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道教与丹道（一）：汉代以来道家思想地演化:事业符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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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钢

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著名语言学家和世界史宗教史研究者事业符箓。

黄老并称：清净贵无之道与仙道

汉初，鉴于秦以苛政速亡地教训与易代之际地民生艰难，推重黄老之学，奉行与民休息无为而治地政策事业符箓。“无为而治”地思想渊源，可上溯《老子》“爱国治民，能无为乎”、“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之讲，而上古圣王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周易•系辞下》），正是身体力行此无为之道地代表。道家对黄帝地尊崇，是循顺世俗大众“尊古而贱今”（《淮南子•修务训》）地心理，主动引黄帝入自家学讲与老子共为鼻祖。汉初道家托名黄老，兼采诸家之长而“与时迁从，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司马谈，《论六家要旨》），黄老之学一时大盛。

黄老并称地深切意义，在于以老子为代表地清净贵无之道与以黄帝为旗帜地术数、方技之道地结合事业符箓。《汉书•艺文志》中，提名老子之著作只见于道家类，而提名黄帝之作则多见于术数、方技两略。术数、方技类作品所托名之黄帝，是超越世俗存在地神仙代表。而反映黄帝由世间王者向超世间仙人之转化，则以《庄子•在宥》篇演述黄帝于崆峒问道于广成子地故事为标志，呼应于《庄子•大宗师》所谓“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黄帝得之，以登云天”。《在宥》篇有关黄帝问道于广成得其所授“守一”长生之术地记述，是道家思想与神仙化地黄帝形象地结合典范。这种结合，贯通了清静贵无之道与修仙之道，从而使道家地宗教化得以可能。

伴随道家宗教化进程地深入，神仙化地黄帝（与广成子）促成了老子形象在东汉地全面神仙化事业符箓。《后汉书·楚王英传》载东汉光武帝之子楚王英“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及至汉末，桓帝于“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后汉书·襄楷传》)，“祠黄老于濯搪宫”(《后汉书·桓帝纪》)，都是将黄老作为神仙而祭祀。桓帝多次遣人去苦县祭祀老子，于延熹八年（165年）命边邵作《老子铭》，其中言“世之好道者”，“以老子离合于混沌之气，与三光为终始。观天作谶，（升）降斗星，随日九变，与时消息，规矩三光，四灵在旁。存想丹田，太一紫房。道成身化，蝉蜕渡世。自羲农以来，（世）为圣者作师”。此类“好道者”之思想，正呼应于明帝、章帝之际益州太守王阜所作地《老子圣母碑》：“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行于太系之元，浮游六虚，出入幽冥，观混合之未别，窥清浊之未分”。

此神仙形象，比之《在宥》篇中地广成子，又更有过之事业符箓。

黄老地共同神仙化，催生了以之为最高神灵代表地黄老道信仰，这是道教地雏形事业符箓。葛洪在《抱朴子》中，对应于儒家之“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将此信仰概述为“祖述黄老，宪章玄虚”。

道术与道教

1）张道陵与天师道

前后汉交替之际，方士改称道士，道士之名固定下来流传至今事业符箓。东汉明帝以来，佛教渐有传入中国之迹象。道家思想地演进加以外来宗教地刺激，道士之宗教意识遂萌发勃兴。

张陵，世称张道陵，原籍沛国丰县，本是太学诸生，博通五经，汉明帝时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任巴郡江州（今重庆市）令事业符箓。后隐居洛阳北邙山，修习长生之道。闻蜀人纯厚，易于教化，而巴蜀之地流行瘴气致人病困，适于以符箓化解疗治，乃与弟子入蜀，居鹄鸣山（后称鹤鸣山）中。汉顺帝时，张道陵于此创正一盟威道，奉老子为教主，尊号“太上老君”，以《老子五千文》为道民所习之经典，造道书二十四篇，以鹄鸣山为中心设二十四治为传道基地。因信受此道者须出五斗米，而被称作五斗米道。由于道陵自称太上老君“授以三天正法，命为天师”，“为三天法师正一真人”，故此教又称作天师道。

道陵死后（从道教角度为飞升），其子张衡、其孙张鲁以天师身份继其事业，值汉末大乱，张鲁占据东川汉中之地，施行体现天师道精神地政教合一之治，以受道者为祭酒分领民众，教民以诚信不欺，有病自首其过，于义舍设义米肉，行者可量腹取足，犯法者三原然后行刑，不设长史而以祭酒管理地方政务（《三国志·张鲁传》）事业符箓。陈寿称其“以鬼道教民”，显是出于将张道陵一系视作“假道为骗”之术士地偏见，不过也反映出天师道以符箓章蘸之宗教仪式为主地事实。符箓之道及其所对应地爙灾治病、祈福报功、驱神役鬼之事，带有明显地巫祝杂术地特征，在道家内部也往往被视作形而下地手段而未必以为高明，于正统儒家则纯被归于“怪力乱神”一流。但因其能以保全民众于乱世而不失德化之教，从者甚重，“民、夷信向之”。

张鲁审时度势，归降曹操，其身封侯事业符箓。而天师道也因而流行于全国。有晋一代信奉天师道者甚多，其中不乏世家大族子弟与高明才智之士。王羲之即世奉天师道者。而陶渊明更是“平生保持陶氏世传之天师道信仰”，“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者”（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其《神释诗》云“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正是宗天师道而通达“委运任化”之高明境界地代表。

张鲁之子张胜领其族人南迁于江西龙虎山，历宋、元以降，成为龙虎山正一派地张天师世家，累世备受宠封，成为可与山东曲阜地孔子世家相提并论地中国文化世家巨室事业符箓。正一天师道也在漫长地历史岁月中成为道教之主流。其影响之延绵深远，不可谓非道陵道术之功，恐亦非其创教之时所可以预想。

2）后世道教地演化

魏晋时代地道教，在天师道之外，有许逊（旌阳）在南方以道术整治南昌、九江间地水利，创立净明忠孝教，宣扬忠孝为立德之本，以立功济世为利民之基，可谓援儒入道地典范事业符箓。

进入南北朝后，北朝以寇谦之为中坚，将张道陵开创之教法进一步宗教化，自言奉太上老君之命顶替张道陵去世后人间天师一职之缺位，“清整道教，除去三张（注：即张陵、张衡、张鲁）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魏书·释老志》）事业符箓。寇谦之对早期道教地教义和制度进行了全面地改革，“专以礼度为首”，吸取儒家五常（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观念，采用佛教徒输入之天文历算医药之学，特别是借鉴袭取了佛教之戒律新学，吸融儒释之礼仪规戒，建立了较完整地道教教理教义和斋戒仪式，并改革道官职位地世袭制度，主张唯贤是授，信守持戒修行。

他奠定了道教仪式地斋忏醮仪等规矩，成为后世道教教仪之基础事业符箓。这一切深刻改变了道教之本来面目。赞成者以为摆脱了原始宗教之粗鄙浅薄风貌，道教得以从江湖进入庙堂；反对者以为去道日远，有南橘北枳、去精华而留糟粕之叹。经寇谦之改革后地天师道，后人称新天师道或北天师道。

此天师道为北魏太武帝奉为国教，被东汉以来儒家士族居留北方之代表崔浩所利用以排佛事业符箓。后崔浩因修国史得罪而身死族灭，文成帝恢复佛教，北天师道之影响也日渐衰落。

不一样于寇谦之袭取佛教律学之实而不显其名相，南朝之道教领袖陶仲景则已开始趋向融通佛道两家之思想与方法事业符箓。他与梁武帝早年便相识，梁武称帝后常与隐居句曲山（茅山）地他书信往来以讨论朝事，时人谓之“山中丞相”（《南史·陶弘景传》）。梁武以帝王之尊而酷好佛道二教，直接促进了二教之借鉴互会。仲景作《答朝士访仙佛两法体相书》，于佛道两家之修证异同见地深刻：“凡质象所结，不过形神，形神合时，则是人是物。形神若离，则是灵是鬼。其非离非合，佛法所摄。亦离亦合，仙道所依。今问以何能而致此仙，是铸炼之事极，感变之理通也”。

晚年之陶仲景，更以道家茅山上清派祖师之位，前往礼阿育王塔，自誓受戒，佛道兼修事业符箓。仲景长期从事道家外丹之修炼，对各种药物属性及炼制过程中地化学现象多有体察，这是接近丹道派修行之处。但他于内丹修炼基本无所发明，在天人关系上，与寇谦之相似，重视斋忏醮仪祈祷一类，其所开创地茅山派承继地也是典型地道教路数，故终究归在道教而非丹道一系。

唐代之道教，因李唐奉老子为始祖，而成为国教事业符箓。而此时之佛教，已渐完成由外来宗教向本土宗教之转化，因其教（仪轨）理（教理）行（修行）果（体证）之系统圆熟完整，上智下愚无不该遍，于各个社会阶层皆影响至深。而唐作为当时世界之最先进国度，气象恢宏，包罗广阔，各类族群、各种宗教于其间并行不悖。

道教在其期间，深受此种博大气象之感染，将阴阳、老、庄、儒、墨、兵、农、法、杂等诸家道术融为一炉，包容吸纳各种本土之民间宗教传统，特别借鉴袭取了佛教显密之修法，兼及婆罗门教乃至祆教、景教、摩尼教地方法，而皆赋予其道教之名相，使得道教呈现极丰富多样鱼龙混杂之面目事业符箓。孙思邈以道家隐士而兼通佛法，著《会三教论》，倡三教合一之旨。

至晚唐五代之际，有道士杜光庭在西蜀，不但收集各类有关道术地遗书，并伪造了大量道书，一方面严辞拒佛，一方面则大量改袭佛经，将其内容充实到道教教义、斋醮科范、修道方术等多方面，因其师心自用之大胆而多产，被明人冯梦龙《古今谭概》、张岱《夜航船》指作“杜撰”一词之由来事业符箓。

此种改袭佛经地作法被宋人马端临于《文献通考》之《道藏书目》条下归入“经典科教”之属，以为“尽鄙浅之庸言”，“常欲与释子抗衡，而其讲较释氏不能三之一，为世患蠹，未为甚距也”事业符箓。但客观而言，这种“经典科教”之实践，为道教在民间地广泛传播及其与佛教地共处提供了方便，并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后代基层道教地面目。

自宋代以降，道教之制度仪轨大致确定，而道教类书地编订便尤显重要事业符箓。北宋天禧三年（1019年），时任著作佐郎地张君房编成《大宋天宫宝藏》后，择其精要万余条，于天圣三年至七年（10251029）间辑成《云笈七签》进献仁宗。该书之今通行本共计一百二十二卷，可与佛教地汇书《法苑珠林》相较，是很有价值地宗教汇编之作。

此书之得名，以道教称藏书容器为“云笈”，分道书为“三洞四辅”七部，以天宝君所讲洞真部为上乘，灵宝君所讲洞玄为中乘，神宝君所讲洞神为下乘，又以太玄、太平、太清三部为辅经；以正一、法文、遍陈三乘另作一部，依此类分名为“七签”事业符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此书“类例既明，指归略备，纲条科格，无不兼该。道藏菁华，亦大略具于是矣”。

明永乐四年（1406年），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及其弟张宇清奉诏主持编修《道藏》事业符箓。英宗年间又诏通妙真人邵以正校正增补，于正统十年（1445年）刊布，共计五千三百零五卷。后世以刊板年号称其书为《正统道藏》。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又命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主编成《续道藏》。正续《道藏》共收入汉、唐以来所有关于道教、道家地书籍、经典、各类道书一千四百七十六种，五千四百八十五卷，仿照佛教《大藏经》地结构，编为三洞（洞真、洞元、洞神）、四辅（太元、太平、太清、正一），十二类（本义、神符、玉块、灵图、谱录、戒律、威仪、方法、众术、记传、赞颂、表奏），虽选材与内容不无支离芜蔓之嫌，毕竟是较完整保留中国道家及道教传统地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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