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家地影响: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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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嵇康、阮籍、张湛、韩伯、陶渊明、袁宏等玄学家地思想可以看出，如果讲，魏晋玄学是精致地形而上地哲理玄思，则当时地道教可谓是通俗地信仰和实践中地操作，这二者，构成了互为表里地关系玄学。对此，汤用彤早已指出：“中华方术与玄学既俱本乎道家自然之讲。汉魏之际，清谈之风大盛，佛经之译出较多，于是佛教乃脱离方术而独立，进而高谈清净无为之玄致。其中演变之关键有二要义，一日佛，一目道。由此二义，变迁附益，至魏晋之世遂进为玄理之大宗也0”①牟宗三先生也讲过：“道家工夫自心上作，而在性上收获。无论是‘不离于宗’之天人，或不离于精不离于真之至人、神人，皆是从心上作致虚守静之工夫。从此作虚静浑化之玄冥工夫，始至天人、至人、神人之境，而养生之义亦摄于其中矣。”这一论断甚为精透。道家本体地实体性、实在性，透过养生、长生讲即可转化为神仙术。他又讲：“通过修炼之工夫而至长生，成仙，则是顺道家而来之道教，已发于第二义。当然第二义亦必通于第一义。”他认为：“原始道家并不自此第二义上着眼，嵇康之《养生论》却正是自此第二义上着眼，而向、郭之注庄，却是自第一义上着眼。”②这是哲学与宗教地差别。由修行或服药登仙，是人为地，而非自然地自化内化。不过，把玄学与道教地关系视为哲学与宗教，这只具有相对地意义。道教当时也出现了颇有哲理意味地著作，如《周易参同契》、《抱朴子》等。如果讲玄学重在通过语言文字认识事物地方式是认知，则道教重在通过实践修炼认识事物地方式是证知。二者地终极目标都是形而上地哲理和信仰。这决定了道教与魏晋玄学之间不可能完全没有相互影响。例如，葛洪在《抱朴子·用刑》中讲：“世人薄申韩，嘉老、庄之诞谈……道家之言，高则高矣，用之则弊，辽落迂阔……。”这里抨击地对象就是魏晋玄学，讲明葛洪对魏晋玄学并非不知情。前面讲过，王充、扬雄地思想是玄学地前导和渊源，而葛洪对这两个人都有极高地评价③，颇为欣赏他们地思想。这讲明葛洪对玄学地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持赞成态度地。其实，按《晋书》卷七二《葛洪传》和刘知几《史通·序传》地观点，葛洪也是玄学地清谈家之一。只是此讲并未得到大多数学者地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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