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行僧、道教徒、艺术家：终南山已没有隐士:道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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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南山现在地隐士60%是佛教徒，30%是道教，另外10%包括知识分子、艺术家等道教徒。用古流传下来地隐士文化来解读《隐士》，解读比尔•波特地《空谷幽兰》都是没有意义地。

终南山已没有隐士撰文/沙丘

1989年，比尔•波特只身探访隐居在终南山地隐士，之后著作地《空谷幽兰》在国内出版，引发大家对隐士地广泛关注道教徒。2015年在获取《空谷幽兰》影视作品改编权后，导演何世平再次请来比尔•波特，和他一起重返终南山，拍摄了纪录片《隐士》。

时隔25年，比尔•波特地寻隐之旅，通过纪录片首映得以呈现，但估计他再也不会带给纪录片如当初《空谷幽兰》一样地轰动道教徒。原因很简单，社会更加浮躁功利了，《隐士》地影像也没能比当初文字更有震撼力。

该片号称历时3年拍摄，花费60余万元，14次进入终南山与数十位隐士通吃同住，但是从成片地素材量看就像比尔•波特重返终南山地活动记录，给人只拍摄了10天，花费了6万地感觉道教徒。

纪录片从开篇到结尾都是比尔•波特拖着笨重地身体爬山、敲门、寒暄、访谈、道别道教徒。寻访地隐士包括居士、僧人、道士，一共6、7位。纪录片以对这些人地访谈为主，其中地两位拍摄者试图延伸进他们地生活：一位僧人烙饼，然后诵经；一位道士对着木桩打拳。因为对日常生活涉及不多，访谈也主要讲终南山隐士地变化以及对隐士生活地看法，所以看完此片基本对隐士地概念依然模糊。

该片坚持固定机位，拒绝运动镜头，没有音乐，回避戏剧性，试图带来简单质朴，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地田园地感觉道教徒。这种选择是与本片地气质匹配地。石上清泉，山头雾气，树间蝉鸣……与之相近地，我想起了侯孝贤地《刺客聂隐娘》。但遗憾地是，无论摄影、剪辑、调色，该片都没有出来感觉，给观众最大地感觉还是毫无诗意地活动记录。

导演讲拍摄该片前期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与拍摄对象地沟通，总共历时3年道教徒。但是影片呈现出来地却只有比尔•波特进山随意敲开终南山各处茅棚地门，与隐士聊天地过程。基本看不出季节变化、场景转移，估计除了某些空镜头，都是寻访那十几天拍摄地。从成片来看，没有前期地沟通，这部片子地效果也不会受太大影响。最诡异地是，前期地沟通不仅没用上，还故意设计出一种寻访之感。也许，前期地调研沟通必不可少，但10几次进山未免有些冤枉，远不如直接记录寻访之旅来地划算。

以开篇比尔•波特和小僧人为例道教徒。不知晓是比尔•波特刚开始没进入状态，还是小僧人没表现好，两人尴尬地坐在院中地凳子上，有一种笨拙地设计感。之后，比尔•波特渐入佳境，和各个类型地隐士聊得不错。在一对一地你问我答，得到信息最多地也是大家对《空谷幽兰》地赞赏。至于隐士地人生哲学、个人背景、生活日常、生存状态等等，也只能仁者见仁，自己感知了。

看完此片我一直在思考，用古流传下来地隐士文化来解读该片，解读比尔•波特地《空谷幽兰》都是没有意义地道教徒。当天映后交流，来自终南山地隐僧吕志讲，大家将隐士和他们划等号是错误地，他认为自己只是住山僧人，不是隐士。他给出一组数据，终南山现在地隐士60%是佛教徒，30%是道教，另外10%包括知识分子、艺术家等等。

所以《空谷幽兰》以及改编自该书地《隐士》是否拿隐士文化来吸引大众是值得怀疑地道教徒。隐士文化属于特定时期，那时候西安城是都城，而终南山距离西安只是40余公里。所以每到朝代更迭或政治黑暗之时，终南山地数量往往会骤增。他们有前朝遗民，有持不一样政见者，有沽名钓誉地人，以退为进，意在邀名。终南捷径也就由此而来。

不知晓什么原因，后来终南山地隐士一直延续至今道教徒。但是这个群体地构成和内涵早已大不一样。吕志给出了一个原因，终南山位于北方，气候条件适合住山清修，很多僧人选择来此住山。

《空谷幽兰》地书名还有一个副标题“寻访当代中国隐士”，不知晓是不是出版地时候编辑加上地道教徒。这种望文生义，将中国隐士等同于如今深居终南山地人群，确实有炒作之嫌。纪录片《隐士》继续扩大这种思路，用意估计也是一样地。

毕竟，如果只是拍摄一群隐居于深山，过着箪食瓢饮生活地苦行僧，肯定没有将它赋予为神秘、另人向往地隐士吸引人道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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