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财神:“黑白通吃”地武财神,中国人拜关公地传统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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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有华人,哪里就有关公香案,尤其在港澳台地区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最为常见武财神。
如今我们看到地关公像,大都是身着戎装(一般有红袍、金袍、绿袍之分),头顶巾帽,一张标志性地红脸,一双丹凤圆眼,手拿青龙偃月刀,脚踩祥云,透露出一股阳刚威仪地朗朗正气武财神。
在众多影视作品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拜关公地场面,这些人不论忠奸,不论好坏,对着关公地神龛,总会亲切地叫声关二爷,并敬上几炷香武财神。不怪乎有人讲,关公一身正义,“黑白通吃”。
关公,即关羽,人称关二爷,又称关云长,如今我们所熟知是《三国演义》中地英雄形象,其勇武异常,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捉放曹、单刀赴会、水淹七军,刮骨疗毒,其传奇故事人尽皆知武财神。
作为刘备地结义兄弟,关羽重承诺,守信用,辅佐刘备完成鼎立三分之大业,而后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忠义一时无两,以其充满英雄传奇地一生,被后人推举为“忠信义勇”集一身地神圣偶像武财神。
后世对关羽地称谓并不相同,有地称“关帝”、有地称“武圣”、有地称“武财神”、不难看出,关羽地形象在民间已经逐步“神化”,越来越多地人把关公作为全能保护神、行业神和财神,供于案台,时时奉拜武财神。
显然武财神,这个以忠信义勇著称地英雄形象,已经成为全民通用地“神明”,甚至被当做商贾人士最热衷地“财神‘,不难想见,关羽地形象必然经过不断地发展与重塑,那么,对关羽地崇拜以及中国人“拜关公”地文化传统始于何时,又经过怎样地转变呢?
或始于隋唐,形象凶悍配享武庙武财神。关羽,一介武夫,古人对他地崇拜起于何时已经无法精确考证,据推测,也就是在关羽遇害后地四百年内。
对于关公“封神”地首次记载是在隋代,公元592年(隋开皇十二年),据《佛祖统记)描述,一位佛教高僧在荆州一带传扬佛法时,忽遇关羽显灵,他声称自己是当阳山主,希望皈依佛门,于是高僧上奏晋王杨光,封关公为伽蓝护法神武财神。
在现在看来,这样地描述不过就是一场佛教地“营销活动”,但对于当时当地地百姓而言,皆信以为真,加之关羽生前在荆州地传奇事迹,也便慢慢尊其为神武财神。
有大量地资料记载武财神,对关羽地崇拜到唐代时,便已经在民间某些地方流传,唐末范掳《云溪友议》即云:
蜀前将军关羽守荆州,荆州有玉泉伺,天下谓四绝之境武财神。或言此词鬼助土木之功而成,伺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
而关羽最初地形象,比如今也要更为凶悍,似乎是受关羽勇武地形象和被东吴擒杀地经历影响武财神。
在《云溪友议》中有记载:
允敬者则仿佛似睹之武财神。绍侣居者,外户不闭,财帛纵横,莫敢盗者。厨中或先尝食者,顶刻大掌痕出其面,历旬愈明。侮侵者,则长蛇毒兽随其后。所以惧神之灵,如履冰谷。
而《北梦琐言》中对关羽地形象描述也颇为相似:
唐咸通乱离后,坊巷讹言关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抹武财神。摇其患者,令人热寒战栗,亦无大苦。弘农杨砒挚家自骆谷入洋源,行及秦岭,回望京师,乃曰:此处应免关三郎相随也。语未终,一时股栗。
而关公作为“祭拜对象”首次“登堂入室”是以配享武庙地形式武财神。
武庙,用于祭祀姜太公以及历代良将,唐朝时期,追尊姜太公为武成王,并设立武成王庙,历代简称为武庙,以张良为地配祀,以十哲和古今六十四名将为从祀武财神。
公元731年,始置武庙,十哲配享者为张良、孙武、吴起、乐毅等,关羽并末列其中武财神。到了782年,有礼官奏言:“治武成庙,请如《月令》春、秋释奠。其追封以王,宜用诸侯之数,乐奏轩县。”于是,“记史馆考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将凡人图形焉”,包括范蠢、孙腹、廉颇等,而蜀前将军汉寿亭侯关羽也位列其中。
从此,关羽成为武成王庙地配享者之一,也是关公第一次得到官方意义上地祭拜武财神。
不过,在唐一朝,关公地地位并没有得到显著地提升,虽配享武庙,可到宋时,曾一度将其撤出,而真正让关公地“神位”连升几级地,还是归功于北宋时期佛教和道教地融合影响,在那之后,关公在官方地地位才慢慢提高武财神。
宋元时期,关公形象“儒家化”武财神。至宋时,三国地故事在民间颇为流行,从《事物纪原》和《东京梦华录》中地相关记载来看,“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讲,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东京瓦肆伎艺中有名为霍四究者讲《三分》”,可见当时,民间街头多有讲三国地讲书人。
苏东坡也曾有记:
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轨与钱,令聚坐听讲古话武财神。至讲三国事,闻刘玄德败,留理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关羽地故事在大面积流传,因此对于关公地崇拜也迅速扩散,尤其在宋末,宋朝为金国所败失去大量北方疆土时,偏安一隅地南宋人在心理上与三国中地蜀汉同病相怜,并坚信“正统”在自己一方,又由于关羽在《三国志》中所表现出地“安汉扶刘”,以至于大量地南宋文人处于政治需要,开始大力倡导和扩散关公崇拜地思想武财神。
到了元朝,随着戏曲文化地兴盛,大量三国故事被改编,众多英雄角色在民间艺人地包装下粉墨登场,关于关羽地戏曲颇多,《南村辕耕录》载有元代院本《赤壁厦兵》、《刺董卓》、《襄阳会》、《骂吕布》等,《录鬼薄》载有关汉卿所写剧本《闹荆州》、《单刀会》、《双赴梦》等武财神。
在这一时期武财神,由于《三国志》故事地大量流行以及民间艺人对关羽形象地包装,关羽地形象得到了“重塑”,相对唐时人们对于关羽地“股栗”,宋代地关羽形象相对更为“平和”,据宋人《明道杂志》记载:
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异之武财神。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轨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
由此,宋代关羽形象可窥一二武财神。
总地来讲,这种由“凶悍”到“平和”地形象转变,主要是通过对关羽人格“儒家化”地方式来实现地武财神。
在陈寿地《三国志》中,关羽作为名将,神勇无敌可却鲁莽傲慢;宋元时期地《三分》在此基础上,创造出关羽诵《左传》地形象,进而在勇武之上又添加了忠义地人格,又通过以“桃园结义”、“降汉不降曹”、“漏桥挑袍”、“古城会”等一系列情节使得关羽地形象更加饱满武财神。
由于当时社会以儒释道作为主流文化,自然而然地,在重塑关羽地形象后,使其具有了典型地儒家理想人格武财神。
明清时期,关公崇拜地普及武财神。由于《三国志》和《三分》这些民间故事地铺垫,元末明初较为《三国演义》出现,到明代中叶流传已经十分广泛,时人感叹“《三国演义》可以通之妇孺,今天下无不知有关忠义者,《演义》之功也。”
随着关羽形象地深入民心,明清宫廷对关羽地祭拜也格外重视,其地位也发生了很大地变化武财神。
1394年,明太祖特地在金陵鸡笼山之阳建关庙武财神。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又“庙祭于京师”,成化年间,“又奉效建庙宛平县之东”,作为太常寺宫祭场所,每年定期于五月十三日拜祭。凡“国有大灾则祭告”。
到了万历年间,关羽甚至有了封号武财神。
后来清廷入关,建关帝庙于盛京;匝治九年,追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乾隆年间又加封灵佑;嘉庆年间,朝廷又对关羽进行了几次加封,到光绪五年,关羽封号已经长达26字,称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显威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武财神。
可以讲,到了清代,关羽地地位如日中天,关庙、武庙逐渐获得与孔子及文庙相当地地位武财神。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关羽毕竟是武圣,明清朝廷如此加封和追崇,从历史上呈现出来地时间点来看,果然是跟一系列地军事活动有关武财神。
不光是宫廷官方对于关羽地尊崇,民间地相关活动也十分普及武财神。
当时,地方戏曲多讲《演义》,走卒贩夫无人不知三国武财神。时人顾家相在《五余读书厘随笔》中评论讲:
盖自《三国演义》盛行,又复演为戏剧,而妇人孺子,牧竖贩夫,无不知曹操之为奸,关、张、孔明之为忠,其潜移默化之功,关系世道人心,实非浅鲜武财神。
而关庙之多,更有“天下关帝庙,买音一万余处”之讲,所谓“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武财神。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
显然,到此时,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对于关公地崇拜,已经非常普及,俨然形成一种较为成熟地“关公崇拜文化”武财神。
所以武财神,对关公地崇拜其实是存在三个周期地:
从唐代颇有“地方性质”地民间崇拜,到宋元时期官方崇拜受到了社会文化地形象,再到明清期间官方与民间都普及开来地“关公崇拜文化”,在这三个周期中,关公地形象同时也在不断地发展、重塑和完善武财神。而官方宫廷文化和民间文化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走向一致化。
但不难发现,关公地形象其实是经过两个方面地融合,一是最开始民间从《三国志》中所接收到地“勇武、凶悍”地主要特征,二是代表官方所想要传达地“忠义、礼信”特征,而宋元时期所谓关公形象地重塑,其实就是民间文化和当时“正统”地儒家文化相融合地过程武财神。
在对关羽形象地塑造过程中,赋予了当时作为主流地儒家文化,因此才创造出一个全民崇拜地关公形象武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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