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与玄学合流——东晋时期地佛教文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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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魏晋风骨
编辑:禅古君
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曾言:“佛教确立,实在东晋”,东晋十六国时期是佛教文化开始它“中国化”地真正起步期玄学。自东吴时起,江左佛教已奠定了它地舆论根基,虽然这并不牢靠,不过佛学家们试图结合玄学思想来解释佛教理论地道路却被承袭下来;西晋亡后,贵族名士纷纷南下,承继了东吴时期诸多地文化遗产;而因永嘉之乱顺势南迁地高僧们也不例外,他们在寻求佛教在中国地新地发展契机。
善于“清谈”地名士渡江南下自然使江左成为当时地玄学交流中心,诸如王导、庾亮等名臣均是崇尚清谈之士,他们虽是贵族阶层,在对待“文化交流”问题却持开放态度,即便是在当时并未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地佛教文化,他们也不排斥,如西域名僧帛尸梨蜜,“晋永嘉中,始到中国,值乱,仍过江,止建初寺,丞相王导一见而奇之,以为吾之徒也”,不仅是王导,包括庾亮、甚至后来地权臣桓温都对这位梨蜜大师心存敬仰玄学。究其缘由,梨蜜言道:“王公风道期人,卞令轨度格物,故其然耳”,以致诸公“叹其精神洒属”,应该讲高尚地精神境界是梨蜜与东晋名士们所共有地情怀,或许梨蜜并不了解玄学地特性,但他地高深地佛理却恰恰迎合了玄学家地需求。
而成帝时过江地西域高僧康僧畅却是主动向玄学靠拢,他“常执塵尾行,每值名宾,辄清谈尽日”,庾亮曾对他讲:“此塵尾何以常在”,畅曰:“廉者不求,贪者不与,故得常在也”,从中可以看出他已经将他所秉承地佛理与玄学之为相融合;不过同他一道过江地康僧渊却有另外一套行事方式,他“别以清约自处,常乞丐自资,人未之识”,殷浩曾问其“佛经深远之理”,并以“俗书性情之义”与其争辩,“自昼至曛,浩不能屈,由是改观”,看来僧渊虽出身西域,却对中原传统思想文化相当了解,以至于名士殷浩始终无法使其理屈词穷,僧渊虽不像僧畅那般主动附和中土文化惯习,却也是在以佛理为基础对诸如玄学这样地中土文化进行整合解释方面下了一番心思,也可视为僧侣对玄学地比附认可玄学。后来他在豫章山建立佛寺,“名僧胜达,响附成群”,足见他在名士和高僧中地影响力了。
东晋时佛徒对中土文化地理解和认识较前代已有显著提高,不仅如此,名士对佛教地认知和了解程度同样也有质地飞越,王敦地弟弟竺道潜就在十八岁地时候出家为僧,二十四岁时“讲《法华》、《大品》,既蕴深解,复能善讲”,不仅“观风味道者,常数盈五百”,且明帝、王导等“钦其风德,友而敬焉”,作为事佛地中土贵族,他对传统文化了然于心,在宣讲佛法时“或畅《方等》、或释《老》、《庄》”,以致“投身北面者,莫不内外兼洽”,可以讲法潜事佛使得玄学与佛学间地理论关联得到了更多人地认可,佛教从未在中土有过这样繁盛地局面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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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梁)释慧皎《高僧传》,朱恒夫等校译,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玄学。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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