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张说《道德经》·第七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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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说《道德经》·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
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解文：如果百姓不怕死，用杀头来威慑有什么用呢？如果让百姓都怕死，把其中犯法的抓起来杀掉，谁还敢犯法？这就起到了威慑。就是说，严刑能否镇住百姓，取决于百姓是否怕死。但执行刑罚是司法机关的事。如果非司法机关去替代司法机关来执行刑罚，就好像不是木匠却干劈木头做家具的活，家具没做成，反而会剁伤自己的手。）
（张说）对本章的解读错误甚多。解读经典，要解读出文字后面的含义，如果只是从字面解释，这不叫解读，而是翻译。比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字面意义很简单，一个不怕死的人，是不能用死来威胁的。但，人都怕死，为何说不怕死呢？老子说这话的真正意思是什么？其实，民不畏死，是“民不畏威”的同义词，都是要造反的意思。因此，此话背后的含义是：不要把百姓逼到不怕死的地步，到那时，任何治理方式都会失效。很显然，老子真正的意思在文字背后。
人不怕死属于非常态。有两种非常态，一种是视信仰高于生命、必须两选一的时候，另一种就是活得痛苦、“生不如死”。老子指的是第二种情况。百姓受到统治阶层的过度盘剥，无衣无食、骨肉分离，“生不如死”，也就“不畏死”了。民不畏死，必然造反。这是本章的要点。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
为什么“杀鸡”能“儆猴”？因为猴子怕死。猴子如不怕死，杀再多鸡也没用。古代有个治理经验，叫“乱世用重典”，而且每每凑效。曹操用过，诸葛亮也用过。但这是有前提的，那就是百姓尚有温饱日子可过。人有生活乐趣，就怕死，了无生趣才“不畏死”。比如，蒋介石的“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可谓重典之极，然而还是无效。因为那时内忧外患，百姓受到重重欺压，到了“等死，死国可乎”的拼死地步了。
可见，有效统治的条件，就是“使民常畏死”。请注意老子的用词，“使民常畏死”的“使”，显然指用治理行为来使之畏死，就是统治政策要让百姓有生活乐趣。我们在谍战片里，看到有娇妻爱子的人被抓了，就知道会叛变，果然就是叛徒，因为迷恋生活，不想死。明朝大将洪承畴被皇太极俘虏，表现得坚贞不屈，皇太极认为他不会投降。但他的妻子孝庄认为洪一定会投降，理由是她在与洪谈话时，洪虽然说得大义凛然，但当屋梁上一颗灰粒落到他衣服上时，他小心翼翼地用手指弹掉。孝庄认为如此爱惜自己的人，不会不怕死。后来果然成了大汉奸。
百姓怕死，把犯法者“执而杀之”，其他人就不敢犯法了。这话的重点，是“使民常畏死”，刑罚才有震慑力。言外之意是，统治者先要让百姓有生活乐趣，然后才谈得上用刑法来管控。老子的意思就是要实施仁政，以民为本，这是有效管理的根本。但老子的仁政思想与儒家不同，老子的仁政思想来自于一种与事物因果关系相合的哲学考量，而儒家的仁政是一种道德上的慈善。这是道家比儒家深刻得多的地方。
“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伤其手矣。”——这是在讨论执法主体问题。执法主体，有两种解释，一说是指天道。天道才有杀人的权力，人没有这个权力，人杀人，最后会自伤。另一说是国家的司法部门。我认为是指第二种，因为前面说“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显然指执法者。第一种说法把老子的理论迂腐化了，不可取。
当百姓有温饱生活、很怕死的情况下，对犯法者处罚，以儆效尤，是治理的必需。但是，处罚应该根据公认的法律，由司法部门执行，才有威慑力。在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年代，有钱人通过私人武装，或唆使司法机关，对不听话的人根据自己的意志进行处罚，就叫“代司杀者杀”，其实就是私刑。私刑，是指不按照法律规定，以自己的方式来惩戒受害者。借司法名义、行一己之私的“代司杀者杀”，是国家治理的大敌。一个社会如果“代司杀者杀”的事比较普遍，说明国家政权流于虚设，往往是乱世的标配。这种情况在老子时代已经很严重。“司杀者”，是指周王室以及诸侯国的司寇。以鲁国为例，孔子当过鲁国的司寇，杀掉少正茂就是“司杀者杀”。但那时的行政权、司法权基本掌握在鲁国三个权臣手里，他们经常“代司杀者杀”，孔子只好辞职。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本质也是“代司杀者杀”。可见，“代司杀者杀”现象往往是政权更迭的前奏。老子看到了这点，所以提出来。但他说得非常轻飘飘，认为外行不可以干应该内行干的事，否则会伤了自己，其实是伤害国家。或许老子尚未看出这种现象的严重性，或许看出了，但觉得很难纠正，索性点到为止吧。
这才是对本章的正确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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