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道教:【边疆时空】全荣 | 哈剌和林城始建年代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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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荣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内蒙古道教。主要从事北方民族历史文献、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蒙古史、佛教文献等学术领域的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出版专著1部，发表论文40余篇。

摘 要：哈剌和林古城遗址位于今蒙古国境内，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内蒙古道教。囿于史料阙载，学界对于哈剌和林城的名称及始建年代众讲纷纭。“和林”一词系突厥语，意为“小石块、流砂”，“哈剌和林”释作“黑石、黑岩石”等较为恰当。依据《敕赐兴元阁碑》以及其他相关的诸种文字史料记载，哈剌和林城始建年代应早于1220年，而不是1235年。

关键词：哈剌和林古城；名称释义；始建年代

据文献记载，名为“哈剌和林”的古城有两座，一座位于中亚锡尔河地区钦察草原上，一座位于今蒙古国前杭爱省杭爱山南麓鄂尔浑河上游哈剌和林苏木境内内蒙古道教。本文探讨的是后者。哈剌和林（Qarakorum）是蒙古汗国的政治中心。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和游牧民族政权对城址选择都十分重视。哈剌和林城之所以建在鄂尔浑河上游附近，究其原因有以下三点。首先，哈剌和林城周边水草丰美、气候宜人，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为选址建城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其次，哈剌和林城正好位于蒙古高原的腹地，从政治地理的视角来看，其居于中部，便于向四周发号施令。再次，鄂尔浑河流域自古以来就是古代游牧民族聚居之地，匈奴、突厥、回鹘等的政治中心均在这一地区。郑樵《通志》记载：“建邦设都，皆凭险阻。山川者，天之险阻也。城池者，人之险阻也。城池必依山川以为固……所以设险之大莫如大河。”哈剌和林城的选址大体体现了郑樵所讲的原则。哈剌和林城既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也是手工业和商业中心，更是一个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多元文化共存共生的古代草原城市。

一、关于“哈剌和林”名称的由来

“哈剌和林”（Qarakorum），《元朝秘史》《元史》等又作“合剌豁鲁麻”“合剌鹘林”“和林”“和宁”“岭北行”等内蒙古道教。“哈剌和林”一词最早出现于《元朝秘史》，原文作“合剌豁鲁麻”，旁译作“领北行”；《史集》作“哈剌和林（Каракорум）”；《黄金史》作“Qorimdurbalɣasun”；《宝鬘》作“Qor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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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哈剌和林”的解释有多种，其中，“哈剌”（qara）为突厥语系通用词，意为“黑”，对此学界意见趋于一致，分歧主要在于“和林”（ ，korum）一词内蒙古道教。关于“和林”一词的由来，文献记载不一。《元史》认为“和林”得名于附近的河。《元史·地理志》记载：“和宁路，始名和林，以西有哈剌和林河，因以名城。太祖十五年，定河北诸郡，建都于此。初立元昌路，后改转运和林使司，前后五朝都焉。太宗乙未年，城和林，作万安宫。”《元史·百官志》载：“国初，太祖定都于哈剌和林河之西，因名其城曰和林，立元昌路。”但《史集》和《世界征服者史》等书记载，“和林”得名于附近的山，哈剌和林最初本是一座山的名称。《史集》记载：“畏吾儿斯坦地区（Wilāyat）有两座非常大的山；一座名为不黑剌秃·不思鲁黑（būqrātūbūzlūq），另一座名为兀失浑·鲁黑·腾里木（aūšqūnlūqt（a）nkršīm）；哈剌和林山位于两山之间。”《世界征服者史》记载：“畏吾儿人认为他们世代繁衍，始于斡儿寒河畔，该河发源于他们称为哈剌和林的山中。合罕今日所建之城池即因此山得名。有十三条河发源于哈剌和林山……斡儿寒河岸尚有一座城池和一座宫殿的遗址，城名是斡耳朵八里（Ordubaligh），今天叫作卯八里（Maubaligh）。”《多桑蒙古史》载：“哈剌和林者，斡儿寒河发源诸山系之名，即以山名作城名也。1235年建城墙，周围有五里。”陈得芝经过考证指出，“哈剌和林本是鄂尔浑河发源地之山名”，认为“和林”本为山名，只是到了元代后期才被当时人记载为其附近的河水之名。

关于“和林”一词的词源及词义，学界有不一样解释内蒙古道教。有的学者认为“korum”是蒙古语“kerem”（墙）的异写，类似古文今译，此讲并不可取；有的学者认为，“哈剌和林”是“黑林”之意。意大利人普兰·迦尔宾（J.Plan Carpin，1182~1252）首次向西方人介绍哈剌和林。他在《蒙古行纪》中针对哈剌和林周围的地理环境写道：“鞑靼人地区的部分地带是高山峻岭，山峦起伏，其余地带则是坦荡的平原，但几乎到处都遍布含砂量很大的砾石地。在该地区的某些地带覆盖着有很稀疏的森林，其它地方则没有任何树木。”上述史料从侧面讲明哈剌和林城周围山峦起伏、树林稀少、遍地砾石。故“哈剌和林”意为“黑林”之讲难以成立。沙·沙格达尔等人在《〈蒙古秘史〉中的山水地名》中称哈剌和林“应该读作‘qara Körem’，因西方没有‘ö’音，故读作‘Kara korum’。称其为‘qara Körem’的原因是该地附近有大量的鄂尔浑盆地的黑褐色小石头有关。现在读作为Qara qorum已背于原意”。其实，“和林”（ ，korum）一词系突厥语，意为“小石块、流砂”，因此“哈剌和林”释作“黑石、黑岩石”等较为恰当。

二、哈剌和林城的文献记载和考古研究

关于哈剌和林城的记载，多见于13世纪西方人的旅行纪中内蒙古道教。普兰·迦尔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马可·波罗《行纪》等书中均有关于哈剌和林城的描述。目前已知关于哈剌和林城的最早记载来自普兰·迦尔宾《蒙古行纪》一书。1245年4月16日，65岁的普兰·迦尔宾奉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Ⅳ）之命，从法国里昂启程，出使蒙古，于1246年8月抵达距离哈剌和林城有半日程之失剌斡耳朵。《蒙古行纪》中记载：“这里的水量和河流为数甚少，大江大河更为罕见。因此这里不但没有居民休养生息的聚落，甚至基本没有城市，只有一座人们认为还具一定规模的城市，名叫哈剌和林（Caracorom）。我们没见到这座城市，但我们到达失剌斡耳朵时，曾涉步距那里只有半日行程的地方。失剌斡耳朵是他们皇帝的主要帐幕。”普兰·迦尔宾出使蒙古的时间早于中世纪其他欧洲旅行家（鲁布鲁克1253~1255、马可·波罗1271~1295、鄂多立克1318~1328?），所以他的《蒙古行纪》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欧洲人记述蒙古及中亚历史的著作，欧洲人通过《蒙古行纪》对蒙古人及哈剌和林城有了初步了解。不过，普兰·迦尔宾虽然提到哈剌和林城，但他没有亲自到过哈剌和林城。

对哈剌和林城进行首次全景式介绍的是曾亲自到过哈剌和林城的法国使者威廉·鲁布鲁克（William Rubruk）内蒙古道教。他奉法国国王圣路易斯九世的密令，携带其信函，于1253年5月7日出发前往蒙古地区。鲁布鲁克《东行纪》记载：“[哈剌和林]有两个城区，一个是有市场的撒剌逊人居住区，那里有大量的鞑靼人，因为那里有一直接近该（城）的宫廷，也因为那里有许多使臣。另一个是契丹人的城区，他们全是工匠。这两个区外，还有供宫廷书记使用的大宫室。有十二座各族的偶像寺庙，两座清真寺，念伊斯兰教的经卷。城的尽头有一座基督教徒的教堂。城四周是泥土墙，有四道门。”鲁布鲁克所描述的情况与考古发掘成果基本相符，尤其他对于哈剌和林城内各个区域的特点、宫殿遗迹以及所在位置的记载被考古发现所证实。

《马可波罗行纪》则记载：“哈剌和林（Karakorum）城延袤三里，是为昔日鞑靼人离其本地以后所居之第一城……其地是大平原，无城无堡内蒙古道教。然有良好牧地，巨大河流，多数水道。地广而风景美丽，且无君长，然每年纳贡赋于一大君。”马可·波罗有关哈剌和林城的记载与最早到蒙古地区的西方旅行家普兰·迦尔宾的记载和亲自到过哈剌和林的鲁布鲁克的记载出入很大，马可·波罗也许未曾亲自考察过哈剌和林城，所写源于道听途讲，但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除了西方人的游记外，《长春真人西游记》、耶律楚材《西游录》等汉文游记中也提到哈剌和林城内蒙古道教。此外，《元朝秘史》《元史》《史集》《世界征服者史》等中外史书及后来成书的蒙古文史籍《黄金史》《宝鬘》等均有关于哈剌和林城的简略记载。

清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先后做了不少实地勘察、发掘和研究工作，以确定哈剌和林城址的具体位置内蒙古道教。早在清初，方观承曾在额尔德尼召前发现元至正年间所立石碑。其后，沈垚、张穆等搜集大量史料，考证哈剌和林城大致方位。1889年，俄国学者H.M.雅德林采夫在额尔德尼召北部发现了一座城址。1892年，俄罗斯探险者拉德洛夫（Radloff）带领考察队在鄂尔浑河谷进行考古挖掘，他们在额尔德尼召附近挖掘出两块碑刻残片，通过分析研究指出哈剌和林应该就在额尔德尼召附近。A.M.波兹德涅耶夫在其《蒙古及蒙古人》中明确指出了哈剌和林城的具体位置，“其位于额尔德尼召附近，即鄂尔浑河上游右岸、杭爱山南麓”。苏联著名考古学家C.B.吉谢列夫于1948至1949年带领考察队在额尔德尼召寺庙区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并于1965年出版《古代蒙古城市》一书，将哈剌和林的考古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该书对哈剌和林城的历史、宫殿以及哈剌和林城挖掘出的钱币、铁器、瓷器、骨器、建筑材料、手工业制品等进行了详细介绍，并附有大量插图和彩图，更重要的是确定了哈剌和林城的具体位置，同时证实了窝阔台所建万安宫的年代与史料所记载的时间（1235年）是相符的。

1976~1980年、1983年蒙古国考古队对哈剌和林城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确定了窝阔台万安宫的具体位置内蒙古道教。1999年蒙古国与德国联合考古队对哈剌和林城址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发掘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并在窝阔台万安宫宫殿遗址下发掘出了8~9世纪回鹘时期的文物，有力地佐证了哈剌和林城是在古代克烈部或回鹘古城的基础上修建的。全盛时期的哈剌和林城，“不仅有大汗的宫殿、穆斯林的市场，还有佛寺、道观、清真寺等，是中国儒家文化、草原游牧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产物”。

三、哈剌和林城始建年代

关于哈剌和林城的始建年代是中国古代民族史、蒙古史、古代城市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至今学界未有定论内蒙古道教。目前，国内外大多数学者认为哈剌和林城始建于1235年，即窝阔台时期。姚从吾称“和林是十三世纪蒙古帝国，太宗时代首建的国都”；日本学者白石典之称“哈剌和林是窝阔台及其弟弟睿宗执政期间的政治中心”；苏联学者C.B.吉谢列夫认为，“几乎所有的研究者均以中国的这些史料（指《通鉴纲目》《元史》）记载为基础，来研究哈剌和林这座城市的历史。其得名始于1234年或1235年”；等等。也有少数学者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最早提出成吉思汗于1220年时选定哈剌和林作为政治中心的人是苏联学者Н.Я.俾丘林，之后法国汉学家P.伯希和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不过P.伯希和持有两个哈剌和林城的观点，认为成吉思汗时期的哈剌和林城和窝阔台时期的哈剌和林城是两个不一样城市，但其观点没有得到学界广泛认同。

关于“太祖圣武皇帝之十五年岁，庚辰（1220）定都和林”的讲法，沈垚在《落帆楼文集》中明确提出了质疑，“太祖十五年，帝在西域，驾未尝中回，安得有都城之建，和林建都，实始太宗”内蒙古道教。沈垚认为，1220年时成吉思汗正在西征，不可能建哈剌和林城。姚从吾提出：“和林是十三世纪蒙古帝国，太宗时代首建的国都，《元史（五八）地理志》岭北行中书省和林路注文讲‘太祖十五年（一二二〇）定都和林’不确。时太祖西征未归，定都和林，实在仍是大汗驻帐那一带地区而已。且也只是太祖与最高干部有此意向，正式建为国都，当自太宗乙未年（一二三六）城和林，作万安宫，方算开始。”学界基本认同沈垚和姚从吾的观点，认为哈剌和林城始建于1235年。但应当注意的是，现有史料显示1235年修建的只是万安宫和城墙，至于整个哈剌和林城是否始建于1235年，并未明言。

在哈剌和林古城遗址附近发现的《敕赐兴元阁碑》《敕建兴元阁记》等为哈剌和林城研究提供了新的珍贵史料内蒙古道教。《敕赐兴元阁碑》是蒙汉合璧碑铭，镌刻于元至正六年（1346）。该碑铭是元惠宗妥欢帖睦尔敕命翰林学士许有壬（1287~1364）撰写，碑文较详实地记载了“定都和林”年代以及哈剌和林城的修缮情况、城市规模等。因年代久远、保存不当等原因原碑已残缺不全，所幸该碑铭的汉文碑文在《至正集》《圭塘小稿》中已全文收录，因此得以传世。但留存至今的蒙古文碑文已残缺不全，考古学家在哈剌和林古城遗址经过多次发掘，目前已发现9块碑刻残片。碑刻残片上镌刻的部分文字早已漶漫不清、难以辨识，再加上古蒙古文的复杂性以及残存可见的部分蒙古文字词今日已不见通用等原因，更是加大了释读难度。

《敕赐兴元阁碑》为考证哈剌和林城的始建年代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内蒙古道教。《敕赐兴元阁碑》记载：“太祖圣武皇帝之十五年岁，在庚辰（1220）定都和林。太宗皇帝培植煦育民物康阜，始建宫阙，因筑梵宇基而未屋。宪宗继述岁丙辰（1256）作大浮屠……至大辛亥（1311）仁皇御天，闻有弊损，遣延庆使搠思坚辇镪葺之。又三十一年为至正壬午（1342），皇上念祖宗根本之地、二圣筑构之艰，敕怯怜府同知、今武备卿普达失理，暨岭北行中书省右丞、今宣政院使月鲁帖木儿，专督重修，历四年……丙戌（1346）十一月七日，上御明仁殿，中书省臣奏，阁修惟新，不可不铭。勒翰林学士承旨臣有壬文诸石。臣有壬拜首稽首而言曰：天地运用之妙臣无得而名焉……阁始无名，但以大阁寺著称。皇上赐名曰兴元之阁。”据上述碑文记载，成吉思汗于1220年“定都和林”，窝阔台时开始建造宫殿，并计划修建一座佛寺，但只打好地基而未建成，蒙哥时期继续修建，于1256年修，后以“大阁寺”著称。1311年（至大四年），仁宗皇帝登基，因大阁寺有所损坏，于是派遣延庆使搠思坚前往哈剌和林进行修葺。1342年，元惠宗下令重新修建，经过四年，于1346年竣工。元惠宗赐名“兴元阁”，敕命由翰林学士许有壬撰写铭文并镌刻在石碑上。碑文为蒙、汉两种文字，汉文碑文与蒙古文碑文所载内容大体一致，但蒙古文比较简略。

蒙古文碑文汉译如下：“成吉思汗即位大汗之第十五岁庚辰年（1220）定都于和林巴拉哈孙内蒙古道教。后窝阔台[继位]始建宫阙。蒙哥汗丙辰年（1256）建佛塔……壬午年（1342）大汗念及（想起）初旨，遂命普达失理暨和林守备月鲁帖木儿镇守该城……阁始无名，以‘大阁寺”著称。皇上赐名曰‘兴元阁’”从《敕赐兴元阁碑》蒙古文碑文记载看，成吉思汗虽然“定都于和林”，但未修筑城池宫殿，到窝阔台时期才开始修建宫殿即万安宫。将《敕赐兴元阁碑》蒙、汉文碑文进行对比可见，碑刻汉文部分记载相对详细，文辞华丽且多套话，而蒙古文部分则简明扼要记述时间、人物和事件。蒙汉合璧碑文可以相互印证，有助于准确把握碑文原义。

《史集》第3卷记载：“蒙哥合罕在成吉思汗的禹儿惕和京都哈剌和林和怯绿连地方召集了全体宗亲和异密们举行大会，取得大多数人同意即位时，便结束了审判和镇压，转向治理国事，将一部分军队派往四方和疆内蒙古道教。”《史集》第2卷记载：“他（铁穆耳）把父亲遗留下的一整份财产授予了自己的长兄甘麻剌，把他派到了境内有成吉思汗的禹儿惕和斡耳朵的哈剌和林（岭北）去。”朱思本《贞一斋稿》载：“和宁即哈剌禾林，乃圣武始都之地，今岭北行省治所，常以勋旧重臣为之，外则诸王星布棋列，于以藩朔方，控制西域，实一巨镇云。”依据上述史料记载，哈剌和林之地当时已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

除《敕赐兴元阁碑》之外，还应当注意的一通碑刻是《敕建兴元阁记》，该碑文内容残缺不全，被收入《和林金石录》，碑文共9行，每行23字，共207字内蒙古道教。该碑文中也明确记载“定都和林，造邦之基”。

《蒙古秘史》载：“[斡歌歹合罕]讨平了金帝，将他改名为‘小斯’……设置了先锋、探马臣，在南京、中都等各处城邑设置了答鲁合臣，平安地回到合剌·豁鲁麻住下内蒙古道教。”《史集》第2卷载：“合罕在乞台地区的阿勒坛……地方过了夏，然后在莫孩年，即蛇年（1233）起程，到自己的京城里平安地驻扎下来。”据此可知，窝阔台灭金后回到哈剌和林城，而且时间应为1233年，比学界多数人认为的哈剌和林城始建年代1235年还要早两年。此外，《湛然居士集·楞严外解序》载：“甲午（1234）清明后五日，湛然居士漆水移剌楚材晋卿序于和林城。”《元史·李守贤传》载：“岁戊子（1228），朝于和林，加李守贤金紫光禄大夫，知平阳府事、兼本路兵马都总管。”这两条史料也证明，1235年前已有哈剌和林城存在。

关于哈剌和林城的修缮与扩建，《史集》第2卷载：“[窝阔台]他总是将自己的美意无所吝惜地用于公正仁慈的事业……对城市和地方进行整顿以及修建各种建筑上内蒙古道教。他从来也不忽视任何一种有关建成统治世界的基础和建立繁荣的根基的意见。因为他过去就曾从汉地带回来各种工匠和各行各业的技师，所以他下令在禹儿惕哈剌和林，他大部分时间的驻留地，修建一座有高台基和柱子，与这位君主的宏图相称的宫殿……中间有一巍峨的殿堂耸立，殿堂被加以精致的装饰，描以彩绘和图画，并被称之‘合儿失’。[合罕]使它成为极美好的皇宫。接着他又下令，命[他的]兄弟、儿子以及在他身边的其他宗王们，各在宫的四周建立华丽的住宅”。据上述史料可知，窝阔台时期扩建哈剌和林城，兴建宫殿，且在宫殿周围建造贵族的宅第。《元史·刘敏传》载：“乙未（1235），城和林，作万安宫。”这条史料讲明1235年在哈剌和林城兴建万安宫。《元史·成宗纪（一）》载：“庚子（1300），太阴犯房，又犯岁星。选各卫精兵千人，命孛罗曷答儿等将之，戍和林，听太师月儿鲁节度，三年而更。”据此，1300年（大德四年）元成宗派人出镇漠北，统领漠北军政事宜，并“扩展和林城”。留存至今的蒙汉文合璧《少林寺圣旨碑》，是蒙哥汗于牛儿年（癸丑年，1253年）颁给少林寺长老福裕的圣旨。据《少林寺圣旨碑》，自贵由汗至蒙哥汗时期，居于哈剌和林城的所有僧侣，无论其出身与教派如何，都被完全置于福裕管辖下，1245年福裕奉命对少林寺进行了修缮，1248年对哈剌和林城兴元阁进行了修缮。综合上述史料记载，窝阔台时期在哈剌和林修建宫殿，并使哈剌和林更加繁荣。

再来看中原汉人行纪中的相关记载内蒙古道教。1219年，成吉思汗派遣近侍刘仲禄到内地，邀请道教全真派教长丘处机前往传授长寿延年之法。据《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长春真人一行应成吉思汗邀请，于乙卯年（1219）从山东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出发至燕京（今北京），出居庸关，北上至克鲁伦河畔。由此折向西行至镇海城（今蒙古国哈剌乌苏），再向西南过阿尔泰山，越准噶尔盆地至赛里木湖东岸。然后南下穿经中亚到达今阿富汗境内兴都库什山北坡之巴鲁湾行宫谒见成吉思汗。其中，应当注意的事情是，长春真人于庚辰年（1220）二月到卢沟桥时，“师闻行宫渐西，春秋已高，倦毛风沙，欲待驾回朝谒”。从这段记载来看，当长春真人起程前往漠北时成吉思汗在漠北，但当长春真人一行走到居庸关时成吉思汗已经从漠北出发，开始西征。《长春真人西游记》又载，辛巳年（1221）六月，长春真人到杭爱山一带，过鄂尔浑河，“泊窝里朵之东。宣使先往奏禀皇后，奉旨请师渡河”，即在成吉思汗大斡耳朵的东边住宿。书中还记载了大斡耳朵的情景，“窝里朵，汉言‘行宫’也。其车舆、亭帐，望之俨然，古之大单于未有若是之盛也”。丘处机一行横穿漠北全境，据其行程，此处之“窝里朵”便是和林地区的“斡耳朵”。

耶律楚材《西游录》记载了其行程，“居士曰：予始发永安，过居庸，历武川，出云中之右，抵天山之北，涉大碛，逾沙漠内蒙古道教。未浃十旬，已达行在”，并描述了“行在”之繁荣景象，“车帐如云，将士如雨，马牛被野，兵甲赫天，烟火相望，连营万里，千古之盛，未尝有也”。这里“行在”应为成吉思汗“斡耳朵”，即后来哈剌和林城的所在之地。张德辉的《岭北纪行》成书于1248年。《岭北纪行》载：“自黑山之阳西南行九驿，复临一河，深广加翕陆连三之一……遵河而西，行一驿，有契丹所筑故城。可方三里，背山面水，自是水北流矣。由故城西北行三驿，过毕里纥都，乃弓匠积养之地。又经一驿，过大泽泊，周广约六七十里，水极澄澈，北语曰‘吾悮竭·脑儿’。自泊之南而西，分道入和林城，相去约百余里。泊之正西，有小故城，亦契丹所筑也。由城四望，地甚平旷，可百里，外皆有山。”

综合以上史料记载，可以认为哈剌和林城很可能早在成吉思汗时期已存在，当时成吉思汗“斡耳朵”或“行在”就在其地，是后来哈剌和林城的前身内蒙古道教。

窝阔台时期在扩建哈剌和林城、兴建“万安宫”（Tümen amuɣulangtu ordu）为主的宫城的同时，也建造了贵族宅第，哈剌和林城周围筑起了防护墙内蒙古道教。万安宫位于外城西南隅，由觐见大厅、侧楼和大门殿组成，围墙呈不规则方形。大厅地面上筑有64根圆柱子的花岗石柱础。大门殿与觐见大厅之间有一个比较宽敞的平台，“银树”就建造在这里。据《史集》记载，汉人刘敏、巴黎工匠威廉师傅等人是这些建筑的设计和建造者。《马可波罗行纪》中描述称：“被装扮得最美的、最宏伟的、最高的城堡，画满了彩画和图案，被人们称为‘卡尔什’——即宫殿。”考古发掘证实，宫殿屋檐前的滴水板瓦和殿顶玻璃瓦等建材，当时的确闪耀过碧绿色和金黄色釉的光泽。经过窝阔台时期的扩建，哈剌和林城成为政治、手工业、商业中心和国际大都市，各国国王、使臣、传教士、商人都在这里汇聚。

忽必烈即位后，哈剌和林城的地位逐渐被上都和大都所取代内蒙古道教。但元朝为了加强对漠北地区的统治，不断完善漠北地区行政建制。1260年（中统元年），改设和林行省；1272年（至元九年）设立和林转运司，处理当地行政事务；1282年（至元十九年）将和林转运司改为和林宣慰司，直接受中书省管辖；1303年（大德七年）设置和林兵马司，1307年（大德十一年）置岭北行省与和林路；1312年（皇庆元年），将“和林等处行中书省”改为“岭北等处行中书省”，改“和林路总管府”为“和宁路总管府”。元朝通过在蒙古高原地区确立“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和宁路总管府”“和林兵马司”三层结构的地方行政制度，首次实现了中原和蒙古高原的地方行政一体化。

1368年，元大都被明军攻克后，元惠宗妥欢帖睦尔退回草原，于1370年病死内蒙古道教。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后退回漠北，继续以哈剌和林城为根据地。1387年，明军攻克哈剌和林城后将其付之一炬。清初，喀尔喀阿巴岱汗于1586年在哈剌和林古城遗址上建造了额尔德尼召，从此藏传佛教在漠北蒙古地区广泛传播。考古发掘证实，修建额尔德尼召时使用了大量的哈剌和林建筑材料。准确地讲，额尔德尼召是在哈剌和林遗址上建立的，不能把哈剌和林城和额尔德尼召混为一谈。

哈剌和林城是多民族共同居住并交往交流交融、多元文化共存的古代草原城市内蒙古道教。早在1220年之前成吉思汗就曾将斡耳朵（ordu）建在哈剌和林之地，并且以此地作为蒙古汗国的中心，进行东征西讨、发号施令。在窝阔台于1235年扩建哈剌和林城、修建万安宫和城墙等建筑之前，哈剌和林作为一座城（balɣasun）很可能已经存在。哈剌和林城不仅是漠北地区的政治中心和手工业、商业中心，也是当时的国际大都市。

【注】文章原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内蒙古道教。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责编：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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