崂山派:崂山与佛教的渊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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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日】　

　　佛教节日很多，有纪念性活动，有佛制性戒法活动，还有超度性活动及顺俗性活动。崂山地区佛寺的重大节日为佛诞、观音诞和盂兰盆会。

　　佛诞节，亦称浴佛节，是佛教最盛大和隆重的节日，崂山各寺院将此节日定为农历四月初八。该日上午，僧众身穿袈裟或僧衣，在佛堂诵经，并举行沐佛仪式，进行“普佛”、“绕佛”和“交大供”等宗教活动。除佛诞节外，还有农历腊月初八的释伽牟尼成道日，二月初八的出家日，二月十五日的涅2日，寺僧都有简单的纪念活动。

　　观音诞，农历二月十九日。崂山各寺院大多都供奉观音，二月十九日为观音诞辰，六月十九日为观音成道日，九月十九日为观音出家日，因而有的寺庙将这三个十九日都称“圣诞”。一般之祝仪为唱香赞，诵菩萨名和《大悲咒》，唱观音赞、偈，念圣号，拜愿三皈依毕。盂兰盆会，农历七月十五日。

　　盂兰盆会又称盂兰盆节、盂兰盆斋、盂兰盆供，另称中元节、鬼节，是佛教徒为追念和超度祖先的法事节日。崂山许多寺院多于午前上盂兰盆供，施斋供僧外，还举行诵经法会，举办水陆道场，放焰口、放灯等宗教活动。

　　此外，还有一些佛菩萨的诞辰，如农历正月初一的弥勒菩萨诞，二月十八日的药王菩萨诞，二月二十一日的普贤菩萨诞，三月十六日的准提菩萨诞，四月初四的文殊菩萨诞，五月十三日的伽兰菩萨诞，六月初三的韦驮菩萨诞，七月十三日的大势至菩萨诞，七月三十日的地藏菩萨诞，九月三十日的药师佛诞，十一月十七日的弥勒佛诞。崂山的各佛寺，在这些菩萨的诞辰之日皆分别举行各种宗教活动。

　　【崂山历史上的“灭法”事件】　中国佛教史上有4次大规模的灭佛事件，发动者为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史称“三武一宗”。崂山佛教当然也逃不出这几场“法难”，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在法海寺附近出土的一大批石佛造像。

　　1980年7月，崂山源头粮站在修筑门前小桥时，于1米半深处发现一批残缺不全的石造像，有头像、肢体、石像底座等120余件。石造像身大者残高2米，身小者仅20厘米，由于破坏得较为严重，虽经接对整理，却无一完整。从这批石造像的残部来看，仍可看出当时纯熟的雕刻水平。这些造像的面孔有方颐的，也有丰圆的。其表情也各不相同，有的庄重肃穆，有的面带笑容，也有的闭目深思，还有的和蔼可亲。发型则更是别致多样，有高肉髻、螺髻之分，也有头戴花冠、宝缯束发之别。佛像有身穿通肩式袈裟，也有著方领褒衣博带式大衣，下着长裙，裙带作小结。有端坐于莲瓣方座上的，也有双足跣立在束腰形莲座上的，均右手前伸，左手下垂，掌心向外，作“施无畏与愿印”。菩萨像上披帛巾，从双肩搭下，内着百褶长裙，有项饰和璎珞，均双足跣立于圆形莲花上。

　　随同这批石造像出土的，还有一件残佛像端坐的长方形底座。座前题铭:“大齐武平二年岁次辛卯五月丁未朔七日癸丑，任娲为亡先主许法择，自恨生不值佛出，又不见弥勒三会，娲敬造弥勒像一躯，上为国王帝主，下为七世父母，生存养属，一切众生，普同斯福，一时来佛”字样。座右侧题铭为:“佛弟子任阿娲，佛弟子许仕亮。”这些题铭为这批石造像提供了确切的年代。“大齐武平”是南北朝北齐君主高纬的年号，武平二年即公元571年。根据石像的造型、服饰及雕刻技法等多方面的考证，应是南北朝时期的作品。这批石造像的出土地点，离法海寺只有20米，而法海寺又始建于北魏。据此可知，这批石造像是原供奉在法海寺内的。从出土佛像数量之多，可以看出法海寺当时规模之宏大，更足以显示南北朝时期崂山佛教之盛况。

　　这些石造佛像埋藏于地下的原因和时间，与“三武一宗”这四次“灭法”有关。第一次毁佛灭法事件，发生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太平真君五年～七年(公元444～446年)，那时崂山地区隶属南北朝时南朝宋国的长广郡不其县，不属北魏之版图，故未受其影响。第二次毁佛灭法事件，发生在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三年(公元574年)，那时崂山地区隶属北齐之光州长广县，亦非北周之版图，故又未受其影响。第三次毁佛灭法事件，发生在唐代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在这次大规模的“会昌灭法”中，法海寺的石造佛像被毁而埋入地下。这些石佛像被发现时，皆侧放，项东，背北，胸南，头、肢体、底座等皆放于排列的石像空间。其放置的如此井然有序，可以断定当时是有意埋下，待机再取出修复的。法海寺附近已出土的石造佛像，仅为当时埋藏的一部分。

　　【崂山历史上的“僧道之争”】　明代万历年间，崂山发生了一起直达朝廷的“僧道之争”。德清(即憨山和尚)，以“私创寺院”的罪名被充戍雷州。宏伟雅整的海印寺，因皇帝御批“毁寺复宫”而夷为平地，香火几绝的太清宫，得官资重修而气势隆重。这场“僧道之争”官司，在崂山地区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僧德清(1546～1623年)，字澄印，号憨山，俗姓蔡，安徽全>人。9岁时，被其母送于寺中读书，幼多宿慧，入目能诵。12岁时，祝发于金陵长干寺(即南京报恩寺)，出家为僧后即潜心研读佛经及经诗子集。至17岁时，已学有所成。自26岁起行脚远游，先后到过庐山、吉安、青原等地。在五台时，见一山伟岸清逸，心甚爱之，当地人称此山名“憨山”，乃取此为号，世称憨山和尚。万历五年(1577年)，憨山在北京，是年正值笃信佛教的慈圣皇太后选僧诵经，憨山亦在入选之列。诵经同时，憨山还写了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太后闻知，特赐金纸，书成之后，憨山便离开北京去五台山。憨山在五台山致力于研习唐代高僧澄观的华严思想，深慕其为人与学识，因而自字“澄印”。万历八年(1580年)推行张居正“一条鞭法”时，官府定五台山寺院岁贡皇粮五百石，憨山为此事致书朝廷，请求蠲免，后果然允准。万历九年(1581年)，慈圣太后派人到五台山为万历皇帝求嗣，将一切佛事交由憨山办理。万历十一年(1583年)四月，憨山和尚为寻访那罗延，从五台山来到崂山。初居今华严寺之西的那罗延窟，因此处不可居，遂于该年夏季卜居太清宫处，于树下掩片席为居，历7个月，当地人张大心结庐使其安居。憨山在崂山的处境为太后所知，于是便“赐 千为建庵资”。憨山并未用此金筑一座独处己身的庙宇，因此时崂山地区正值灾年，饿殍满地，民不聊生，于是他便散金赈民，救民于倒悬之中。果然，当地百姓感激不尽，太后闻知也大悦。

　　憨山和尚初来崂山时兴致勃勃，“一见形胜，诚为大观”。久之，乃感“真人一去，山色如灰，中之贫民樵采，云山殆尽，藏修之士，百无一人，处处琳宫，皆为荆棘”。本欲“长辑山灵而去”，另择风水宝地安居。后来发现了崂山中一佳地，即今太清宫处。用憨山和尚的话说:“观其形势，背负鳌山，面吞沧海，中藏一庵，屋庐虽毁，基址犹存。”憨山便产生了在此建一宏伟寺院的想法。当时太清宫的景况，许多资料有记述。胶州进士赵任撰写的《明万历重建太清宫碑》中记道:“岁久邱墟，草烟花露矣，而三官庙仅存其半。”另据即墨进士黄宗昌撰写的《崂山志》记载:“下清宫旧道院也，倾圮甚，羽流窜亡，一、二香火守废基，苦无籍。”即墨文人蓝恒矩的《吊海印寺故址赋》中也写道:“那罗延窟苦不可居，太清宫日就倾覆，星散黄冠，雨吹破屋。”由此看来，那时的太清宫已残破败落，很不景气。在困顿贫苦的境况下，太清宫的道士们愿“举地售之”。憨山闻讯后，急忙赴京，通过其结识的太监，将此事奏明太后，慈圣太后“命后眷各出布施，修寺安供。”并亲自赐额曰“海印寺”，另外还敕颁《大藏经》一部。为了建造这座海印寺，慈圣太后前后所赐帑金以数十万计，万历十六年(1588年)海印寺建成，佛宇僧寮之宏，规模气势之伟，可与五台、普陀诸名刹相媲美。

　　太清宫道士对憨山和尚之讼控，始自万历十七年(1589年)。据一些资料记载，其起因是“耿义兰有饣告见逆”。耿义兰原为高密人，进士出身，后出家为道，曾在崂山慈光洞和黄石宫静修。憨山在修建海印寺时，还将太清宫中已破旧的三官庙加以修葺，安置留居太清宫的诸道士。耿义兰亦居于此，他亲眼见太清宫众道人不能守基业，反而“举地以售”，落了个寄人篱下，羞怒之下，“为鸣鸠逐鹊计”，遂讼于公堂。万历十七年，耿义兰首告憨山于山东巡抚衙门，巡抚将此案交莱州府审理，耿义兰之状告非但不准，反而受到笞刑，其他道人如贾性全、连演书、张复仁、谭虚一、刘真湖等又数次上告，仍均未被获准，反以诬告被治罪，耿义兰越发恼怒，乃指宫门詈曰:“予将效秦庭七日哭而覆尔也!”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秋，耿义兰来京都上告憨山，并住在京西白云观。白云观是北京最大的道教庙观，亦有道教天下第一丛林之称，为北方全真道的中心。此时白云观住持王常月，恰与万历皇帝的宠妃郑贵妃交往甚厚，通过王常月和郑贵妃将耿义兰的控疏呈给了万历皇帝。万历与其母慈圣太后因权力矛盾，早有“帝后之争”，对僧道两教，万历皇帝本无偏好，但随与其母矛盾的加深，逐渐“恶佛事太烦”。于是万历皇帝在耿义兰的《控憨山疏》上御批为:“既屡控，巡抚理宜亲审具奏，何叠批有司，党援妖僧害道殃民，是何情弊?仰刑部将经书官员并一干人犯提审。”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下谕逮憨山进京问罪。在耿义兰的控疏中，状告憨山有如下数罪:交通内侍;私冒皇亲;诈称敕旨;结党谋逆;霸占道产;殴毙人命;涂炭百姓;结交官府;私囤粮草等。结过三推六问，苦刑严讯，“坐以私创寺院”论罪，将憨山和尚充军发配到广东雷州。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朝廷降旨“毁寺复宫”，使前后费时四年、耗资巨万的海印寺毁于一旦，敕颁《藏经》不能毁坏，全部移放崂山慧炬院。又拨巨资将太清宫复建告成，此时之太清宫，身价徒增，声名大震，朝廷敕颁《道藏》四百八十函，以镇名山，并由即墨县令“躬诣察勘得地一顷二十七亩有奇”，作为供奉《道藏》的土地。

　　被充军发配后的憨山和尚，在雷州凄苦生活了将近20年。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皇长孙朱由校(即后来的熹宗)生，天下大赦，憨山虽已年逾花甲，但神宗独不赦还。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四月，慈圣太后死后，憨山才获赦放还。这时憨山和尚已近古稀之年，他重新穿起了僧服，诣京谢恩后，漫游江浙、两湖一带，并结庵庐山五乳峰下，专修净业。居四年，又回到广东曲江县东南50里的曹溪宝林寺，潜心著述。天启三年(1623年)卒。

　　对崂山的这场“僧道之争”，历代人士各有评说，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归根结底是事出有因，其背景就是明万历年间宫廷内的“帝后之争”，僧、道两家只不过是他们相互倾轧的工具和牺牲品而已。清同治年间即墨县令林溥《劳山纪游》七律诗中，有一公允之评论:“华藏元宗无二义，可怜缁羽枉相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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