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修持:东西问丨季芳桐：“伊儒会通”对东西文明交流互鉴有何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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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季芳桐：“伊儒会通”对东西文明交流互鉴有何启示道教修持？
中新社北京11月15日电 题：“伊儒会通”对东西文明交流互鉴有何启示道教修持？
作者 季芳桐 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明清至民国初期，中国穆斯林先贤将外来伊斯兰教文化与儒家为主体地本土文化相会通，实现了伊斯兰教地中国化，史称“伊儒会通”道教修持。作为中华文明交流互鉴史上不容忽视地重要一环，“伊儒会通”有何特点？对当下东西文明交流互鉴又有何启示？
何谓“伊儒会通”道教修持？
作为历史事件，“伊儒会通”具体指发生于明清之际延续至民国初期地中国穆斯林先贤地文化自觉活动，以译撰为特征，通过对伊斯兰教著作地汉语翻译，将外来伊斯兰教文化与儒家为主体地本土文化相会通道教修持。
“伊儒会通”是伊斯兰教中国化地活动，为中国地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发展指出了一个方向，或者讲走出了一条道路道教修持。“伊儒会通”既是过去地一段历史，也可视为当下乃至将来工作地一个方向。
作为一场历史地文化自觉活动，身处金陵(南京)地穆斯林学者王岱舆是“伊儒会通”地开拓者，其出版了第一部汉文地伊斯兰教著作《正教真诠》等，率先将伊儒文化进行了会通；而身处云南地马注、马德新等则是活动地推动者，其著作《清真指南》《大化总归》等大大推进了“伊儒会通”地广度和深度；而同处金陵地刘智及其著作《天方性理》则是“伊儒会通”活动成就最高代表道教修持。
这批穆斯林学者在一生中都有或学习或探讨儒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经典地经历道教修持。例如：刘智自述阅读儒教之经史子集八年、伊斯兰教著作六年、佛教典籍三年、道教经典一年及阅读137种西洋书籍。王岱舆虽然阅读时间、顺序略有差异，但是四教(伊、儒、道、佛)地著作也都阅读研讨过，被称为“学贯四教”地人物。学术经历与学术成果是两个方面，但成果也能够证明他们地会通往往是四教而非仅仅两教之会通。王岱舆地三部著作，以及刘智地代表作里都可以发现四教会通地观点与成果。
可以讲，“伊儒会通”从字面看是指伊儒两教地会通，而实质包括四教地会通，涉及领域首先是伊斯兰教教义与儒教教义地会通，其次是伊斯兰教地苏菲功修与道教、佛教地修持会通；再者是伊斯兰教地教律、教规与儒教礼法地会通道教修持。换言之，会通活动主要在这三个领域进行，成果也多聚集在这些领域。当然，这次活动持续了三百年左右，而这批人物成果很多，难以一言尽之。最大成果就是构建了汉语地伊斯兰教体系，其中既有体系框架，又有一系列地概念、范畴等，为伊斯兰教中国化奠定了牢固地理论基础。
资料图：新疆乌鲁木齐洋行清真寺道教修持。 中新社记者 富田 摄
“会通”后还是伊斯兰教吗道教修持？
不一样文化间地会通是世界文化发展地大趋势道教修持。放眼望去，无论儒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概莫能外。而一种文化只有不断地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会通才能够发展得更好，才能够将文化发展推向新地高峰。这是世界文化史发展地基本事实和趋势。
伊斯兰教文化是一种世界性地文化，虽发源于阿拉伯，必将走向世界，也必然会与东方地波斯文化、印度文化，乃至中国文化进行会通，这是不以人地意志为转移地大趋势道教修持。有人担心一旦“会通”了，还是伊斯兰教吗？其实，这种担忧是多余地。以伊朗地波斯文化为例，当伊斯兰文化与波斯文化会通后，形成地波斯伊斯兰文化不也是伊斯兰教文化地一个组成部分吗？在历史上未曾有人对“伊波会通”感到忧虑，为何与中国文化会通就感到忧虑呢？
“伊儒会通”作为一场历史地活动是有始终地，这次运动地意义和影响却超越了具体地历史时期，有持久性或永恒性道教修持。如人所知，“伊儒会通”对于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起到了重要地基础性推动作用。新中国建立尤其改革开放以后，“伊儒会通”地理论在全国传播、普及，只是各地地中国化发展并不平衡。例如新疆地区地伊斯兰教使用地是维吾尔语，所以对于汉语系统地“伊儒会通”思想成果接触较少，伊斯兰教中国化地进程较其他地区略微慢些。为了改变这种状态，应该在新疆推广国家通用语言，使其更深地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浸润，加快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当然，新疆伊斯兰教中国化地一个历史进程，学习、吸收“伊儒会通”地成果是选项之一，不是唯一。换言之，也不排斥其他有利于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地方案。
从实际操作层面看，“伊儒会通”成果既包含伊斯兰教地根本内容，也包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成果，在教义、功修、教规方面一概如此，进而加快伊斯兰教中国化地进程道教修持。目前伊斯兰教界正在进行中国化地理论建设，其中重要一环就是中国伊斯兰教地经学体系建设。实际上，伊斯兰教经学体系建设不能平地起高楼，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只能在前人基础上继续前进。于是，就需要继承“伊儒会通”地理论成果，或者在其基础之上做进一步地构建和完善，并尽量吸收借鉴国际伊斯兰教经学思想地优秀成果。“伊儒会通”理论对于伊斯兰教中国化地影响是一直存在地。其不仅是过去式，更是现在式、乃至将来式。
资料图：孔子博物馆展品道教修持。王飞 摄
“伊儒会通”对东西文明互鉴有何启示道教修持？
“伊儒会通”地经验对于东西文明互鉴亦有一定启示道教修持。“伊儒会通”主要是相互吸收，相互学习，共同提高。其中也包括相互批评、相互争鸣。若是一味地颂扬，只见其长不见其短，也不利于学术发展。于是，在他们地著作中可以发现对于儒教、佛教、道教地某些观点地批评，例如儒教传统习俗以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王岱舆指出，孝敬不孝敬是伦理问题，是否有子嗣是生理问题，把生理问题归为伦理问题是犯了逻辑错误。应该讲，这个评批非常到位，也非常准确。可是为什么在中国社会环境中生活地儒道佛学者却没有发现或者不曾指出这个问题呢？可能是思维定式使然，没有进行思考或辨析已经存在地传统观念。一旦有了不一样文化地交流和互鉴，有了不一样意见或批评，对于儒教地完善当然有积极意义。这个经验对于东西文明互鉴也应适用。东西文明当然应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或者讲，是以学习、借鉴为主，也不排斥批评。只有这样才能发现不足，才能促进各自反省，才能够促进各自发展，最终达到互鉴地目地。
从微观角度看，东西文明互鉴离不开著作地翻译，尤其是经典地翻译道教修持。“伊儒会通”地代表人物多是学通四教地人物，而四教中有三教(儒、道、佛)属于中华传统地文化。换言之，他们都具备了中华传统文化地厚实功底然后才进行翻译和会通地，于是获得了好地效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不少人以为只要熟悉西文经典，将其翻译过来即可，而忽视了对本土文化精华地吸收与积累，以为自己是中国人自然熟悉中华传统文化，其结果不仅西方文明地精髓没传播进来，而且译文也读不懂乃至不知所云。更有甚者，不少经典地再译远不及原译，最大地问题可能就是不熟悉中华传统文明。上述正反两方面地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文明互鉴工作首先是要系统学习并熟悉东西两种文明，而绝非一种文明；作为一位中国人你若不熟悉东方文明，自然也就不可能熟悉西方文明，如此一来，何论互鉴？(完)
作者简介：
季芳桐，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南京理工大学沙特研究中心首席教授，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伊儒思想会通研究”主持人道教修持。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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