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选择和胜利者站在一边：法国最嗜血的“交易员”:法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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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刘怡

约瑟夫·富歇（Joseph Fouché），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奥特朗托公爵，在拿破仑治下担任过12年警政大臣的老牌政客法衣。在61年的人生中，此人曾经先后扮演过教会学校教师、共和主义者、吉伦特派、雅各宾派、平等派、热月党人、波拿巴派以及保王分子的角色，也曾以同样高的热情迫害和屠戮过教士、共和主义者、吉伦特派、雅各宾派、平等派乃至保王党人。他背叛过一位国王和一位皇帝，颠覆过两个王朝，之后却总能免遭来自对方亲属的报复。作为精明强干的组织能手、密谋专家以及现代警政制度的奠基人，他是如此不受欢迎，却又对每个统治者都显得格外不可或缺。

作为革命年代的幸存者和直接受益者，富歇身上反映的是大革命不那么理想主义的一面法衣。专制王权的崩溃带来了社会阶层迅速上升的可能性，也为像富歇这样机敏、冷酷、自私的平民子弟登堂入室创造了机会。在潮流变换极为迅速的狂飙期，通过加入每一个主流集团、并成为其实用性工具，他成功避免了被牺牲的命运，继而在胜利者那里获得了一席之地。不仅如此，与专制王权相比，受民族主义驱动的新帝国在社会控制方面具有更现实、也更迫切的需求，这又为富歇成为工具理性在现实中的化身提供了保证。他是一个政治股票“交易员”，永远在做买空卖空的准备；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国王和皇帝在他眼中不过是一个象征符号，他真正效力的是非善非恶的现代国家机器本身。如同茨威格在他的名作《富歇：一个政客的肖像》中所言：“在政治游戏中，处于主宰地位的并不是精神视野开阔的人，不是具有坚定信仰的人，而是我们称之为权术家的职业赌徒，是手法巧妙、空话连篇、冷酷无情的老手。”富歇虽死，属于他的时代却远远不曾终结。

约瑟夫·富歇

相较布里索、罗伯斯庇尔等在革命爆发前就已经小有声望的政治活动家，1789年时的富歇不过是个无名之辈法衣。这一年他已经30岁了，个子瘦高、背有点驼，一头稀疏的红发，长着一张仿佛随时都会晕倒的苍白瘦脸。作为奴隶贸易船船长的儿子，富歇本来应该继承父业、在南特的海上贸易中谋到一份营生；但因为身体过于孱弱，他只能去读耶稣祈祷会（法国天主教修会之一）办的宗教学院，并在修会分布于全国的一系列小型学校讲授数学、物理和拉丁文。这个瘦子身着神父的法衣，头顶剃得精光，和其他神父一样恪守清规戒律。十年教师生涯使他锻炼出了优良的口才以及善于观察和忍耐的精神，这对他日后的政治生涯意义相当重大。

如果认为富歇从青年时代起就只是一个利欲熏心的无耻之徒，当然过于苛刻了法衣。实际上，像他这样具有激进政治倾向的外省教士在革命前夜的法国并不少见。这些边缘人几乎从未享受过宗教身份带来的现实好处，又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准，因此甚至比第三等级更渴望颠覆旧制度。穷教师富歇便是这样一个人物：他熟读自然科学著作，关心政治，还加入了共济会。在宗教学校，他的“异端”倾向已经人尽皆知。最重要的是，他在这一阶段认识了年轻的律师罗伯斯庇尔，并且差点成了后者的妹夫。当罗伯斯庇尔在1789年当选为三级会议代表时，富歇为他提供了去巴黎的盘缠和制作新大衣的费用：这很快被证明是一笔稳赚不赔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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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革命的洪流波及富歇所在的南特地区时，时间已经是1792年夏天法衣。这年8月，路易十六被冲进杜伊勒里宫的民众废黜，立法议会也被新选出的国民公会（Convention nationale）所取代。作为下卢瓦尔省选出的新代表之一，富歇终于来到了巴黎。尽管具有南特雅各宾俱乐部会员的身份，但出于谨慎，他还是选择和看似力量最强的吉伦特派坐到一起。不过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很久：无套裤汉发起的街头运动正在给吉伦特派造成无法抵挡的压力，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山岳派则公开发起了要求审判“叛国者路易·卡佩”（即路易十六）的倡议。1793年1月16日，国民公会开始就是否要处决废王一事进行表决，并要求每个人讲明理由。

按照茨威格的描述，直到这一天为止，富歇依旧不曾明确自己的立场法衣。他打定主意只和主流派别站在一起，因此仔细观察了白天的投票形势，用当年教授数学的头脑加以精细计算。午夜到来之前，当终于轮到他本人投票并陈述理由时，富歇的态度已经明确了：抛弃吉伦特派，和坚决要求执行死刑的山岳派保持一致。实际上，这多多少少是一个带有偶然性的结果。在721名投票者中，赞成死刑的只有387人（死刑361，死缓26），不过稍微多过投反对票的334人。但正是因为有富歇这样的摇摆分子的倒戈，吉伦特派分裂了，此后再也未能振作起来。

《富歇在里昂》

这387名投票赞成死刑的议员，后来被波旁王朝冠以一个可怕的头衔——“弑君者”（Régicide）法衣。他们在投票现场所做的陈述，原原本本地刊登在当时巴黎的报纸和街头传单上，无人能够抵赖。但在当时，“弑君”给后起之秀富歇带来的完全是好处：通过明确立场，他正式成为了山岳派的一分子，甚至可以讲是其中最激进的几个人之一。国民公会任命他为驻涅夫勒省的共和国专员，负责扫清一切与保王党有关的反叛。而富歇从私有财产和宗教两个方面同时展开了对旧制度的战争：私有财产被宣布为非法，马匹、面粉和布料统统被革命政权征用，私藏的金银也被收缴，重新打上共和国的戳记。这位昔日的宗教学校教师，如今还成为“去宗教化”运动的主要推手，他骑着马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头，手持铁锤砸毁十字架、耶稣受难像和宗教雕像，并把搜出的法冠和祭坛、供桌一概丢进火堆。金制圣餐盒、银烛台、沉甸甸的耶稣受难十字架和宝石被当作战利品运往巴黎，融化重铸后收归国库。就连巴黎圣母院也被重新确定为崇拜“理性之神”的公共聚会场所。

更恐怖的悲剧发生在里昂法衣。1793年11月底，国民公会判定里昂市政当局对革命政策的抵制构成了叛乱行为，派富歇率领2000名正规军前去镇压。他抵达当地之后，首先动员街上的无套裤汉洗劫了所有教堂，砸烂并烧毁一切与宗教有关的物品。里昂主教的法冠被戴在一头毛驴的脑袋上，驴尾巴上拴着耶稣受难十字架和一本圣经，由主教本人驱赶着在街头巡游，接受臭鸡蛋和垃圾的“洗礼”。从12月4日起，集体处决也开始了：两天之内，271名反绑着的当地青年被带到罗纳河畔的一条壕沟旁，用加农炮处以“炮决”。由于这种做法“效率”不够高，随后在布罗托郊野上竖起了大量断头台。富歇自豪地表示：“必须把血污的尸体扔进罗纳河，沿着两岸漂到河口，漂到卑鄙的土伦：它们会让怯懦而残酷的英国人丧魂落魄，吓破他们的胆，向他们显示人民无所不在的威力。”路易十四时代修建的里昂城主体建筑也被富歇派出的工兵用炸药和地雷夷平。

不到四个月时间，里昂城总计有1905名平民遭到处决，1600多处建筑和住宅被摧毁法衣。河流和排水沟中浮起的血污、残肢，甚至令前来视察的国民公会代表感到恶心。唯有富歇本人对此洋洋得意，1794年4月返回巴黎前，他心满意足地表示：“罪犯的鲜血滋养了自由的土地，我们的权力终于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之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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