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小旦：革命与道统——民国思想论稿之二: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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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道统——民国思想论稿之二

　　1、立宪与革命　　

　　晚清以降，内忧外患，士人乃思以救治道统。“总括之：《格致汇编》也，命之曰制造；《经世文续编》也，命之曰洋务；《盛世危言》也，命之曰时务；《时务报》也，命之曰变法；《清议报》也，命之曰保皇；《新民丛报》也，命之曰立宪（此语似强）。”[①]而自“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②]

　　立宪与革命于是成为清朝最后十年论争地主题道统。立宪固以保存清政府为前提，革命则以推翻满清统治为目标。二者极端相反之主张，便是“保皇”与“仇满”。如康有为之主张立宪，“坚守保皇会义”，“一旦归政，天子当阳，焕然维新，以上定立宪之良法，下与民权之自由”。[③]而如章太炎之主张革命，“自十六七岁时读蒋氏《东华录》、《明季稗史》，见夫扬州、嘉定、戴名世、曾静之事，仇满之念固已勃然在胸”[④]。

　　在康、章之间而较为温和者，则有梁启超与孙中山道统。梁启超虽以立宪为“第一义”，却亦以革命为“第二义”，“吾中国而果能行第一义也，则今日其行之矣！而竟不能，则吾所谓第二义者遂终不可免”。[⑤]而孙中山虽力主革命，但如若以为“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讲，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讲，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地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⑥]

　　自清政府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我国民而知今日之政府官吏，为列强所擒之纵之威胁之之具，必不足恃以图存也”[⑦]道统。既然清政府不足恃以图存，则梁启超所谓立宪之“第一义”乃不可行，而革命之“第二义”，“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⑧]。及至辛亥革命，“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⑨]，而“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⑩]。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是取代清政府，成为对内“统一之机关”、对外“对待之主体”。

　　革命竟成！其进程乃如章太炎所预言：“革命之举，虽事体重大，然诚得数千百铮铮之民党，遍置中外，而有一聪明睿知之大人，率而用之，攘臂一呼，四海响应，推倒政府，驱除异族道统。”[11]虽然，“革命之结果，仅为旧政权之溃烂解体而非其消灭”[12]。此种结果亦如梁启超所预言：“为中国今日计，必非恃一时之贤君相而可以弭乱，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图成，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埒……其功虽非旦夕可就……舍此一事，别无善图。”[13]

　　民国鼎革，立宪与革命之论争于是告一段落道统。但是，孙中山以“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一次完成地目标却并未达成。“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14]“革命事业，只能收破坏之功，而不能成建设之业，故其结果不过仅得一中华民国之名也，悲乎！夫破坏之革命成功，而建设之革命失败，其故何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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