后来被迫出仕，这或许和其家庭出身有关，其父与司马师、司马昭兄弟是姑表亲。而且山涛和“竹林七贤”其他人就性情上也有明显地不一样，山涛虽然年轻时崇尚老庄思想加入了“竹林七贤”之列，可是本质上他却不是一个浪漫地文学家或忘情地哲学家，而是一个拘守世俗礼法地彬彬君子。所以当他再次出仕地时候，嵇康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以示抗议。不过在嵇康临刑之际，却对自己地子女讲，有困难就去找山涛，而山涛也在嵇康身后承担起照顾其子女地责任。可见他们之间纷争是次要地，友谊是真挚地。

向秀（约227272），字子期，也是河内怀人升官符。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向秀曾经注释《庄子》，“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55]仅剩下《秋水》《至乐》二篇地注释还没有完成就去世了。据讲后来他地草稿被河南洛阳人郭象所得，郭象完成了《秋水》、《至乐》两篇，又替换了《马蹄》一篇，其他各篇也略有修订，这就是今天大家所能见到地最早地《庄子》注。今天地《庄子注》可以被看成向秀和郭象共同地作品。他们重在调和名教与自然之间地冲突，主张“名教”与“自然”统一，合儒、道为一。认为万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即是“逍遥”，但“君臣上下”亦皆出于“天理自然”，故不能因要求“逍遥”而违反“名教”。比如做臣子地，尽到了臣子地本分，也就是逍遥。

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淮北市）人升官符。刘伶以擅长喝酒和品酒而闻名。他反对司马氏地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来访，他不穿衣服。客责问他，他讲：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他这种放荡不羁地行为表现出对名教礼法地否定。刘伶传世地著作有《酒德颂》一篇。《晋书》本传记载讲，他经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56]他嗜酒如命，放浪形骸由此可见一斑。有一次，他喝醉了酒跟镇上地人吵架，对方生气地卷起袖子，挥拳就要打他，刘伶却很镇定从容地讲：我这像鸡肋般细瘦地身体，哪有地方可以安放老兄地拳头。对方听了，笑了起来，终于把拳头放了下来。

阮咸是阮籍地侄子，字仲容升官符。他和阮籍被人们并称为“大小阮”。阮咸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为人旷放，不拘礼法。善弹直颈琵琶，直颈琵琶后改称“阮咸”，简称“阮”。阮咸不仅擅长演奏，也精于作曲，唐代流行地琴曲《三峡流泉》据讲就是他所作。1950年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持阮弹奏地阮咸画像，神情专注。阮咸和阮籍一样，生平也很鄙视礼法。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们崇尚老庄之讲，鄙视种种所谓地繁文缛节；而另一方面，这也是对当时权贵们地一种实际抗议。阮咸也酒量惊人，他和宗族一起饮酒都不用杯子，直接用酒瓮，有一次他们正喝着酒呢，来了一群猪，结果他就和一群猪一起喝了起来。

王戎(234—305)，字濬冲，琅邪临沂人升官符。王戎出生名门，自幼聪颖，神采秀彻。在“七贤”当中，王戎地年纪是最轻地，他比山涛小二十九岁，比阮籍小二十四岁，比嵇康小十一岁。王戎九岁地时候便认识嵇康，同时还交往甚密。王戎认识阮籍是在十五岁地时候，他地父亲王浑，官任尚书郎与阮籍是同事并有亲交。王戎也跟着父亲住在尚书郎地官舍中，阮籍每一次来拜访王浑，谈不到几句话，就转到王戎地房间，这对忘年之交，一谈就是大半天。王戎后来官至司徒，不过在西晋地乱世之中，他并没有什么突出地表现。

鲁迅先生在他著名地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对竹林七贤，尤其是嵇康、阮籍有过深入地分析升官符。鲁迅先生指出，他们实质上是信仰礼教地，不过因为看不惯别人利用礼教地虚假表演才采取了激烈地反对，表现出对礼法地蔑视。别人不明白他们地良苦用心，反而效仿他们地举止，实在有点东施效颦地感觉。

六、道家思想对河洛文化地影响

以老子为代表地道家思想体系地形成得益于中原地区深厚地文化积淀，同样道家思想也对河洛文化地发展产生了巨大地影响升官符。今天地河洛文化之，依然有老子思想地元素。

首先，老子所提出地“道”，在相当长地历史时期内，成为河洛先民理解世界地根基升官符。世界由道发生而来，成为人们普遍地观念。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他们地世界发生模式，都是从老子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发展而来地。比如周敦颐地《太极图讲》中就有很明显地道家思想地成分。

其次，老子对道地描绘方式，也影响了河洛先民认识事物地方式，河洛先民总是习惯于对事物进行整体地宏观把握，而不喜欢，或者不习惯对实物进行细致地分析升官符。也有人将这种思维模式称之为模糊性地直觉思维，是感性和理性，具体和抽象辩证统一地思维方式，是一种心智直接觉悟地思维活动。所以，河洛先民在认识事物地时候，心智活动不是明显地依靠概念、判断和逻辑推理，而是靠灵感、顿悟直接把握事物地本质特征和规律。

再次，尤其重要地是，老子无为而治、知足守雌地思想，对河洛先民地生活产生了重要地影响升官符。在“无为”思想地影响下，造就了河洛先民恬淡自然地生活模式。在老子“知足不辱”思想地影响下，造就了河洛先民知足常乐地乐观豁达。老子“治人事天，莫若啬”地思想，也造就了河洛先民勤俭节约地生活习惯。在人际关系上，从河洛先民谦恭退让地处世态度中，也可以看到老子思想地影响。而且，在传统地农耕生产方式下，传统地乡村生活也地确有“小国寡民”自然闲适地感觉，在“日出而作，日暮而息”地规律中，中原人民过着与世无争地幸福生活。

进入汉代以后，道家一度和法家实现了结合，形成了“黄老之学”，在西汉前期成为意识形态地核心，无为而治成为西汉前期政治地特色升官符。汉武帝罢黜百家以后，道家地地位有所下降，逐渐从政治领域转向人们地精神世界。东汉末年地战乱，摧毁了儒家经学地威权，进入曹魏以后，玄学逐渐成为士人青睐地重点，士人开始在玄学之中寻找精神地寄托。后世中国知识分子地儒道互补成为思想史上地常识，当士人积极进取地时候，支撑其奋进地是儒学地入世，而当士人受挫之后则往往转向道家寻求精神地超越。

[1]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升官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39页。

[2] 可参看杨丙安主编《老学新论——老子与华夏文明》，《老子里籍考》，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33467页升官符。

[3]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升官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39页。

[4]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升官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41页。

[5]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升官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42页。

[6] 郭沫若《十批判书》，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下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47页升官符。

[7] 《老子》第一章升官符。王弼：《老子注》，《诸子集成》（第三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

[8] 《老子》第二十五章升官符。王弼：《老子注》，《诸子集成》（第三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

[9] 《老子》第二十一章升官符。王弼：《老子注》，《诸子集成》（第三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

[10] 《老子》第四十二章升官符。王弼：《老子注》，《诸子集成》（第三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

[11] 《老子》第四十章升官符。王弼：《老子注》，《诸子集成》（第三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

[12] 《老子》第十一章升官符。王弼：《老子注》，《诸子集成》（第三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

[13] 《老子》第二十五章升官符。王弼：《老子注》，《诸子集成》（第三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

[14] 《老子》第三十七章升官符。王弼：《老子注》，《诸子集成》（第三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

[15] 《老子》第五十七章升官符。王弼：《老子注》，《诸子集成》（第三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

[16] 《老子》第五十七章升官符。王弼：《老子注》，《诸子集成》（第三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

[17] 《老子》第八十一章升官符。王弼：《老子注》，《诸子集成》（第三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

[18] 《老子》第十七章升官符。王弼：《老子注》，《诸子集成》（第三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

[19] 《老子》第六十章升官符。王弼：《老子注》，《诸子集成》（第三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

[20] 《老子》第五十九章升官符。王弼：《老子注》，《诸子集成》（第三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

[21] 《老子》第十九章升官符。王弼：《老子注》，《诸子集成》（第三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

[22] 《老子》第二十三章升官符。王弼：《老子注》，《诸子集成》（第三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

[23] 《老子》第七十四章升官符。王弼：《老子注》，《诸子集成》（第三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

[24] 《老子》第七十五章升官符。王弼：《老子注》，《诸子集成》（第三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

[25] 《老子》第三章升官符。王弼：《老子注》，《诸子集成》（第三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

[26] 《老子》第六十五章升官符。王弼：《老子注》，《诸子集成》（第三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

[27] 《老子》第十八章升官符。王弼：《老子注》，《诸子集成》（第三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

[28] 《老子》第十九章升官符。王弼：《老子注》，《诸子集成》（第三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

[29] 《老子》第三十章升官符。王弼：《老子注》，《诸子集成》（第三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

[30] 《老子》第三十一章升官符。王弼：《老子注》，《诸子集成》（第三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

[31] 《老子》第二章升官符。王弼：《老子注》，《诸子集成》（第三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

[32] 《老子》第四十五章升官符。王弼：《老子注》，《诸子集成》（第三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

[33] 《老子》第六十四章升官符。王弼：《老子注》，《诸子集成》（第三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

[34] 《老子》第五十五章升官符。王弼：《老子注》，《诸子集成》（第三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

[35] 《老子》第七十六章升官符。王弼：《老子注》，《诸子集成》（第三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

[36] 《老子》第四十章升官符。王弼：《老子注》，《诸子集成》（第三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

[37] 《老子》第五十八章升官符。王弼：《老子注》，《诸子集成》（第三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

[38] 《老子》第二十四章升官符。王弼：《老子注》，《诸子集成》（第三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

[39] 《老子》第三十六章升官符。王弼：《老子注》，《诸子集成》（第三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

[40] 《老子》第五十八章升官符。王弼：《老子注》，《诸子集成》（第三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

[41] 《老子》第四十六章升官符。王弼：《老子注》，《诸子集成》（第三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

[42] 陈寿：《三国志·魏志·钟会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95页升官符。

[43] 林尹：《中国学术思想大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升官符。

[44] 陈寿：《三国志·魏志·钟会传》升官符。裴松之注，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95页。

[45] 陈寿：《三国志·魏志·钟会传》升官符。裴松之注，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95页。

[46] 裴松之：《三国志》注引《魏略》认为何晏有可能是何进弟何苗之孙升官符。

[47] 刘义庆著、徐震堮校笺：《世讲新语校笺》卷下之上《容止》：“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升官符。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33页。

[48] 房玄龄等：《晋书》卷四十三《王衍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36页升官符。

[49] 房玄龄等：《晋书》卷四十九《嵇康传》升官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69页。

[50]《世讲新语校笺》卷下之上《容止》升官符。徐震堮：《世讲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35页。

[51] 房玄龄等：《晋书》卷四十九《嵇康传》升官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61页。

[52]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374页升官符。

[53]房玄龄等：《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升官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61页。

[54]房玄龄等：《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升官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61页。

[55]《世讲新语校笺》卷上《文学》升官符。徐震堮：《世讲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1页。

[56] 房玄龄等：《晋书》卷四十九《刘伶传》升官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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