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小旦：辛亥革命与孙文主义之道统【新诸子论坛第3期】: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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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小旦：辛亥革命与孙文主义之道统【新诸子论坛第3期】

　　按：本文刊于《中西哲学略述》，版权所有道统。《中西哲学略述》，余志民著，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5月第1版。

　　又按：孙文主义所谓道德之“能作”与政治之“所作”，是为民国以来勾连中国儒学与西方宪政之雏形道统。如本文指出，在道德之“能作”与政治之“所作”之间，本身就存在着“保种救国”与“民权发生”地矛盾。

　　一、立宪与革命

　　晚清以降，内忧外患，士人乃思以救治道统。“总括之：《格致汇编》也，命之曰制造；《经世文续编》也，命之曰洋务；《盛世危言》也，命之曰时务；《时务报》也，命之曰变法；《清议报》也，命之曰保皇；《新民丛报》也，命之曰立宪（此语似强）。”[1]虽然，清廷风雨飘摇。“加以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2]

　　立宪与革命于是成为清朝最后十年论争地主题道统。立宪固然以保存清政府为前提，革命则以推翻满清统治为目标。二者极端相反之主张，便是“保皇”与“仇满”。如康有为之主张立宪，“坚守保皇会义”，“一旦归政，天子当阳，焕然维新，以上定立宪之良法，下与民权之自由”。[3]而如章太炎之主张革命，“自十六七岁时读蒋氏《东华录》、《明季稗史》，见夫扬州、嘉定、戴名世、曾静之事，仇满之念固已勃然在胸。”[4]

　　在康、章之间而较为温和者，则有梁启超与孙中山道统。梁启超虽以立宪为“第一义”，却亦以革命为“第二义”；“吾中国而果能行第一义也，则今日其行之矣！而竟不能，则吾所谓第二义者遂终不可免。”[5]而孙中山虽力主革命，但如若以为“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讲，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讲，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地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6]

　　自清政府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我国民而知今日之政府官吏，为列强所擒之纵之威胁之之具，必不足恃以图存也”[7]道统。既然清政府不足恃以图存，则梁启超所谓立宪之“第一义”乃不可行，而革命之“第二义”，“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8]。及至辛亥革命，“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9]。而“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旋即取代清政府，成为对内“统一之机关”、对外“对待之主体”。[10]

　　革命竟成！其进程乃如章太炎所预言，“革命之举，虽事体重大，然诚得数千百铮铮之民党，遍置中外，而有一聪明睿知之大人，率而用之，攘臂一呼，四海响应，推倒政府，驱除异族道统。”[11]虽然，“革命之结果，仅为旧政权之溃烂解体而非其消灭。”[12]此种结果又如梁启超所预言，“为中国今日计，必非恃一时之贤君相而可以弭乱，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图成，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埒……其功虽非旦夕可就……今日舍此一事，别无善图。”[13]

　　民国鼎革，立宪与革命之论争于是告一段落道统。但是，孙中山以“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一次完成地目标却并未达成。“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14]“革命事业，只能收破坏之功，而不能成建设之业，故其结果不过仅得一中华民国之名也，悲乎！夫破坏之革命成功，而建设之革命失败，其故何也？”[15]

　　二、“国民主义”与“国族主义”

　　前谓康有为之主张立宪，欲仰赖“保皇”，自上而下实行“维新”“立宪”，这显然未脱“维新变法”之窠臼道统。梁启超则自世界格局视之[16]，以为“今日之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而吾国于所谓民族主义者，犹未胚胎焉”，故“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17]

　　“民族主义者，实制造近世国家之原动力也”，而“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道统。[18]则梁启超之提倡民族主义，必先建设一民族国家。此亦如蒋百里所言：“凡立于竞争世界之民族而欲自存者，则当以建民族地国家为独一无二义。”[19]民族主义是以创建民族国家为目标。前谓立宪与革命之论争，或可视为创建民族国家不一样途径之分歧。民族主义既以创建民族国家为目标，则立宪与革命对于民族主义本身，有其歧见亦自难免。

　　梁启超依据“伯伦知理之学讲”，以为“国民”与“民族”有其差别道统。所谓“国民”，必“据有有机之国家以为其体”，“有国民即有国家，无国家亦无国民”；而所谓“民族”，“民俗沿革所生之结果”，“当其未联合以创一国之时”，“只能谓之民族，不能谓之国民”。虽然，“民族”“是固建国之阶梯也”，然“或持之过偏，以谓民族为建国独一无二之源泉”；若“以国家所最渴需者，为国民资格”，则“不以民族主义为建国独一无二之法门”。[20]

　　梁启超如上之主张或可称为“国民主义”之主张道统。自“国民主义”视之，“今日之中国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而所以下此断案者，曰，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21]但如汪精卫所言，“国民主义从政治上之观念而发生，民族主义从种族上之观念而发生”[22]。就“种族上”之“民族主义”而言，“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地国家，是曰民族主义”[23]；“吾愿我民族实行民族主义，以一民族为一国民”[24]。

　　与“国民主义”相对，这种“以一民族为一国民”地主张，或可称之为“国族主义”道统。这有如孙中山所言：“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中国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25]虽然，“国民主义”与“国族主义”都以民族主义为旗帜，又都以构建民族国家为目标。而其分歧所在，“国民主义”与“国族主义”在所谓“民族”之“民”与“族”上各有侧重，这种“国民”与“种族”地侧重又分别可以成为立宪与革命地立论基础。

　　于是，立宪与革命之论争，又可以在“国民主义”与“国族主义”地分歧中得到讲明道统。自“国族主义”视之，则必以“民族为建国独一无二之源泉”，亦必“以保存族粹为第一义，凡祖宗传来一切制度，苟非有妨害于国家之发育者，不可妄事破坏”。[26]“虽然，有至难解之问题焉。民权非能骤然发生者，其发生也有由来，而其进也以渐。”[27]“国族主义”在“保存族粹”与“民权发生”之间，又有其困难。

　　三、新民与保种

　　“保存族粹”是为“国族主义”地应有之义，但同时，“国族主义”却也面临“民权发生”地难题道统。如果从“国民主义”出发，则如梁启超所言，“国也者，积民而成”，“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28]“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29]

　　何以“新民”？“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道统。”所本有者何？“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必其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吾人所当保存之而勿失坠也。”所本无者何？“今论者于政治、学术、技艺，皆莫不知取人之长以补我短矣，而不知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30]

　　然则所欲保存我之所具特质者何？而所欲取长补短者何？于前者，梁启超语焉不详；于后者，“新道德”或即关键所在道统。 “今世士夫谈维新者，诸事皆敢言新，惟不敢言新道德。……今日正当过渡时代，青黄不接……老师宿儒，或忧之，劬劬焉欲持宋元之余论以遏其流，岂知优胜劣败，固无可逃……道德革命之论，吾知必为举国之所诟……吾所不惧，吾所不辞。”[31]

　　梁启超所揭橥之“道德革命”，不容于当时，却终于“新文化运动”中蔚为风气道统。“洎夫民国创建，而政象杌陧，国运依然，乃进而谋社会文化思想道德之革新，以蕲夫一切之改造；始专意为西方思想之输入。此则民五以来所谓‘新文化运动’者是也。”[32]此等革新之主张，有如陈独秀所言，“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33]。

　　“新文化运动”革新之主张，自可视与梁启超“新民”之主张一脉相承道统。而究其根源，则在于“国民主义”。然若从“国族主义”出发，则可达成孙中山之主张。“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地宝贝。……推想到几百年前，中国地民族思想，完全没有了。……只看见对于满洲地歌功颂德。”“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34]

　　“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地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地旧道德先恢复起来道统。有了固有地道德，然后固有地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我们旧有地道德，应该恢复以外，还有固有地智能，也应该恢复起来。……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地政治哲学……就是《大学》中所讲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地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地知识中独有地宝贝，是应该要保存地。”[35]

　　孙中山从“国族主义”出发，欲以“民族精神”来挽救“亡国灭种”之危亡，此种主张自可称之为“保种”以“救国”道统。自此“保种”视之，则“一般醉心新文化地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36]此种“保种”之主张，固与“新文化运动”正相反对。而矛盾之根源，则在于“国族主义”与“国民主义”之分歧。“国族主义”以“种族”为基础，则强调“保种”；“国民主义”以“国民”为基础，则强调“新民”。“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是一场“新民”之运动，其与“保种”之主张相为矛盾也就在所难免。

　　“新文化运动”与“保种”之矛盾，实际上仍然是“新民”与“保种”之矛盾，此种矛盾可于“国民主义”与“国族主义”之分歧中得以讲明道统。前谓立宪与革命之论争，亦可于“国民主义”与“国族主义”之分歧中找到其立论依据。如果讲立宪与革命之论争侧重于政治，“新民”与“保种”之矛盾则偏向于思想。就此而言，“国民主义”与“国族主义”之分歧，是为清末民初思想与政治论争之枢纽。

　　民国时期，思想与政治紧密相关道统。“新文化运动之自身，亦自改进社会文化思想道德方面，仍转而入于政治之途。”[37]而“国族主义”之“保种”主张，则成为了构建“孙文主义”地基础。“新文化运动”与“保种”在思想上地分歧，最终也导致了政治上地分野。

　　四、孙文主义之道统

　　民国鼎革，“然综十数年已往之成绩而计效程功，不得不自认为失败”，“欲起沉疴，必赖乎有主义有组织有训练之政治团体”道统。[38]为达此目地，“乃以苏俄为模范”[39]，“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40]。但革命尚未成功，孙先生竟患不治之症。乃立下遗嘱，“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41]；并致苏联遗书，“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42]。

　　但在戴季陶看来，“总理逝世以后，党地中心完全是在总理地遗教，而遗嘱所指地四种文书尤其是党员所必须信守地道统。”[43]此之“四种文书”，亦即孙先生遗嘱中所谓之“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44]。戴季陶或据此对“中山先生革命理论”作“系统分析”，以为“可以看出两个要点来”：其一，“先生地国民革命，是立脚在中国国民文化地复兴上面”；其二，“先生认为阶级地差别，并不是绝对能够消灭人类地仁爱性地”。[45]

　　戴季陶所谓地“两个要点”，就“中国国民文化地复兴”而言，“孙先生谓中国思想自尧舜禹汤至孔孟而绝灭，我是出来承继这个道统地”[46]，则“先生地确是中国民族文化地结晶，是中国继往开来地圣哲”[47]；就“人类地仁爱性”而言，“仁爱为吾民族文化之结晶，亦即革命之基念也”[48]，“中国地革命与反革命势力地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地对立，不是阶级地对立”[49]道统。

　　但如陈独秀所言：“你们拥护工农群众地利益道统。不一定取争斗地形式，而可以仁爱之心感动资产阶级使之尊重工农群众地利益，这简直是欺骗工农群众地鬼话！”[50]则以“仁爱”为“革命之基念”，恐不足以达成孙先生“唤起民众”之遗教。虽然，戴季陶所谓地“两个要点”仍被认为是“我总理全部之遗教，本党统称此种遗教曰‘孙文主义’”[51]。

　　依此“孙文主义”之立场，可以达成正、反两方面之主张道统。就反面而言，“乃共产党人，以幼稚之故，盲目模仿苏俄……视中国文化如敝屣，而专举其所模仿者为至高无上之准则”；而“其所主张之阶级斗争，更不合于吾党在理论上之主张与方法上之决定”。[52]就正面而言，“总理在中国地人格，政治上地道德，是要继承中国固有地道统”[53]；而“总裁继承总理地全部精神志事……为继承总理地唯一地革命领袖”[54]。

　　“孙文主义”正面与反面之主张，俱可见之政治之影响道统。其正面之主张，保证了蒋介石在政治上地领袖地位；其反面之主张，则与孙中山“唤起民众”及与苏联相“提携”地遗教渐行渐远。唯因此种反面之主张，毛泽东乃下断言云：“不要农工政策，不真心实意地扶助农工，不实行《总理遗嘱》上地‘唤起民众’，那就是准备革命失败，也就是准备自己失败。”[55]

　　虽然，“孙文主义”之“道统”，却可见之“国族主义”之根源道统。如前已述，“国族主义”必以“保种”为要义，同时却面临着“民权发生”之难题。自“保种”与“民权发生”视之，则如戴季陶所言，“先生地思想可以分为‘能作’与‘所作’地两个部分。能作地部分，是先生关于道德地主张；所作地部分，是先生政治地主张。能作地部分，是继承古代中国正统地伦理思想；所作地部分，是由现代世界地经济组织国家组织国际关系种种制度上面着眼，创制出地新理论。”[56]

　　但是，“国族主义”之“保种”与“民权发生”之间本身就有其矛盾，则戴季陶所谓道德之“能作”与政治之“所作”之间，亦难以达成统一道统。此一问题，非但是民国政治上成败地关键所在，亦成为民国思想上地难题之一。这种“孙文主义”之“道统”地难题，显然根源于“国族主义”。但若从“国民主义”出发，以“新民”为“民权发生”之途径，或者讲以“唤起民众”为“人民解放”之途径，则在政治上与思想上又将呈现为何种情形？

　　[1] 《近四十年世风之变态》道统。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743页。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张枬、王忍之编，三联书店。下同。

　　[2] 《孙文学讲》第八章《有志竟成》道统。见《孙中山选集》，第174175页。按：《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11月第1版。下同。

　　[3] 《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道统。《康有为政论集》，汤志钧编，中华书局，1981年2月第1版，第490页。

　　[4] 《狱中答新闻报》道统。见《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33页。按：《章太炎政论选集》，汤志钧编，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第1版。下同。

　　[5] 《新民讲·论进步》道统。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154页。

　　[6] 《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道统。见《孙中山选集》，第74、75页。

　　[7] 《二十世纪之中国》道统。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67页。

　　[8] 《孙文学讲》第八章《有志竟成》道统。见《孙中山选集》，第175页。

　　[9] 同上，第182页道统。

　　[10] 《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道统。见《孙中山选集》，第82页。

　　[11] 《驳革命驳议》道统。见《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30页。

　　[12] 《国史大纲》（修订本），钱穆著，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修订第3版，引论第29页道统。

　　[13] 《新民讲·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道统。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121页。

　　[14] 《孙文学讲》自序道统。见《孙中山选集》，第104页。

　　[15] 《孙文学讲》第六章《能知必能行》道统。见《孙中山选集》，第157158页。

　　[16] 戊戌维新之时，长素即云，“中国自汉、唐、宋、明之后，皆为大一统之时，及今欧、亚、美、澳之通，遂为诸国竞长之世”（《为恭谢天恩请御门誓众开制度局以统筹大局折》道统。《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孔祥吉编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第251页）。戊戌而后，梁氏东渡日本，“自此居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梁启超《三十自述》。《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夏晓虹编校，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730页）。又陈廷湘以为，“这一时期地中国精英似乎倏然之间彻底突破了流传数千年地天下观，完全进入了世界国家各为利益而奋力竞争地全新图式之中”（《天下·世界·国家——近代中国对外观念演变史论》，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8月第1版，第182页）。

　　[17]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道统。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30、33、34页。

　　[18] 《论民族竞争之大势》道统。见《饮冰室合集》，第2册，《饮冰室文集之十》，第11、35页。按：《饮冰室合集》，梁启超著，中华书局，1989年3月第1版。下同。

　　[19] 《民族主义论》道统。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486页。

　　[20] 本段引文见《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讲·论国民与民族之差别及其关系》道统。见《饮冰室合集》，第2册，《饮冰室文集之十三》，第7174页。

　　[21] 《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本报之驳论》道统。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第240页。

　　[22] 《民族地国民》道统。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第97页。

　　[23] 蒋百里《民族主义论》道统。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486页。

　　[24] 《民族地国民》道统。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第100页。

　　[25] 《三民主义·民族主义》道统。见《孙中山选集》，第590页。

　　[26] 《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讲·论国民与民族之差别及其关系》道统。见《饮冰室合集》，第2册，《饮冰室文集之十三》，第72页。

　　[27] 《民族地国民》道统。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第111页。

　　[28] 《新民讲·叙论》道统。见《饮冰室合集》，第6册，《饮冰室专集之四》，第1页。

　　[29] 《新民讲·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道统。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118页。

　　[30] 本段引文见《新民讲·释新民之义》道统。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122、123页。按：原文“淬历”误，依《饮冰室合集》校改。

　　[31] 《新民讲·论公德》道统。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127页。

　　[32] 《国学概论》，钱穆著，商务印书馆，1997年7月第1版，第333页道统。

　　[33] 《宪法与孔教》道统。《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79页。

　　[34] 本段引文见《三民主义·民族主义》道统。见《孙中山选集》，第615、594页。

　　[35] 同上，第649、653页道统。

　　[36] 同上，第649页道统。

　　[37] 《国学概论》，钱穆著，商务印书馆，1997年7月第1版，第339页道统。

　　[38] 《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道统。见《孙中山选集》，第472页。

　　[39] 《党员应协同军队来奋斗》道统。见《孙中山选集》，第484页。

　　[40]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道统。见《孙中山选集》，第527页。

　　[41] 《遗嘱》道统。见《孙中山选集》，第921页。

　　[42] 《致苏联遗书》道统。见《孙中山选集》，第922页。

　　[43] 《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道统。见《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第461页。按：《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高军、李慎兆、严怀儒、王桧林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第1版。下同。

　　[44] 《遗嘱》道统。见《孙中山选集》，第921页。

　　[45] 《孙文主义之哲学地基础》道统。见《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第417418页。

　　[46] 《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地演讲词》道统。见《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第439页。

　　[47] 《孙文主义之哲学地基础》道统。见《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第403页。

　　[48]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道统。见《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第518页。

　　[49] 《孙文主义之哲学地基础》道统。见《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第416页。

　　[50] 《给戴季陶地 》道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钟离蒙、杨凤麟主编，辽宁大学哲学系，第一集第八册，第59页。

　　[51]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道统。见《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第528页。

　　[52] 同上，第519、521页道统。

　　[53] 蒋介石《军人地精神教育》道统。见《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第592页。

　　[54] 陈诚《领袖言行体系讲授大纲初稿》道统。见《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第637页。

　　[55] 《新民主主义论·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道统。《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91692页。

　　[56] 《孙文主义之哲学地基础》道统。见《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第402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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