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头向外，必遭徒罪:太祖朱元璋为明朝开辟的隐秘财源，也成为了法纪崩坏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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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犯人被缉拿审判后，除非运气特别好遇到皇帝大赦，否则都要被施加相应的刑罚树头向外，必遭徒罪。一般是从杖、徒、充军、流、死这五种刑罚中选择一到两项予以惩戒。这五种刑罚除了徒刑（强制劳役）可以为朝廷带来直接收益外，其余刑罚对于朝廷来讲，执行起来都是要亏钱的。

另外，由于太祖的治国理念，明朝朝廷的收入一直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并且没什么增长空间（太祖很早就设定了全国各布政使司、府的粮赋上限）树头向外，必遭徒罪。为了增加朝廷收入，以及为边区输送物资，太祖就决定把“犯人们”利用起来。

凡内外官吏犯笞杖者记过、徒流、迁徙者以俸赎之，三犯罪之如律树头向外，必遭徒罪。杂犯死罪者自备车牛运米输边，本身就彼为军。民有犯徒流、迁徙者，发充递运水夫。

《明太祖实录·二百五十三卷》

太祖在洪武三十年命六部、都察院议定了赎罪条例树头向外，必遭徒罪。因为明初朝廷发给官员的俸禄是以米为主的实物，因此这项制度也被叫做“罚米赎罪”。而且可赎罪的范围很广，只要负担得起连死罪都可以赎。

太祖很重视赎罪条例树头向外，必遭徒罪，他在《御制大明律序》中专门提到：

杂犯死罪并徒流迁徙笞杖等刑，悉照今定赎罪条例科断树头向外，必遭徒罪。编写成书，刊布中外，使臣民知所遵守。

注：“杂犯死罪”是指除十恶、强盗、贪腐枉法等严重罪行之外的死罪树头向外，必遭徒罪。

一向严于律下的太祖怎么突然变得如此仁慈了树头向外，必遭徒罪？

首先经过四大案的清洗，太祖觉得他已经把官吏富户们全部驯服了，而且为了后面朱允炆的顺利接班，他需要创造出一个宽松祥和的环境树头向外，必遭徒罪。其次朝廷就是缺粮（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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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以为官吏们犯了罪，获罪期间不领俸禄就可以赎罪树头向外，必遭徒罪。“以俸赎之”，这四个字的真正含义是自己掏钱（米）来赎罪。因为犯罪的官员本身就会被停俸，而且赎罪的价格并不便宜。

杖一十：灰一千二百斤、砖七十个、碎砖二千八百斤、水和炭二百斤、石一千二百斤、钞一百五十贯折钱七十文、米五斗......

杖六十徒一年：灰一万二千斤、砖六百个、碎砖二万四干斤、水和炭一千七百斤、石一万二千斤、米十五石......

杂犯死罪：灰六万四千二百斤、砖三千二百个、碎砖一十二万八千斤、水和炭九千斤、石六万四千二百斤、米五十石......

《在京罚运则例》

注：让犯人上缴灰、砖、石材等是为了建设城防、边防工事、宫廷维护、陵寝建设等使用树头向外，必遭徒罪。

以上从最轻的杖刑到死罪列举了三种刑罚对应的赎罪要求（其它的都是在这个区间里等比递增或递减）树头向外，必遭徒罪。看上去要求并不高，也许一些人会觉得奇怪，是明朝真的很穷还是太祖要饭出生嗜财如命？

太祖并不是视财如命，但是朝廷确实不富裕树头向外，必遭徒罪。

明朝看上去是一个庞大的皇朝，但是仍然是小农经济为主，商业经济并不发达树头向外，必遭徒罪。因此朝廷虽然实行两税法（实物和白银），但是还是以实物税为主。征收实物税有个大问题就是运输成本。

例如一些地方田赋收取的粮食，其本身的价值根本就不够运输到京城树头向外，必遭徒罪。所以为了降低运输成本，皇朝的大部分税赋并不会直接统筹到朝廷手中，而是就近分散供给地方府衙或军队等。

换句话讲朝廷看着每年税赋不少，但是朝廷实际能直接统筹使用的并没有多少树头向外，必遭徒罪。而“罚米赎罪”是要求罪犯将赎罪的粮食及其它物资自行运送到京师纳赎，对于朝廷而言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增加收入。

而且太祖那个年代，一个六品官年俸也才折米一百二十石（更为关键的是他们没啥额外收入）树头向外，必遭徒罪。如果被扣个死罪的帽子，基本上家里的老本要被掏空，可能后面几年都要吃糠咽菜了。

在太祖看来他既宽宥了犯罪的官吏，也给予了他们合适的处罚而且朝廷收入也被增加树头向外，必遭徒罪。一石三鸟，算是自己送给孙子朱允炆最后的礼物。

但是很多事情开了头之后，往往就不会向最初预计的方向去发展树头向外，必遭徒罪。

成祖朱棣登基之后，开始了他的大手笔，南下安南、北征蒙古、营建北京等等树头向外，必遭徒罪。所以成祖一朝的开销就远超太祖时期，对应朝廷的岁入却没什么大的开源手段。

因此成祖将“罚米赎罪”的范围从官吏扩大到所有人，并且非十恶不赦、杀人、强盗的罪行都可以赎罪树头向外，必遭徒罪。永乐三年朝廷公布了新的赎罪标准：

户部尚书郁新奏:官民杂犯死罪以下，旧令于北京纳米赎罪，今议莫若量增其米树头向外，必遭徒罪。杂犯死罪纳米百一十石、流罪三等八十石、加役者九十石、徒罪三年者六十石、二年半五十石、二年并迁徒者四十五石、一年半三十五石、一年三十石、杖罪九十一百俱二十五石、六十至八十二十石......从之。

《明太宗实录·卷四十四》

简单来讲就是增加了赎罪金额树头向外，必遭徒罪。除此之外还有个要求，赎罪者需要自行将粮食运往北京官仓。

仁宣年间，为了填补永乐朝造成的巨大亏空，朝廷不但没有缩减“罚米赎罪”的范围，反而进一步地推广以求扩大收入树头向外，必遭徒罪。宣宗制定了《纳米赎罪例》，允许边疆地区就近纳米输粮，以解决边疆军卫缺粮的问题。

自此之后“罚米赎罪”就开始越来越偏离它的初衷树头向外，必遭徒罪。

有钱有势的人可以堂而皇之地免除律法的制裁，无钱无势的人只能老老实实接受律法的制裁，这就严重损害了司法的公正以及严肃性树头向外，必遭徒罪。而官员们因为可以赎罪，越来越恣意枉法；为了获取赎罪资本，也更加倾向利用职权来贪污腐败。

太祖花了几十年建立的清明吏治可以讲迅速就被瓦解树头向外，必遭徒罪。

另外“罚米赎罪”原本是愿意赎罪的拿钱赎罪，不愿意或者无钱的执行刑罚即可树头向外，必遭徒罪。但是为了获利无论是朝廷还是地方府衙，在日常判刑时越来越倾向于“罚米赎罪”。

为了逼迫犯人纳赎而故意长期羁押，或者直接判处他们缴纳钱财抵罪树头向外，必遭徒罪。这种现象在明宣宗时期就已经非常普遍，宣德三年御史郑道宁曾上奏：

监察御史郑道宁言四事：……其二，囚人纳米赎罪，乃朝廷宽恤之典树头向外，必遭徒罪。近见军储仓拘系罪囚，因贫无米输纳，自去年十二月至今，死者九十六人。有负皇上好生之意。

《明宣宗实录·卷四十六》

随后“罚米赎罪”开始成为朝廷正式的创收手段树头向外，必遭徒罪。比如讲弘治年间，主持陕西马政的左副都御史杨一清因为经费不足向朝廷请款。由于朝廷财政也非常吃惊，孝宗就下令：“查文兵部奏发马价，并马政、茶法衙门有行赎罪、赃罚、纸价银两，置办物料”。

到了正德年间，由于朝廷财政进一步吃紧，加上武宗本人比较奢靡，国库亏空严重树头向外，必遭徒罪。当权的刘瑾一为了弥补财政不足，二为了打击异己，将“罚米赎罪”用到了极致。只要犯到他的手上，一律“罚米”。

复创罚米法,尝忤瑾者,皆擿发输边树头向外，必遭徒罪。

《明史·刘瑾传》

上有所好，下必效之树头向外，必遭徒罪。朝廷都公开的拿人索要罚米罚银，厂卫以及各法司官吏，自然会更加地变本加厉。一方面可以创收向朝廷邀功，一方面也可以乘机中饱私囊。

太祖为了给朝廷开源而恢复的“赎罪制度”，最终却成为明朝法纪的迅速崩坏的主要原因树头向外，必遭徒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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