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五行:神秘数字“五”有什么文化内涵？包含的“崇中”原则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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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五”的神秘意义是以先民的“五数崇拜”为前提和基础的阴阳五行。在人类对对象世界由简到繁、由小到大、由疏到密的认知过程中，在超越以“三”为“全数”的初级阶段之后，开始慢慢地认识了“四”和“五”。其后，人类逐渐对数有了更加深刻地认识。《原始思维》、《金枝》等大量的人类学资料证明，在人类以双手作为计数工具的时代，先后经历了以“三”、“五”、“十”为“全数”的阶段。

“五”作为人类历史上某个认知阶段的“全数”，在中国文化中有着较为明显的遗留阴阳五行。这在十以内的数字在汉字字形上便有明显的体现。晚清学者刘师培在《引》中认为“一二三四五，皆有古文，而六字以上，既无古文，此为上古只知五数之证”。与之相关，神话学家郭沫若和甲骨文学家于省吾等学者与刘师培持相同观点。郭沫若先生在《卜辞通纂》中曾经指出，“十位数字中，于文字结构上可以判为二系，一至五为一系，六至十为一系”。本文多次引及清代学者汪中的名文《释三九》，汪文认为古籍中的“三”和“九”多用为虚数——以三表多，以九表极多，而“五”又为“全数”。二者看似矛盾，其实不然。上古时期，当人类处于只知晓“三”的时代，故而以三表多。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人称“三”为“数之终”，后来发现相对于“九”来讲，“三”只能被称为“数之小成”。在以“九”表示极多的时代之前，出现了以“五”为“全数”的阶段。因此，人类先后经历了“以三表多”、“以三为全”、“以五为全”、“以九表极多”、“以十为全”的认知过程，它们五个是不一样文化阶段的产物，并不矛盾。

除了在“一”、“二”、“三”、“四”、“五”五个数字的汉字字形上体现出了“以五为全”的文化遗留之外，“五分法”即是以五为全的文化遗留阴阳五行。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人类开始将事物以“五”来划分，例如，“五行”、“五星”、“五典”、“五谷”、“五刑”、“五服”、“五气”、“五礼”、“五方”等等。受这种对万事万物“五分法”的影响，中国文化典籍中多有“三”和“五”、“三”和“九”连成并举的诸如“三坟五典”、“三革五兵”、“三令五申”、“三教九流”、“三皇五帝”、“三番五次”、“三纲五常”、“三下五除二”等虚数连缀的例证。甚至，《管子兵法》中有“三观不缪，五教不乱，九章著明，则危危而无害，穷穷而无难”这样以“三”、“五”、“九”连缀的例子。因此，我们讲，“三”、“五”、“九”是古籍中实数虚用的原始文化基因。此外，“五”的神秘意义还与“五方”（东西南北中）密不可分。无论是“五方”（东西南北+中）还是“七方”（东西南北+上中下），都是以人自身为参照系的。它们分别是以人居中央为基础，加上东西南北“四方”或东西南北上下“六方”而确定的。或许与此相关，古人以中国（中原）为参照系，加之“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构成了另一种“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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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原因而外，“五”还与“五行”结下了不解之缘阴阳五行。“五行”不仅是金、木、水、火、土五种事物的代指，也是一种切分万物的根据，还是一种学讲和思想体系。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人们习惯于用阴阳五行来解释万物的起源，讲明事物的构成，分析宇宙的空间，把握历史的结构，……。庞朴先生曾在《阴阳五行探源》中略带夸张地讲：“‘五四’以前的中国固有文化，是以阴阳五行（学讲）为骨架的。……如果不明白阴阳五行图式，几乎就无法理解中国的文化体系。”由此可见，阴阳五行学讲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伦理、哲学、史学等各个层面均有体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形成“五”神秘性质的要素做出如下线性的描述：“五指”→“以五为全数”→“五数崇拜”→“五行观念”→“五行体系”阴阳五行。如果讲前文所述“五行”、“五星”、“五典”、“五谷”、“五刑”、“五服”、“五气”、“五礼”、“五方”是数字“五”原生性神秘性质的显现，那么，“五佐神”、“五色”、“五耻”、“五害”、“五甲”、“五事”等则属于“五”次生性神秘性质的表现。与其他神秘数字一样，“五”本身携带着文化内涵，人们在不断的运用中一次又一次地不断将新的文化涵义注入其中。

诚然，“五”最重要的神秘性质还是源于《周易》计数公式中，以“九”为“极数”、以“五”为“中数”的传统阴阳五行。即阳数“五”处于由“一”至“九”九个数字的中间位，这显然是古人“崇三”观念所含“崇中”思想的体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春秋战国时期的阴阳家才以金、木、水、火、土五个基本成分切分世界的构成。亦即以“五分法”划分事物，是神秘数字“五”所蕴含的“崇中”原则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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