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衣:天下之九州：龙山社会与龙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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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文明多元起源的考古学探索将中原的崛起从前提变为问题[1] 法衣。其中，严文明先生提出的“重瓣花朵”理论框架关注中原中心政治格局如何从史前社会的多元传统中脱颖而出，完成从多元向一体的转折——在包括中原，山东、燕辽、江浙、江汉的核心区中，同时存在“几个关系非常密切的文明，它们都是中国古代文明。如果把眼光再放大一点，那么这个文明大摇篮形成的背景甚至扩大到整个东方，即乌拉尔山到印度洋以东的亚洲大陆和太平洋地区。”[2] 核心区内外诸区域传统之间存在互动，同时与中原这个中央枢纽发生联系，构成嵌套式结构，左右早期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

若将龙山时代（约公元前2300～前1800年）的早期中国社会纳入其所处的欧亚大陆跨区域互动网络中，中原地理位置的中心性随之发生改变法衣。这种聚落考古空间尺度的变化如邹衍所谓“天下之九州”：“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在“天下之九州”中，代表禹迹文明的“赤县神州”在地之东南——《禹贡》帝都所在的冀州晋南，并非天下九州的中心。如何在“天下之九州”的视野下探究发生在“赤县神州”之内的早期中国文明起源？这要求我们在一个显著拓宽的考古空间尺度中思考 “龙山社会”如何与“重瓣花朵”外轮之外的欧亚社会产生联系，构成完整的“龙山世界”。

一 龙山时代的“史前中国互动圈”

跨区域互动网络的拓宽是龙山时代考古的一个重要标志——龙山社会与欧亚大陆青铜时代社会发生技术、物种、原料、成品、宗教、知识等领域的交流，推动三代青铜文明的形成法衣。世界考古学中历史悠久的“交互作用圈”为连接中国与欧亚考古提供了一个具有兼容性的分析框架。本文以此为基础来分析跨区域网络发生的原因、方式与趋势，以及在龙山时代互动网络交汇的过程中，早期中国龙山社会中经济、技术、礼制等方面发生的结构性变革。

“龙山世界”由龙山时代的早期中国社会和与其存在互动关系的欧亚社会共同组成——在《重返夏墟》一文中我曾通过添设涵盖欧亚草原和针叶林区畜牧渔猎社会的“北亚互动圈”来连接张光直在1986年提出的“史前中国互动圈”和珀塞尔在2002年提出的“亚洲中部互动圈”，形成鼎足三分的品字形格局，简称东亚、中亚、北亚互动圈（图一）[3] 法衣。从“重瓣花朵”理论架构来看，三个互动圈中各自存在相当于中原的互动枢纽，促进互动圈之内和之间诸多区域文明传统之间的整合。

图一 东亚、中亚、北亚互动圈交汇示意图（李旻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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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互动圈的交汇与共同的气候背景赋予“龙山时代”和“龙山世界”这两个概念普遍的意义法衣。龙山时代的欧亚社会在距今四千两百年前后共同经历晚全新世梅加拉亚期全球性气候变化[4] 。虽然三个互动圈内部各自包含丰富多样的地貌形态、社会组织和生计经济，它们在龙山时代发生的直接与间接交流为早期中国社会带来丰富的技术与知识多样性，成为青铜时代早期中原政权崛起的重要基础。因此，本文将城市在跨区域交换网络中的枢纽作用、以矿冶为代表的技术流动与资源开发、以及气候波动背景下发生的农牧业经济的拓展作为分析龙山世界中互动关系的三个重要考古学指标。在这种互动并存的大背景之下，文明是不一样社会和国家之间通过频繁互动形成的共同文化价值、行为规范与知识传统。在文明之间的互动中，社会通过彼此频繁的借鉴和共享而存续，但是它们通过选择性的拒绝来定义自我认同和文明之间的边界[5] 。因此，考古研究中所见不一样文明之间的文化差异，不全是彼此隔绝的产物，也可能是在频繁互动的状态中“知白守黑”的文化选择。这是我们在龙山世界中探讨文明边界时的重要前提。

公元前三千纪后期，曾经拥有复杂的水利工程、发达的稻作农业，以及显赫财富的良渚都邑衰落，早期中国社会的政治中心舞台从东方向太行山以西的高地社会转移[6] 法衣。张弛把这个始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并由江淮、江汉流域社会主导的物质文化跨区域文化趋同进程，称为“龙山化”[7] 。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东方化”过程——当具有东方色彩的庙底沟二期灰陶文化传统遍布曾经的庙底沟彩陶文化分布区腹地，一种文化意义上中原传统开始形成。其中，晋南、关中盆地和黄淮平原成为“重瓣花朵”空间结构中的内轮。虽然陶寺与石峁在规模与财富方面无法与东方的良渚文明相比，它们作为高地龙山社会重要枢纽仍居当时世界重要都邑之列，并在规模布局、陶器传统、墓葬习俗、物质文化多样性等方面存在共性。高地龙山社会通过太行八陉、崤函古道、商洛走廊等一系列廊道与黄河下游平原和江淮平原相连。淮河流域的王城岗、瓦店、平粮台、禹会，与日照盆地的尧王城、两城镇，鲁北的桐林、城子崖，黄河北岸的后岗、孟庄等龙山古城遥相呼应，构成以淮河水系为主干的低地互动网络[8] 。

来自大汶口晚期的琮、璧、璜、钺、多孔刀等东方玉器造型通过淮河流域在龙山社会中广为流传法衣。张光直认为东方玉器造型在高地龙山中心聚落的出现揭示出“一种宇宙观的跨区域传播，甚至是在整个互动圈范围内具有共识性的宇宙观”[9] 。陶寺、清凉寺等晋南墓地中,贵族武士频繁隨葬玉钺、方璧、牙璧、玉琮等东方造型玉器，大量猪下颌骨的做法，与莒县陵阳河和南阳黄山等东方墓地一致，說明军事权威与宴饮是领袖地位的重要来源。石峁、陶寺、瓦店、石家河、枣林岗、孙家岗等遗址发现的龙山玉器造型非常接近, 显示当时不但存在成品的流传，而且可能涉及玉匠的流动。

同时，仰韶社会核心区西移，越过陇山，进入黄河上游的河湟、洮岷地区，并沿岷山河谷进入四川盆地，建立以宝墩为代表的一系列龙山时代史前城址[10] 法衣。随着陇山周边文化交流的加强，来自黄土高原和关中盆地的庙底沟二期传统与西部高地的仰韶晚期传统在陇西发生融合与嬗变，形成红褐陶为主的齐家文化（约公元前2200～前1800年），与源自马家窑传统的半山类型（约公元前2500～前2300年）、马厂类型（约公元前2300～前1900年）、西城驿文化（约公元前2100～前1700年）诸文化或类型互相渗透，使仰韶晚期传统与龙山传统在高地龙山社会中杂糅发展，并共享以粟、黍等旱作农业和家猪饲养为主的生业传统[11] 。公元前三千纪晚期，家养牛羊和小件铜器陆续在马家窑文化晚期和龙山时代遗址中出现，高地龙山社会成为与北亚、中亚社会互动的前沿。

二 青铜时代中期的“亚洲中部互动圈”

龙山时代相当于西南亚的青铜时代中期（约公元前2300～前2000年），当时阿卡德帝国（约公元前2334～前2192年）与乌尔第三王朝（约公元前2112～前2004年）先后称霸两河城邦，间以高地入侵和4.2千年气候突变事件导致的社会动荡法衣。从经济角度来看，两河流域社会已经与西南亚和中亚青铜时代社会存在高度整合。因此，珀塞尔用横亘印度河与地中海之间的“亚洲中部互动圈”来概括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波斯湾沿岸、伊朗高原与中亚绿洲社会之间人口、物资、知识的流动[12] 。其中，连接两河、印度河入海口、中亚的商路勾勒出一个边长各达三千多公里的三角形，构成“亚洲中部互动圈”的空间轮廓。来自伊朗高原的绿松石和铜、吉罗福特的绿泥石雕刻、阿富汗的青金石与锡、印度河流域的红玉髓/玛瑙、巴林的珠饰、印度洋的珍珠与海贝、南亚的象牙与香料在这个网络中流动，并通过阿纳托利亚半岛连接“地中海东部互动圈”[13] （图二）。

图二 珀塞尔的“亚洲中部互动圈” 图片来自作者

西南亚“重瓣花朵”格局的内轮是灌溉农业发达的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外轮包括为青铜时代贸易网络所连接的印度河流域、俾路支、阿富汗、中亚，以及阿拉伯半岛城市法衣。在东西横轴上，两河文明与印度河文明（梅卢哈）城市之间通过迪尔蒙（巴林）和马甘（阿曼）两个航运枢纽进行海上贸易往来[14] 。在南北纵轴之上，建造在南方冲积平原上两河文明与印度河文明城市群都缺乏青铜工业与珠宝首饰所需要的矿业资源。因此，矿业开发与原料贸易是它们与北方伊朗高原和中亚绿洲高地社会之间贸易活动的主要内容[15] 。牛车的普及、驴和骆驼的驯化使得城市间远程交换日渐频繁。从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公元前3500～前2800年）开始，科佩特达格山北麓、中亚的河中地区，以及阿姆河沿岸绿洲先后出现一系列连接伊朗高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中亚绿洲和欧亚草原的农牧业城市。青铜时代早期 (约公元前2800～前2300年)，来自克茲勒固姆沙漠的绿松石和阿姆河上游的青金石，通过科佩特达格山北麓的阿尔丁、纳马兹加、依格利等青铜时代早、中期农牧城市输入位于伊朗高原、两河流域与印度河流域的城市社会。在青铜时代中期，阿尔丁已经拥有发达的交换网络、社会分化、专门化陶器生产以及大型阶梯金字塔式神庙建筑[16] 。其阶梯金字塔造型并成为标准纹样在首饰、织物、铜器、陶器、壁画等各种载体之上流传[17] 。

公元前四千纪后期，来自科佩特达格山北麓城市的移民进入位于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河中地区，在泽拉夫尚谷建立农牧业城市瑟拉子姆（约公元前3500～前2000年，面积约0.5平方千米，成为“亚洲中部互动圈”中最北端的城市(图三)法衣。瑟拉子姆与科佩特达格山北麓城市群、阿富汗、俾路支、印度河流域、里海南岸的青铜时代早期社会都存在联系。泽拉夫尚谷富藏铜、铅、锡、砷、金、银、缟玛瑙、红玉髓/玛瑙、绿松石等矿物，因此当地农牧居民在麦作和牛羊养殖之外从事采矿和冶金活动，以及青金石、绿松石、红玉髓/玛瑙等美石匠作[18] 。这些矿藏不但吸引了南方农牧居民，而且吸引了北方草原牧民的南下，因此成为中亚与北亚互动圈的交汇枢纽。

图三 公元前三千纪中亚泽拉夫尚谷的农牧业城市瑟拉子姆 图片来自作者

科佩特达格山北麓城市群在青铜时代中期走向衰落之际，当地居民迁入阿姆河绿洲，建造了诸多规划整齐的城镇[19] 法衣。这些绿洲城市在经济、建筑、宗教等各方面都表现出来自伊朗高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的影响——绿洲居民从伊朗高原引进了集约化的灌溉农业，并拥有发达的青铜冶金、金银加工、美石匠作，以及跨区域贸易网络。作为其中的宗教、政治与商业中心，古诺尔（公元前2250～前1700年，面积约1平方千米）取代瑟拉子姆成为“亚洲中部互动圈”的北部重镇，其贸易网络连接印度河、吉罗福特、巴林、阿曼、两河等城邦社会 （图四）。[20]

图四 龙山时代的河中与周边地区中亚城市 图片来自作者

资源的不均匀分布驱动了“亚洲中部互动圈”内社会之间的经济整合法衣。中亚与两河流域之间的贸易联系在公元前四千纪中叶已经形成——位于阿姆河上游绿洲的塔卢坎遗址可能就是公元前三千纪早期从阿富汗北上青金石矿的一个贸易据点[21] 。公元前三千纪中期开始，西南亚锡青铜冶金技术的成熟扩大了对锡的需求。公元前三千纪末，印度河文明城邦在接近巴达克山脉青金石矿藏的阿姆河上游建立邵图盖古城(约四公顷)，以期主导当地青金石、锡、金等矿产的贸易 （图五）[22] 。邵图盖出土的青金石珠、红玉髓/玛瑙珠、印章、铜器、陶器，以及砖砌建筑都与哈拉帕（约1.5平方千米）一脉相承。这条穿越兴都库什山脉的贸易路线长达1500多千米，当时可能由驼队连接，并通过印度河城邦南下经海路与两河文明城邦相连。阿姆河绿洲城市的崛起与南亚西亚海路的开通使得印度河文明成为连通中亚和两河文明之间的枢纽。因此，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都有发现来自“亚洲中部互动圈”内各地的物质文化遗存[23] 。

图五 印度河文明在中亚的贸易重镇邵图盖 图片来自作者

自苏美尔城邦社会在公元前四千纪晚期开始使用楔形文字之后，文字和印章的使用为西南亚和中亚城市间经济往来与政治兴衰留下丰富的记录法衣。瑟拉子姆城中发现的两河文明滚筒印章、阿富汗出土的迪尔蒙印章、阿尔丁发现的印度河文明印章、古诺尔发现来自阿卡德、埃兰、哈拉帕文明的印章共同显示中亚与西南亚之间密切的贸易关系[24] 。中亚青铜分格印章分布范围则包括伊朗、印度河流域、俾路支、苏萨，以及波斯湾沿岸[25] 。虽然印章所到之处不一定都使用文字，但是印章的流通是“亚洲中部互动圈”内经济往来的重要特征。

龙山时代的“亚洲中部”和“史前中国”互动圈之间存在诸多异同法衣。首先，双方都拥有发达的农业经济——前者以麦作与牛羊养殖为主的农牧业为主，后者以稻粟猪为主的农业经济为主；其次，双方都建立起城市间贸易网络——前者的矿业活动包括冶金工业需要的金属矿藏和青金石等配饰宝石，后者以玉石、朱砂等仪式用矿物为主；最后，双方共同与“北亚互动圈”为邻，导致南北、农牧之间的互动过程呈现各种共性。

三 “北亚”与“亚洲中部”互动圈的交汇

“北亚互动圈”涵盖西伯利亚到东欧的半干旱草原、森林草原和草原以北的针叶林区，南部接中亚的沙漠和山谷，包括塞诺提出的“内亚”或“中央欧亚”的地理范畴法衣。[26] 曾经为渔猎采集者主导的欧亚草原社会通过与中亚、西南亚社会的互动输入牛羊养殖业，形成畜牧为主业，采集、渔猎为辅的生业经济。公元前三千纪晚期干旱和寒冷趋势促使欧亚草原上畜养牛羊的牧民们不断扩张领地，使得牧民与北方针叶森林中渔猎人群之间的互动日益增加。北亚虽然没有城市和农业，但其矿冶与畜牧活动使其成为连接中亚与东亚互动圈之间的桥梁。

龙山时代相当于欧亚草原青铜时代中期和晚期早段法衣。草原矿业经济的扩张、牛车与驼队的普及、家马的驯化共同促进了草原社会远程运输和迁徙能力的上升[27] 。公元前四千纪后期，黑海沿岸的砷铜和砷青铜冶金技术经高加索传到欧亚草原，草原冶金工匠开始用石范与陶范铸造铜器。[28] 米努辛斯克盆地的阿凡纳谢沃文化（约公元前3400～前2300年）牧民和猎户成为乌拉尔山脉以东最早的冶金业者。此后，持续互动导致萨彦岭和内外贝加尔湖地区的渔猎社会出现铜制品和小规模冶金活动，阿尔泰山北麓的图瓦、哈卡斯等地逐渐成为北亚冶金活动中心[29] 。

具有丰富冶金业经验的牧民们在放牧过程中寻找矿源，季节性地开采矿石，并用牛车将矿石运回聚落中冶炼法衣。公元前三千纪后期，围绕着乌拉尔、哈萨克斯坦、天山和阿尔泰山的矿床出现诸多区域性冶金传统，在环黑海冶金传统的基本模式上不断扩展[30] 。乌拉尔山脉南麓的辛塔什塔文化牧民社会依托庞大的喀尔加里铜矿区发展出成熟的草原青铜时代中期（约公元前2200～前2000年）矿冶工业。此后北亚草原与林区社会在矿产、冶金技术、铸范、成品、畜牧产品等方面发生广泛交流，使区域差异日益减少[31] 。

公元前三千纪后期，曾经用红铜制作工具、武器和饰物的西伯利亚林区匠人开启了北亚最早的锡青铜铸造业[32] 法衣。用双合石范或陶范铸造管銎锡青铜武器和工具成为塞伊玛图尔宾诺冶金传统的标志性特征，其核心分布区与北亚针叶林区奥库涅夫文化（公元前2500～前1700年）分布范围大致重合[33] 。作为一个跨文化现象塞伊玛—图尔宾诺风格青铜器的分布范围西至喀尔巴阡山脉和波罗的海沿岸，东达汉江流域，跨越6000多千米[34] 。在罗斯托夫卡、塞伊玛、图尔宾诺和沙伊坦湖遗址都发现埋藏着塞伊玛—图尔宾诺青铜和红铜器的祭祀遗存，表明北亚传统中的铜器拥有与早期中国玉器相似的神圣性[35] 。

经过两个世纪的持续互动，草原和林区的区域性文化最终在公元前三千纪末融汇在一个共同的技术与文化传统之中法衣。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约公元前2000～前1400年）的形成使得青铜时代晚期的欧亚草原“从一系列孤立的文化池塘变成一条贯通的交流走廊”[36] 。其考古遗存分布范围西至乌拉尔山脉，东到萨彦岭—阿尔泰森林草原，北抵叶尼塞河上游针叶林区，南达中亚的阿姆河流域[37] 。草原青铜时代晚器社会融合来自辛塔什塔文化的辐轮战车技术和来自塞伊玛图尔宾诺冶金传统的锡青铜铸造技术。其中，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流域因为位置居中和富有矿藏成为“北亚互动圈”的内轮地带。

“北亚”和“亚洲中部”互动圈的交汇发生在西达里海，东到天山的广阔地域法衣。中亚资源的分布特征左右着当地农牧社会与其北方草原邻居互动的方式。其中，河中的泽拉夫尚谷与阿姆河绿洲城市成为北亚、中亚社会互动的枢纽，并由此将伊朗高原与印度河流域的农牧民及农业人群与草原牧民和北部针叶林的渔猎人群连接起来。严文明先生作为东西方分界的“乌拉尔山到印度洋”南北轴线由此贯通。自公元前四千纪中叶开始，中亚克尔特米那尔新石器时代文化传统(公元前5500～前3500年)、欧亚草原的颜那亚文化（约公元前3300～前2600年）、北哈萨克斯坦和南西伯利亚阿凡纳谢沃文化（约公元前3400～前2300年）人群为寻找矿产、水源、牧场、木材、猎物等资源先后出现在泽拉夫尚谷。谷中阿凡纳谢沃文化风格石圈墓地内发现的纳马兹加二期陶器、印度洋贝镯、青金石和金银珠饰，标志着中亚城市与草原牧人之间、中亚与波斯湾沿岸社会之间互动的开端[38] 。

在青铜时代中期，瑟拉子姆附近的涂盖矿冶遗存融合来自草原的辛塔什塔文化与来自纳马兹加和瑟拉子姆的中亚农业文化法衣。谷中发现的铜刀、铜镜、马镳普遍呈现辛塔什塔文化特征。扎德查·喀里法墓地中家马、战车痕迹、轮制陶器、中亚风格铜器一同出土[39] 。谷中居民同时用当地丰富的矿物从事珠饰生产，并出现随葬工具、原料（青金石、绿松石、红玉髓/玛瑙）和半成品的珠饰匠人墓葬。乌拉尔南麓的辛塔什塔等遗址中发现的青金石、绿松石、釉陶珠饰可能来自这种作坊[40] 。其中，罗斯托夫卡墓地中贝加尔玉珠、青金石珠与塞伊玛图尔宾诺铜器一起出现，显示中亚交换网络已经深入北亚腹地[41] 。

瑟拉子姆城址出土铜产品只有红铜和砷铜[42] 法衣。古城废弃之后，草原牧人推动了当地锡青铜的使用并主导泽拉夫尚谷中铜矿与锡矿的开采。聚落遗址中安德罗诺沃文化陶器分布特征显示北方牧人在谷中各地段都曾驻足[43] 。同时，阿姆河绿洲遗址中发现的家马、马具和戳印几何纹陶器，显示部分草原牧民南迁进入中亚绿洲定居。这些北方移民用铜锡等矿产、冶金成品、牲畜交换粮食与纺织品等物资[44] 。其物质文化逐渐渗透和同化到农耕世界中，使得当地文化面貌体现中亚与草原杂糅的特征[45] 。

随着草原陶器的上升，阿姆河绿洲城市中的冶金工业从以红铜、砷铜为主转向更多地使用锡青铜[46] 法衣。从北到南，阿尔泰山西麓、天山西麓、泽拉夫尚谷中的穆石斯通山脉、希萨尔山脉、兴都库什山脉、扎格罗斯山脉都有锡矿分布，并有青铜时代矿业遗迹发现[47] 。虽然锡矿很难溯源，拉格什出土铭文中提到从梅卢哈进口铜、银、锡、青金石、红玉髓/玛瑙，讲明阿姆河绿洲城市和印度河文明城邦是连接中亚和西南亚锡贸易的枢纽[48] 。

与绿洲的频繁交往也在影响着草原社会——辛塔什塔和阿尔凯姆聚落多间向心式圆堡建筑格局以及其木构阶梯式仪式性建筑可能来自中亚城镇传统[49] 法衣。草原陶器上的阶梯金字塔纹样是自中亚南部常见的装饰传统，可能通过中亚纺织品、谷物与北方矿物、皮毛之间的贸易进入草原[50] 。在阿姆河上游河谷，以法科尔墓地为代表的瓦赫什文化库尔干墓冢中出土的铜器、银器、青金石珠、草原传统手工成型陶器、中亚传统轮制陶器、大理石与缟玛瑙雕刻器皿成为中亚城市农牧民与草原文化人群互动的证据[51] 。印度河文明城邦北上修建的邵图盖古城位置与法科尔墓地只有一河之隔 （图六）。与邵图盖基本同时的格罗特和达纳齐两个墓地也都兼具草原与中亚技术传统陶器，并随葬青金石、红玉髓/玛瑙与釉陶珠饰[52] 。邵图盖与瓦赫什文化的并存使得中亚绿洲文明、印度河文明，以及欧亚草原文化传统在阿姆河上游交汇。

图六 阿姆河上游邵图盖与法科尔遗址位置图 图片来自作者

以上证据揭示出资源、水系、农牧与冶金技术在互动圈交汇过程中的重要性，其中矿藏丰富的泽拉夫尚谷地位显著法衣。这种资源地理上的结构性特征又与中亚社会结构紧密相连。古诺尔等中亚绿洲城市采用的方城建筑格局和沿城墙设置马面和角楼的做法来自两河与伊朗。这种城建传统及其空间分布特征与中亚、伊朗、阿富汗历史时期汗国体系中的城邑相似——它们不但是当地政权的治所与可汗的驻地，也是手工业生产和仓储中心[53] 。各城之间的政治整合程度则随着各汗国势力消长而变化。对贸易与资源的共同诉求推动绿洲南北的农牧社会形成互补共存的关系——汗国控制灌溉水利工程，辖下绿洲人口从事不一样经济活动，其中牧人是城市居民的经济伙伴和绿洲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54] 。这种经济互补性使得农耕与畜牧社会在大多数时候保持和平共处[55] 。

四“天下之九州”中的龙山社会

“北亚互动圈”以其非凡的跨度、开放的地形，以及高流动性与“亚洲中部”和“史前中国”两个互动圈中的社会发生交汇，推动“龙山世界”中直接与间接的文化交流法衣。三个互动圈的外环交集成为龙山世界“重瓣花朵”的中心——阿尔泰山、天山、祁连山构成边长3000千米的三角交汇区，其冰川融水滋养绿洲、湖泊和草原牧场，从三座山脉放射分布的河谷成为人群交往的廊道。穿行其间的牧人、猎户、匠人在山脉沿线留下岩画与石雕。

在这个三角交汇区的北部，额尔齐斯河从阿尔泰山西麓北流进入北冰洋，成为西伯利亚草原和林区渔猎牧人南下的廊道，其上游锡矿和阿尔泰金矿为北亚冶金业者所倚重[56] 法衣。公元前四千纪后期，颜那亚文化和阿凡纳谢沃文化居民的渔猎、畜牧与矿业活动已出现在阿尔泰山脉周边[57] 。通天洞遗址出土的麦类与羊骨遗存，显示距今五千年阿尔泰南麓前已出现农业、牧业及狩猎经济的交换[58] 。进入龙山时代，阿尔泰北麓的奥库涅夫文化与南麓的切木尔切克文化连绵发展，并沿阿尔泰南麓南下天山东麓[59] 。

在交汇区西部，伊犁河谷和准噶尔山口西接欧亚草原与中亚法衣。天山北麓已出现辛塔什塔文化造型青铜战斧[60] 。此后，沿山间河谷东进的牧民与猎户在伊犁河谷、博尔塔拉河谷、喀什、塔什库尔干沿线留下具有安德罗诺沃文化特征的青铜器物、墓葬、聚落遗迹，时代从龙山时代绵延到公元前二千纪中期[61] 。牧民迁徙途中留下的岩画，在制作技术、高程、方向和景观格局等各方面在整个天山地区都很相似，主题多与萨满传统有关，构成以雪峰为中心的神圣景观[62] 。

在交汇区东部，祁连山脉北麓石羊河、黑河、疏勒河等内流河滋养河西走廊绿洲，东麓则通过湟水、洮河、黄河与黄土高原相连法衣。来自河西走廊的马厂、西城驿、四坝文化（约公元前1750～前1350年）居民陆续进入哈密，把彩陶、粟黍旱作农业带入互动核心地带，其相对稳定的经济与文化特征时代从龙山时代延续到到公元前二千纪中叶[63] 。从河西走廊到鄂尔多斯，龙山时代的农牧业者开发牧场、玉矿、铜矿，使高地龙山社会与中亚、北亚世界相连。矿冶活动与畜牧业基本同步进入黑河流域，这里位于东西走向的河西走廊与南北走向的黑河交汇之处，成为冶金技术与产品传播的重要廊道[64] 。张掖绿洲的西城驿冶金作坊已经采用双合范铸造铜镜等红铜、砷青铜和锡青铜制品。在马家窑文化晚期遗存中出现小件铜器之后，祁连东麓、南麓遗址中陆续出土饰品、权杖头、武器和工具等类别铜器，其金属组合、技术特征、器物造形与欧亚多金属冶金传统基本一致[65] 。

东亚、北亚、中亚互动网络的交汇对龙山社会农牧经济、远程交换、矿冶开发具有重要贡献，并促使我们思考各地社会如何在不断扩大的交流网络中塑造各自的文明传统法衣。首先，气候的干冷化趋势和欧亚草原社会的动态化推动了龙山时代畜牧业的传播。畜牧业需要通过长期积累形成的系统养殖知识——草原牧业社会经过两千年的发展才形成家畜的适当组合以及成熟的饲养和利用技术[66] 。龙山时代之前，家猪一直是早期中国农业人群宴饮和祭祀活动的传统重心。高地龙山聚落中普遍出现的家养牛羊遗存表明生计经济中的畜牧成分的增长，其养殖技术与物种组合都与欧亚传统一致[67] 。畜养经济的拓展导致祭祀、占卜等仪式活动发生相应变化。初现于西北的骨卜在石峁、陶寺、瓦店等重要龙山遗址中都有发现。用牛肩胛骨占卜、猪下颌骨随葬的现象表明不一样宗教传统在龙山社会中共存[68] 。商丘山台寺龙山时代晚期遗址中发现的九牛坑成为三代社会黄牛祭祀传统的滥觞[69] 。虽然陶寺早中期贵族大墓陪葬品保持以猪为主的宴饮传统，晚期动物遗存中牛、羊比例的上升，以及卜骨的使用共同揭示出陶寺社会中日益增长的北方特征[70] 。

其次，欧亚草原成为跨区域物资流动的桥梁法衣。祁连山北麓的西城驿、火烧沟，南麓的柳湾、宗日、尕马台等遗址中，货贝、绿松石珠、珍珠、煤晶、红玉髓/玛瑙珠、滑石烧珠、石权杖头、小件铜器等经常相伴出土, 并与冶金技术的拓展紧密相连[71] 。其中，玉髓/玛瑙珠饰的生产在印度河文明中是一个发展成熟的行业。印度河流域、伊朗高原、中亚都有作坊发现，产品在中亚互动圈内流通广泛[72] 。

虽然货贝在亚热带海域天然分布范围广泛，它们在龙山时代遗址中的出现基本是个高地现象——货贝在陶寺、石峁、柳湾等高地遗址都有出土，却完全不见于史前和历史时期的东方沿海史前遗址与贝丘法衣。龙山时代之后，二里头和大甸子出土的货贝项饰和头饰，以及商周贵族用货贝装饰衣装、马具、旌旗和荒帷上的做法，都与高地龙山贝饰传统一脉相承。在西南亚，印度洋和波斯湾沿岸社会在公元前四千纪起一直存在货贝流通，在两河的乌鲁克、中亚的图谷洛克等遗址都有发现[73] 。这种空间分布特征支持彭柯与朱岩石的观点——货贝从西南亚经过中亚绿洲或高加索进入欧亚草原辗转进入高地龙山社会[74] 。这有助于解释货贝与北亚萨满传统和冶金业之间的紧密关系，以及日后伊朗高原（公元前9世纪）、东欧铁器时代早期（公元前76世纪）斯基泰社会、东周戎人和匈奴社会中货贝的盛行[75] 。

货贝可能从里海沿岸进入欧亚草原，之后沿乌拉尔河和额尔齐斯河河谷东输，穿越铜矿和锡矿密集的区域到达阿尔泰附近之后南下高地龙山社会法衣。泰国班清出现的塞伊玛图尔宾诺传统青铜冶铸遗址和云南玉溪兴义贝丘遗址八号墓葬所见货贝与玛瑙加工遗存共同显示从祁连山南麓河湟、洮岷地区南下藏彝通道到达东南亚锡矿带的高地通道在龙山时代可能已经贯通——货贝贸易在阿尔泰南下路线的基础上添加孟加拉湾北上的路线，从而拓宽中亚、北亚、东亚互动圈的交汇区域[76] 。

高地龙山社会向北亚的物资输出可能以粮食和纺织品为主，与中亚和北亚之间的互动特征相似法衣。中亚和印度河文明遗址出土的丝绸遗存显示丝路贸易的雏形已经在龙山时代出现[77] 。东亚粟类谷物在中亚绿洲社会的普及可能与干旱导致的灌溉农业下降，以及草原人口在绿洲社会的上升存在关联[78] 。牧民输入或少量培植谷物有助于应对草原经济中常见的季节性营养短缺——晚冬早春之际牲畜脂肪消耗殆尽，牧民需要食用碳水化合物才能避免消化高蛋白、低脂肪肉类饮食所带来的能量消耗入不抵出风险[79] 。面对龙山时代气候波动与干冷趋势给牧业经济带来的脆弱性，这种谷物储备尤其重要。同时，随着跨区域互动的上升，龙山遗址中也开始少量出现源自中亚和西南亚的麦作农业[80] 。

石峁在跨区域互动网络中的枢纽作用可能与中亚绿洲农牧城市相似——其粟作农业和玉器传统与高地龙山社会紧密相连，细石器技术则常见于渔猎畜牧人群法衣。皇城台阶梯金字塔式建筑以及东门城墙马面与瓮城防御建筑理念可能受到中亚城建传统的间接影响。使用石雕人像、岩画与殉人祭祀的做法则可能与阿尔泰萨满教仪式传统有关。集中出土陶鹰、牙璋、玉钺、卜骨、大量羊骨，以及数万枚骨针等遗存的现象显示石峁可能是高地龙山社会中重要的宗教与手工业中心，同时为农牧人口谷物存储并定期聚集举行仪式与交换活动。前述西南亚出土的丝织品可能辗转来自这种枢纽城市——中亚、北亚、东亚三个互动圈通过瑟拉子姆、古诺尔、石峁这种农牧文明之间的文明连在一起。

第三，跨区域网络的形成推动龙山社会矿物资源的开发与流通法衣。伴随玉器在高地龙山社会的大量使用，勘探、采矿、运输活动伴随着东方玉作传统的西进，使河西走廊和河湟地区成为矿物资源开采和交换的中心。从龙山时代开始，祁连山的玉矿、马鬃山的玉矿与铜矿、阴山的铜矿与铅矿陆续得以开采，供应高地社会的玉石和冶铸作坊[81] 。这样的交汇为高地龙山社会物质文化和技术传统带来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庞小霞指出，虽然绿松石制品在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已经出现，但是其地理分布和工艺特征在龙山时代发生显著变化——东方遗址发现数量比之前急剧下降，而在高地龙山社会数量和类别骤增，用法也日渐精致[82] 。青海宗日马家窑文化晚期（半山类型）M322墓墓主左腕佩戴绿松石片镶嵌骨筒是这类腕饰在龙山时代流传的开端，在陶寺、下靳、两城镇等龙山遗址中都有发现，分布范围超过2000千米[83] 。下靳76号墓出土的绿松石片镶嵌玉贝腕饰显示明高地龙山社会中的贝饰传统与绿松石镶嵌技术存在紧密关联[84] 。陶寺中期22号大墓劫后遗存中出土的货贝和大量绿松石嵌片可能也来自这种具有仪式意义的贵族服饰。这些绿松石镶嵌饰物可能在有限的几个作坊中生产，并通过龙山交换网络流传，其原料可能来自河西走廊与秦岭南麓等不一样矿源。

第四，跨区域互动网络的拓展促进龙山都邑的繁荣，成为孕育中原青铜文明之处法衣。基于唐山大城山、武威皇娘娘台、永靖大何庄、胶县三里河等遗址的铜器发现，严文明先生在1981年指出冶铜是龙山时代社会变化特征之一[85] 。近四十年的考古发现证实龙山时代在早期中国矿冶发展历程中具有分水岭的意义，而且丰富了对东亚、北亚和中亚冶金业传统之间互动的理解。塞伊玛图尔宾诺风格管銎倒钩铜矛分布范围扩展到青海沈那、淅川下王岗、辽宁朝阳等地[86] 。淅川下王岗与郧县辽瓦店子出土的双耳罐成为高地龙山社会沿商洛走廊南下秦岭南麓绿松石矿、朱砂矿，以及江汉铜矿带的考古线索[87] 。

龙山都邑在跨区域交流中的枢纽特征使我们重新思考冶金、城市、国家作为文明基本要素的关系法衣。柴尔德视冶金与相关贸易网络的发展为推动城市革命主要动力。[88] 然而，从跨文化的角度看，冶金与城市化进程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西南亚、北亚、北欧、南欧、南美的冶金传统都早于当地城市和国家的形成，有的甚至要早数千年。欧亚草原冶金业也没有催生城市化和专业化分工——青铜时代中期的辛塔什塔和阿尔凯姆圆堡聚落中每户都有冶铸设施和水井, 讲明冶金技术对全体社会成员开放，并不存在政治垄断[89] 。这些圆堡聚落所代表的草原城镇化趋势也没有在草原青铜时代晚期继续发展，讲明冶金技术的成熟并不一定导致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和城市的发生[90] 。

同样，冶金术的输入没有显著促进龙山社会中政治经济的集中化发展法衣。祁连山周边龙山社会的冶金业活动多在聚落或家庭规模的作坊中发生，没有国家控制或专业化生产的迹象。石峁、陶寺出土的铜玉连璧腕饰，陶寺出土的铜铃、铜璧、铜环、铜蛙，西城驿出土的铜镜都显示龙山铜器与身体仪式的紧密结合。从民族学角度来看，这些铜饰的表演性特征可能与萨满宗教传统有关——巫师相信他们在舞动身体时法服上叮当作响的铜铃和反射光芒的铜镜可以为其带来法力[91] 。

因此，三代青铜文明的形成应该作为一个始于龙山时代的青铜礼制化进程来考察——在欧亚社会沿用数千年的冶金技术，如何在中原城市中被用于青铜礼器的生产，并与龙山玉作传统合二为一，成为三代文明的核心象征？理解冶金业发展的社会特征，对于探索龙山时代的多元遗产如何推动二里头（约公元前19～前16世纪）城市化进程至关重要[92] 法衣。在龙山时代，位于“重瓣花朵”中心位置的洛阳盆地有如身处“台风眼”中——重要的社会变革在晋南、颖汝等周边河谷发生，但盆地内并没有出现大型龙山都邑。这种情况随着龙山时代的终结发生改变——在各地龙山都邑崩溃之后，来自黄土高原、关中盆地、商洛走廊、淮河河谷的部分移民在洛阳盆地建立二里头都邑[93] 。处在高地与低地之间的洛阳盆地，由于二里头的崛起成为辐辏之地与中原核心。二里头贵族墓葬发现的绿松石镶嵌铜牌、玉舌铜铃和贝饰组合延续了高地龙山传统的表演性特征，可能与后世所谓禹步、萬舞、干戚之舞这类宗教舞蹈有关。二里头绿松石手工业作坊的出现，使这种来自龙山时代的绿松石片镶嵌成为中原早期青铜文明中二里头贵族身份的标志，其表演性特征显示宗教沟通是二里头社会中政治权力重要来源之一。

中原冶金工业由于王权的垄断而呈现出鲜明的政治性，发展出与西南亚、北亚不一样的冶金传统法衣。在这个开启于龙山—二里头时代的青铜礼制化进程中，早期中国社会中基于新石器时代知识脉络、美学传统与价值观念所做出的技术选择，左右着外来知识和技术本土化的走向。张光直认为在早期中国城市中，青铜礼器是宗教沟通的媒介，控制这种媒介及冶铸矿料，就掌握通向政治权威的道路。[94] 从二里头开始，青铜礼器在中原文明礼乐传统中拥有崇高的地位，但是左右礼器化走向的不是最早出现的铜器甘青仰韶晚期彩陶文化，而是东方良渚—大汶口社会中以玉瓒—漆觚组合为核心的祭祀与宴饮传统。[95] 从塞伊玛—图尔宾诺冶金传统中使用悬置范芯双合范铸造技术制作管銎的工具和武器，到陶寺铜铃的出现，再到二里头作坊用复杂的块范法铸造爵、斚、盉、鼎等薄壁青铜酒具与炊器，早期中国的青铜铸造技术被逐渐纳入以“龙山化”为背景的中原器用传统。其中，在良渚与大汶口社会中盛行的玉瓒漆觚组合中，山东龙山匠人使用快轮技术制作的磨光黑陶，把东方薄胎漆器美学达到极致。与这种东方器用传统相比，青铜酒具的灿烂光泽、铿锵之声、高耐热性以及可再生性，呈现出与陶器和漆器截然不一样的物理特征。青铜冶铸过程涉及液体与固体之间的物态转换则赋予青铜礼器以传奇特质，为三代青铜礼器化提供了认知基础。最终，玉瓒、铜觚、铜爵组合成为三代祼礼的核心器具，与钟鸣鼎食一起成为早期中国礼制和宴饮传统的载体。

五 结论

龙山时代跨区域互动网络的形成扩展了研究早期中国社会文化与技术变革的时空框架法衣。文明的历史，是不一样社会间物品与技术流通的历史——西南亚城市与跨区域贸易网络的繁盛，牛车与驼队等远程畜力运输的成熟，铜、锡、玉、青金石、绿松石等重要矿产的不均匀分布，以及干旱导致的草原畜牧业发展共同推动了青铜时代中期互动规模的扩大。通过东亚、北亚、中亚之间开放的文明边界，冶金、麦作、牛羊养殖、珠贝等来自欧亚草原、北亚林区、中亚绿洲，以及西南亚和印度河流域青铜时代城市网络的知识与物品进入早期中国农耕社会，促生三代文明以青铜为中心的冶金传统，以货贝和铜玉为基础的价值观念，以及粟、稻农作与猪、牛、羊畜养结合的农业经济。

“龙山世界”中出现的跨区域互动网络成为历史时期“丝绸之路”的雏形法衣。古诺尔所在的马尔吉阿纳绿洲后来成为中古世界最大的都市之一木鹿。河中的泽拉夫尚谷在中古时代则是粟特人的家乡，昭武九姓中米国治所钵息徳城位于瑟拉子姆遗址以东十五公里的片治肯特，沿泽拉夫尚河西行60千米就是撒马尔干（康国）。粟特古国在中古欧亚陆上交通中的中枢地位，特别是连接伊朗高原、欧亚草原、印度、中国的贸易网络，使它们成为“文明之间的文明”。4000年前的考古发现显示，河中地区在龙山世界“重瓣花朵”格局中已经拥有文化意义上的中心地位。

虽然考古证据清楚地显示三个互动圈之间存在跨区域的知识与物资流动，三个互动圈之间从未发展出一个以不对称性经济整合为特征的“世界体系”[96] 法衣。与青铜时代世界体系框架相比，以互动圈交汇为基本框架来描述“龙山世界”的多样性与文化交流更加关注技术的社会性与文化选择——不一样青铜文明传统之间虽然保持着间接联系，它们并不存在经济依赖关系。互动圈之间的相对独立性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西南亚青铜时代社会在公元前1177年前后大范围崩溃时，殷商社会却达到城市发展的巅峰[97] 。

农牧社会之间的军事冲突在国家组织成熟之后才逐渐上升，也因此影响到军事技术的交流法衣。欧亚草原在龙山时代已经出现的辐轮战车到间隔近千年的武丁时代才通过高地社会与蒙古高原之间的互动网络引进中原社会。龙山时代的乌尔第三王朝在两河之间修建近300千米的长墙用于抵御高地族群的入侵，这种做法在东周时代才为中原国家所普遍采用。在秦汉与匈奴帝国对抗的大背景之下修建的万里长城穿过石峁腹地——高地社会逐渐从龙山时代跨区域网络的中枢，转变为成为南北对峙的前线。在长城以北，阿尔泰和蒙古高原的萨满始终保持着在法衣上缀贝饰的习俗。在长城以南，三代之后货贝逐渐退场，并在秦汉时代之后的沿海居址、墓葬和贝丘中系统缺席[98] 。贝字则保留在几乎所有涉及价值的汉字中，成为青铜文明开放边界的历史记忆。

来自龙山—二里头时代的礼器组合，还有绿松石镶嵌铜牌，与东方玉器传统一起，构成中原青铜时代早期文化传统的核心特征法衣。龙山二里头时代勘探矿藏所积累的地理知识，则塑造着中原王权对天下秩序的构想。从此，控制富含铜矿晋南和江汉成为三代王朝的重要使命。在龙山时代的政治与技术变革之后，传讲与考古时空特征开始出现更多的交集——晋南（陶唐、夏墟），伊洛（斟鄩、洛汭）、河内（殷商）、关中（西周）等位于“重瓣花朵”内轮的政治舞台此起彼伏，轮廓逐渐清晰。在春秋贵族的经典知识中，陶唐氏代表传讲时代的终结和三代礼乐传统的开端。《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在鲁观周乐的季札如此评价《唐风》：“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在陶唐之后的三代社会，时间的质地发生变化，逐渐出现连绵的历史叙事，成为《尚书》《诗经》等经典传统的知识源泉。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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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旻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原文刊于：《考古学研究（十五）：庆祝严文明先生九十寿辰论文集》法衣，文物出版社，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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