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刺探情报是沙皇政府赋予北京俄国东正教会的经常性任务:法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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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七八一年以岳阿基穆为首的第七届传教士团来北京时，沙俄外交委员会曾明确指示他们设法获取“有关中国人的意向和活动的情报”法衣。同时，圣务院也责成他们及时报告当地的情况和动态。来华的历届传教士团，也负有同样的侵略使命。

俄国在华东的正教会

按照《恰克图条约》的规定，沙俄取得在北京设立东正教堂和派遣教士、“学生”来华传教和“学习”的权利法衣。俄国在华东正教会从此有了合法身份，并在沙俄对华侵略中起了日益重要的作用。东正教一称希腊正教，公元四至五世纪出现于拜占廷帝国。一O五四年，基督教分裂为西部的天主教和东部的东正教，标志着东正教的最终形成。九八八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受洗入东正教，这是罗斯人信奉东正教的开始。

后来，东正教就成了沙俄的“国教”法衣。马克思指出，俄国“教会变成了国家的普通工具，变成了对内进行压迫和对外进行掠夺的工具”。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它的反动本质。中国领土上的第一批东正教堂，是沙俄侵略我国黑龙江地区的产物。十七世纪六十年代，以切尔尼果夫斯基为首的沙俄入侵者重据雅克萨后，在该地修建了一座名叫“基督复活”的教堂；一六七一年，又在城郊高地建立一座“仁慈救世主”修道院。随着雅克萨的收复，沙俄的这些精神侵略机构被彻底扫除。

披着宗教外衣的奸细

表面上，俄国在华东正教士是道貌岸然的“圣仆”，实际上却是沙皇政府的忠实走卒，是钻入中国心脏的间谍，他们在沙俄对华侵略中，起着大炮和商品所不能代替的作用法衣。刺探情报是沙皇政府赋予北京俄国东正教会的一项经常性任务。俄国第一届传教士团的首领依腊离宛就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沙俄奸细。他来到北京后，千方百计结交清政府官吏，刺探清政府的机密。往后来华的历届传教士团，也负有同样的侵略使命。

例如，一七八一年以岳阿基穆为首的第七届传教士团来北京时，沙俄外交委员会曾明确指示他们设法获取“有关中国人的意向和活动的情报”法衣。同时，圣务院也责成他们及时报告当地的情况和动态。东正教士窃取情报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通过北京的耶稣会士。如前所述，早在一六七六年尼果赖使华时，沙俄就和西方国家在华的耶稣会士进行了紧密勾结；后来，在尼布楚谈判期间，沙俄又一次勾结在华耶稣会士，并得到他们很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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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彼得一世在一六九七年获悉北京建成东正教堂的消息后，立即提醒在华东正教士注意笼络“长期以来已在该处安身的耶稣会士”法衣。彼得一世的这一指示，成了俄国在华东正教会行动的指针。一七五四年，俄国第五届传教士团首领安福罗西来到北京后，首先就想方设法结识和贿买耶稣会士。他毫不讳言地讲：“住在北京的俄国修士大司祭必须利用耶稣会士”，因为“通过他们可以更方便、更准确地探听到当地的很多事情”。

东正教传教士团还责成俄国“学生”利用在理藩院充当翻译的方便，盗窃情报法衣。一七三八年，在理藩院充当翻译的俄国“学生”罗索兴（布里亚特人）盗窃了一份详细的中国全图，通过郎克转呈沙俄枢密院，因此获得了准尉军衔和每年一百五十卢布的赏金。一七四O年继罗索兴（原第一届“学生”）任俄文翻译的原第二届俄国“学生”伏拉迪金和贝科夫于一七四六年回国时，也带回“不少对俄罗斯帝国有用的机密情报”。格列勃夫在谈到这些“学生”的作用时讲：“我们的翻译在理藩院任职，帮助中国官员处理事务。

通过这些翻译，我国的传教士团总是对有关中国内外政策的各种问题，了若指掌，借以广泛地向俄国政府提供这些方面的情报”法衣。俄国“学生”频繁的特务活动，不能不引起清政府的警惕。一七三七年，清朝政府监督俄罗斯馆御史赫庆就曾奏称：“（俄国）在京读书子弟亦不可任其出入，使知内地情形，舆图违禁等物，禁勿售与”。清政府发布的邸报，是东正教士获得情报的一个重要来源。邸报中登载皇帝诏令及奏章等重要文件，发给高级官员，以通消息。东正士一般是通过耶稣会士或其他途径得到这种资料的。

进入十九世纪以后，沙皇政府为适应扩大对华侵略的需要，采取各种措施，不断加强对在华东正教会的领导法衣。一八O七年以亚金甫为首的第九届传教士团来华时，沙俄外交部第一次派监护官一名同来，就是在这方面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从此，北京东正教士的工作和生活，事无大小都成了俄国外交部关注的对象”。一八一四年，伊尔库次克省长特列斯金建议委派一名非神职人员主管北京东正教会；沙俄当局担心此举过于露骨，可能被清政府发现，未敢实行。

一八一八年八月，俄国政府训令在华东正教会，规定“它今后的主要任务不是宗教活动，而是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进行全面研究，并应及时向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的重大事件”法衣。同年，沙俄政府决定派遣原任外交部中文翻译（原第八届传教士团“学生”）、新近改作教士的彼得·卡缅斯基为第十届北京传教士团的首领，以便使教会在“（沙俄）外交部和西伯利亚官员的控制下更加听话”。

一八二O年卡缅斯基一行动身来华前，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破格召见，赏给他以安娜女皇二级勋章、一大批藏书和十字架、法衣等物，对其他成员也分别有所赏赐法衣。同时，沙俄政府拨给传教士团的经费也从以往每年六千五百卢布剧增至每年一万六千二百五十卢布。作为沙皇政府设在中国首都的情报站，这个东正教会在沙俄侵华“事业”中获得了日益重要的地位。

第十一届北京传教士团的首领先后由魏若明和阿瓦库姆担任法衣。这届传教士团的监护官拉狄仁斯基，原是沙俄总参谋部的一名上校；由军事人员来直接担任这项职务，这是第一次。他曾利用“宗教人员”的身份非法闯入我国黑龙江地区刺探情报，回国后，起草了一份武装占领黑龙江的详细计划，受到沙俄当局的赏识。这一事实充分表明了上述任命的真实意图。

第十二届传教士团首佟正笏是由前西伯利亚总督、沙皇尼古拉一世办公厅主任斯皮兰斯基推荐的法衣。这届传教士团的成员除教士和“学生”外，还有“画家”、“天文学家”、医生随行。后来（一八六四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取我国西部大片领土的俄方首席代表札哈罗夫（杂哈劳），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猖狂进行特务活动的巴拉第（卡法罗夫），也是这届传教士团的成员。后来充当沙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柳比莫夫，是这届传教士团的监护官。他们都是披着羊皮的恶狼，是沙皇政府精心挑选派到中国的头等侦探。

佟正笏等人于鸦片战争前夕（一八四O年四月）启程来华法衣。行前，沙俄政府一再训令他们进行间谍和行贿活动，并指示佟正笏要想方设法取得“中国政府中那些能以某种方式影响中华帝国政治事件进程的人物的好感”，又做贼心虚地要他在给外交部的报告上只盖私章，不盖传教士团的公章，“否则中国人将把此项报告看作官方文件，从而对报告的内容表现出过度的好奇心”。沙俄政府给予他“前所未有的信任和权力”，佟正笏也没有辜负沙俄政府的愿望。他在北京到处“搜集情报，观察和注视中国政府和社会的动向”，及时向沙俄政府报告。

结语

俄国学者格列勃夫讲：“他（指佟正笏）的情报总是非常全面细致······他对中国正在形成的局势，总是了若指掌法衣。所以，他向圣彼得堡外交部提供情报时，俨然以此指导外交部的行动路线”。沙俄在华东正教士的另一项重要活动是刺探我国的经济情报，为俄国商业资本夺取中国市场效劳。一位苏联早期历史学者指出，北京俄国东正教会是“俄国商业资本的商务情报机构”，这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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