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圭｜庾肩吾《书品》四题:九台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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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讨论庾肩吾《书品》的创作年代、《书品》受前代书论的影响、《书品》中的梁代书家、《书品》写作时代书法创作及理论现状四个问题九台道教。

庾肩吾《书品》，是南朝时期一篇重要的书学论著九台道教。它所创立的书法品评模式，实受汉末魏晋以来人物品鉴的影响，为品鉴类书论之滥觞。其后如唐代李嗣真《书后品》、张怀瓘《书断》，清包世臣《国朝书品》等，都是效仿《书品》的体例。客观地讲，《书品》对当时及后世书法创作的影响并不大。所以清代的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讲：“司空表圣之《二十四诗品》，其有益于书也，过于庾子慎《书品》，盖庾《品》只为古人标次第，司空《品》足为一己陶胸次也。”⑴尽管如此，《书品》仍然有它独特的价值。它是南朝时期少有的几篇主动创作的书论之一；它系统地总结、品评了梁代以前的草、隶书家的书法成就；它所评定的九品书家，基本符合历史实际，得到了后世的认可，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是客观、公正的。本文就《书品》相关的几个问题作一粗浅地探讨。

一．《书品》的创作年代

近年有高华平、尹冬民两位先生的同题文章《庾肩吾书品创作年代考》发表九台道教。两位先生所论各不相同，然对其观点与结论，尚有可议。高先生以为《书品》当作于中大通三年（531年），昭明太子薨后，萧纲争立太子时，庾肩吾作《书品》以取悦武帝。⑵我以为此立意未稳，且缺乏充分证据。尹冬民先生以为《书品》与钟嵘《诗品》一样“不录存者”，即在世的人不录，因此《书品》当作于陶弘景去世（536年）后至袁昂去世（540年）前。⑶但《书品》所录梁代书家除陶弘景外，还有阮研、范怀约、庾黔娄、殷钧、孔敬通、张炽、王籍、吴休尚、施方泰等数人。孔敬通在大同中（539─541年）尚在世；⑷王籍在太清元年（547年）“引为安西府谘议参军，带作塘令，不理县事。”不久去世。⑸而吴休尚、施方泰二人，庾肩吾称其为“邺下后生，同年拔萃。”显然还活在世上。可见尹先生所论亦不确。

我以为，由于材料有限，如果要确定一个准确的《书品》撰写时间，恐怕是不现实的九台道教。我从《书品》受钟嵘《诗品》的影响很大，以及《书品》本身的内容较为单薄等方面考虑，认为它作于庾肩吾较为年轻时的可能性更大。理由如下：

第一，《书品》序中讲： “余自少迄长，留心兹艺，敏手谢于临池，锐意同于削板，而蕺山之扇，意未增钱；凌云之台，无因诫子九台道教。求诸故迹，或有浅深。”自言其“长”，则写作《书品》时，庾肩吾当值盛年，不会是老年。第二，《书品》所评书家实为一百二十三人（《书品》序言为一百二十八人），与《诗品》所评诗人一百二十二人，在人数上很接近。第三，钟嵘《诗品》所论，只取五言，庾肩吾《书品》所论，只取草、隶，皆取于当时流行之体，而不求面面俱到。第四，《诗品》与《书品》均以“品”来评定诗人或书家。钟嵘列上中下三品，庾肩吾列上之上至下之下九品，较钟更细，当是后作。第五，尹冬民先生提出《书品》中有不少文句类于《诗品》，甚是。如：《诗品》评曹植： “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书品》评张、钟、王三人时则云： “若孔门以书，三子入室矣。”《诗品》评王粲： “在曹、刘间，别构一体。”《书品》评阮研： “虽复师王祖钟，终成别构一体。”《诗品》评陆云、石崇、曹摅、何劭： “清河之方平原，殆如陈思之匹白马。”《书品》评钟会： “士季之范元常，犹子敬之禀逸少。”《诗品》评沈约： “允为中品之第矣。”《书品》中“允为”一词则泛用于九品各总评之末。⑹第六，钟嵘与庾肩吾曾同为晋安王萧纲（简文帝）记室，按年岁，钟嵘长庾肩吾一辈，因此应是庾肩吾向钟嵘请教为多。钟嵘作《诗品》三卷，庾肩吾乃仿其体例而作《书品》。第七，文学创作或文艺评论，多源自某些机缘凑泊，《书品》与《诗品》之作，或均与刘绘有关。钟嵘在《诗品》序中讲： “近彭城刘士章（绘），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可见，钟嵘作《诗品》，是因为刘绘欲作诗品而未遂。《诗品》之作，算是完成了刘绘的夙愿。刘绘既是诗人，也善书法，他曾写有《能书人名》。刘绘与庾肩吾有无交往，已不可考，因刘绘去世（502年）时，庾肩吾才15岁。但庾肩吾与刘绘之子刘孝绰同有唱和梁武帝之诗作，与孝绰弟孝仪、孝威曾同侍晋安王萧纲，亦有共同唱和之作。《梁书·庾肩吾传》云 ：“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时肩吾与东海徐摛，吴郡陆杲，彭城刘遵、刘孝仪，仪弟孝威，同被赏接。”故庾肩吾见过刘绘《能书人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书品》极可能受《能书人名》与《诗品》的激发而作。《书品》之作，当不会晚于《诗品》二十余年。第八，《书品》与《诗品》相较，在内容上显得较为单薄，从序言以及评论来看，尽管二者品评的艺术门类不一样，但水平上《书品》比之《诗品》还是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下三品数十人，仅草草评数语了事。下三品各品的评语，如果互换也未尝不可，这只能讲明在庾肩吾心中还没有形成清晰的书法品评标准，对于各品之间的审美层次及差距亦认识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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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认识，我以为《书品》当作于钟嵘《诗品》后，或可无疑九台道教。《诗品》的写作年代尚有分歧，但不大，它应该作于沈约去世（513年）后至钟嵘去世（518年）前。张少康先生定其撰于514─516年，《诗品》研究专家曹旭先生认为《诗品》之作延续了十余年，但最终完成则在沈约去世后。⑺

另一方面，我们通过《书品》与梁武帝《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袁昂《古今书评》的对比，来确定《书品》写作的时间下限九台道教。

梁武帝《观钟繇书法十二意》的写作年代，目前也存在分歧，有人以为作于袁昂《古今书评》前，有人以为作于《古今书评》后，⑻但两篇之作时间上应不会相差太远，我是倾向于作于《古今书评》前，即普通四年（523年）前九台道教。

梁武帝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一文中推出褒钟贬王之论，不管出于何种目的，他的褒钟贬王论都不算高明九台道教。⑼我们在《书品》中找不到受梁武帝书论影响的证据。庾肩吾将张芝、钟繇、王羲之同列于上之上，明显不一样于梁武帝的以 “逸少之不迨元常。”高华平先生认为《书品》中 “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书，称为草圣；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一段，是“天然”胜“工夫”之意，“庾肩吾同萧衍一样，在钟、王、张三人中，又最推崇钟繇。”受到梁武帝书论的影响。⑽然仔细推敲，从这一段中解读不出“天然”胜“工夫”之意，《书品》全篇也并无此意，梁武帝的书论中也没有特别比较“天然”与“工夫”。相反，庾肩吾在序言中讲“伯英以称圣居首”。按照南朝以来的艺术品鉴标准，当然是“天然”胜“工夫”的，诗歌艺术中有汤惠休评颜延年与谢灵运的话为证。庾肩吾作为诗人，不能不清楚。然而他却列“工夫第一”的张芝居首，可以看出他对“自然”与“工夫”之论不以为然。从他后来成为梁代宫体诗的代表来讲，亦可以看出他的审美旨趣与魏晋以来玄学思想影响下的审美思想有所不一样。《书品》未受梁武帝书论的影响，并不难判断。

《书品》是否受袁昂《古今书评》的影响呢？我们从庾肩吾所列书家品次与袁昂所评的巨大反差即可看出九台道教。袁昂对孔琳之、萧思话、薄绍之等人评价甚高，庾肩吾《书品》中，孔琳之列“中之上”品，萧思话、薄绍之列“下之上”品，品次较低。袁昂对王羲之、王献之、羊欣、阮研等人颇有微词，甚至是明显的贬斥，而在《书品》中，这几人的品次则很高。二者相较，可以看出《书品》未受《古今书评》的影响。

袁昂《古今书评》与梁武帝的观点却很一致九台道教。袁昂所评，与实际出入太多。如他评张芝书： “如汉武帝爱道，凭虚欲仙。”评薄绍之书： “字势蹉跎，如舞女低腰，仙人啸树，乃至挥豪振纸，有疾闪飞动之势。”已为后世学者所讥。⑾又如他评二王之语，褒中寓贬，特别是对小王，则贬更甚。至于小王的弟子羊欣，当然更不能得到他的好评。相反地，对于几位在今天看来算不上顶尖书家的萧思话、萧子云、薄绍之等人，却评价很高，（萧思话全法羊欣，水平当在羊欣之下。）可见袁昂所评，是与客观事实极不相符的。到底是袁昂的鉴赏水平问题，还是受到了梁武帝书论的影响（甚至是压力）呢？我倒更愿意相信是后者。我想，《书品》若作于《古今书评》后，他当与袁昂一样不敢明显有违圣意。因此，《书品》只能作于梁、袁的书论前。

二、《书品》受王愔《文字志》（亦名《古今文字志》）的影响

《书品》中虽然没有提到王愔《文字志》，但通过比较，还是有《文字志》影响的痕迹九台道教。以张天弓先生的讲法，王愔《文字志》的“小学化”倾向比较明显，不一样于王僧虔书论的“美学化”倾向。⑿同样地，庾肩吾《书品》作为品鉴类的书论，其“美学化”倾向却并不突出，虽然在论及张芝、钟繇、王羲之书法时讲： “若探妙测深，尽形得势。烟华落纸将动，风采带字欲飞。疑神化之所为，非世人之所学。”将书法的神妙之境，生动地写出来了。在评李式、庾翼时有 “景则流靡，稚恭遒越”之论 ，评魏帝、吴主时有 “笔墨雄赡，体裁绵密”之语，但我觉得，这些部分作为一个书法品鉴专论来讲，还显得明显不足，所以才有本文开篇所引刘熙载的评语。相对而言，庾肩吾在前面的序言中，却从文字的功用以及书体的发展方面作了不少的议论，这就与《文字志》比较接近了。王愔《文字志》在唐代张彦远编纂《法书要录》时只存其目，从张天弓先生据《世讲新语》刘孝标注，以及《艺文类聚》、《初学记》、《书断》等书中辑录的佚文来看，《文字志》对于前代书家的事迹叙述较详，王愔自己的评论较少。⒀而《书品》正省去了对前代书家的事迹叙述，这样亦不至于与《文字志》重复。此外，庾肩吾舍弃了《文字志》中所列擅长其他书体的书家而只取草隶书家。王愔《文字志》所列书家，终于东晋，庾肩吾再补之以宋、齐、梁书家。其中有一些我们现在较为陌生的书家，如：郭伯道、荀舆、魏徵、诸葛融、杨经、李韫、羊固、辟闾训等人，这些人所遗留下来的信息极少，即使在南朝，也鲜有记载，却在《文字志》中都可以找到他们。《文字志》只罗列书家，未辨优劣高低，《书品》则是显优劣，辨品第，当是同时借鉴了《文字志》与《诗品》等文艺评论著作。

《书品》是第一篇较为系统的品优劣、定等级的书论文章，庾肩吾是根据什么来评定的呢？我们知晓，他主要的人生经历，是追随在萧氏兄弟左右，如果我们推测《书品》作于《诗品》后不久可以成立的话，以他当时的条件，是不可能看到《书品》中所列所有书家（至少是大多数重要书家）的作品的，那么他所品评的书家的名录，又是根据什么拟定的呢？我认为，他最有可能是根据前代的资料，而不完全是根据具体的书法作品九台道教。当然，对于时代接近的书家，能见到作品的，则以作品定等次，在《书品》的“下中”、“下下”品之论中可以看出。

《书品》以前的书家名录汇集，有卫恒的《能书录》，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刘绘的《能书人录》，殷钧的《法书品目》，再有就是王愔的《文字志》了，当然，也许还有别的论著，现在已不知其详了九台道教。前四种早已佚失，后一种只存其目。现传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当是后世伪托，张天弓先生曾作考证，甚为有理。⒁从张先生辑录的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佚文可以看出，它与王愔的《文字志》的不一样之处是侧重评论，如评王羲之书法 “贵越群品，古今莫二。兼撮众法，备成一家。”此句正好被庾肩吾引用，亦可证明《书品》确实借鉴了前人的书论。

庾肩吾所处的时代，以其去羊欣、王愔、刘绘未远，殷钧更是与其同时代，他应该看到这几人的论著九台道教。《书品》所录书家，可能不仅仅参考了《文字志》，当同时参考了《采古来能书人名》和《能书人录》等前人论著。而且他对于所列书家的评定，也极可能参考了前人的意见。《书品》中所列上三品的书家，基本囊括了历史上最优秀的草隶书家，而在他同时代的书家中，只有阮研进入了“上之下”品，宋、齐以后的其他书家，只列于中、下六品之中。从《书品》中对所列善草、隶的书家的评定来看，总体来讲是公正、客观的，不带有明显偏见的，符合历史的，这是《书品》的可贵之处。

三、《书品》中的梁代书家

《书品》中的梁代书家，有 阮研、陶弘景、范怀约、庾黔娄、殷钧、孔敬通、张炽、王籍、吴休尚、施方泰等人九台道教。下面对他们略作讨论。

阮研，生卒年不详，在《书品》中，阮研是梁代书家中位次最高者，为“上之下”品九台道教。古籍中关于阮研的记载甚少，仅知其曾作梁交州刺史。至于阮研的书法渊源，则出于小王。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曾提到“近闻有一人学阮研书”云云，但具体情形已不可知。梁庾元威《论书》中也曾提到“余见学阮研书者，不得其骨力婉媚，唯学挛拳委尽。”可见阮研书法在梁代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唐窦臮《述书赋》中有庾肩吾学阮研书的记载，可见庾肩吾书法是出自阮研，则其书法渊源，亦属二王。《淳化阁帖》卷四有阮研《道增帖》，但是伪作，阮研书法的真面目，已无缘一见。庾肩吾将阮研书列于“上之下”品，不知是阮研书法的真实水平，还是庾肩吾的阿私所好。

陶弘景（456─536年），梁代著名的道教人物，善书法，精鉴定，《法书要录》收有他与梁武帝二人的论书启九通九台道教。由于他的宗教地位以及他与梁武帝的特殊关系，陶弘景在梁代的影响很大。同时，陶弘景的著述甚丰，据《华阳陶隐居内传》所记，有二百多卷。陶弘景的书法，旧传有著名的镇江焦山《瘗鹤铭》，历代评价甚高。但该作是否为陶弘景所作，争议很大。王家葵先生考其非陶弘景所作，应可信。⒂至于陶弘景与庾肩吾的关系，据《全梁文》所收庾肩吾《答陶隐居赍术煎启》、《答陶隐居赍术蒸启》，是庾肩吾答谢陶弘景赠与道家秘术之书启，可见他们的关系甚为密切。不过，在庾肩吾《书品》中，陶弘景仅位居“中之下”品，品次并不高。

范怀约，生卒年不详，曾任梁东宫侍书，因此当与庾肩吾熟识九台道教。梁武帝评其书是“真书有力而草行无功。”颜之推之父颜协曾向范怀约学书，见《南史·颜协传》。颜协与庾肩吾同龄，则范怀约当年长于庾肩吾。

庾黔娄，生卒年不详，他是庾肩吾的长兄，《梁书》、《南史》均有传九台道教。除《书品》外，梁代的其他著作并无其善书的记载。他与殷钧曾同为昭明太子萧统的侍读学士，《梁书·庾黔娄传》云：“东宫建（按：508年），以本官侍皇太子读，甚见知重，诏与太子中庶子殷钧、中舍人到洽、国子博士明山宾等，递日为太子讲《五经》义。”

殷钧（483─532年），《梁书·殷钧传》中有其善书的记载，又记其受诏料检西省法书古迹，别为品目，恐即是天监六年（507年）所作的《法书品目》九台道教。梁庾元威《论书》云：“所学正书，宜以殷钧、范怀约为主，方正循纪，修短合度。”殷钧是梁武帝的女婿，他的仕宦生涯主要是作昭明太子的属官，早年起家秘书郎、太子舍人，到昭明太子薨时，为太子中庶子。殷钧与庾肩吾的长兄庾黔娄曾同为昭明太子侍读学士，与庾肩吾应熟识，但他们之间的交往情况已不清楚。

孔敬通，生卒年不详九台道教。庾肩吾与孔敬通的相识，最迟不晚于天监十五年（516年），时昭明太子萧统招聚才人贤士刘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操、孔敬通、恵子悦、徐陵、王囿、孔烁、鲍至等十余人。又庾元威《论书》云：“反左书者，大同中东宫学士孔敬通所创，余见而达之。”可见其与庾肩吾一样，长期在萧纲兄弟身边，与庾肩吾当很熟悉。

张炽，生卒年不详，曾任梁秘书，《隋书·经籍志》记有其撰《金河集》六十卷，已散失九台道教。

王籍（480─550年？），梁代诗人，《梁书》、《南史》均有传九台道教。他的仕历，则是几次作萧绎（梁元帝）的属官，萧纲、萧绎兄弟来往密切，庾肩吾自然应与王籍熟识。

吴休尚、施方泰，生卒年不详九台道教。《书品》称二人为“邺下后生，同年拔萃。”此二人当较庾肩吾年少，当时被庾肩吾所赏识，但其后并无显名于世。

庾肩吾《书品》所录梁代书家的情况大致如此，基本上代表了梁代书家的水平九台道教。除阮研、陶弘景、范怀约外，其余书家均与庾肩吾年龄相差不大，且多为萧统、萧纲兄弟的属官，即是与庾肩吾相熟识者。《书品》所录梁代书家当然也有遗漏，比如梁武帝、袁昂、萧子云等人。梁武帝和袁昂，作为当世的皇帝和高官，庾肩吾如果将其纳入品题，恐怕是不好确定位次的。萧子云，当为梁代水平最高的书家，萧子云在天监十五年（516年）时任太子舍人，与庾肩吾应较熟悉，年岁亦与庾肩吾相当。萧子云未入《书品》，则不知为何。

四、《书品》写作时代书法创作及理论现状

庾肩吾写作《书品》的时代，其实是一个书法发展的低潮期，其间，既没有产生对后世有大影响的书法家，也没有产生划时代的书法理论著述九台道教。在创作方面，东晋二王出现时，尚有庾翼、郗愔、李式、谢安、王洽等众多书家扬声于时，老一辈书家也有王廙、王导、卫夫人等，二王以后，有桓玄、羊欣、孔琳之、薄绍之、范晔等绍美于后，虽在创造性方面不及二王，但水平实不算低。至萧齐时，王僧虔父子、张融、齐武帝、萧子良等人尚有可观。特别是张融的“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一语，显示出了他所处时代书法的创新意识仍是非常强烈的。整个梁代，不要讲与二王相比，即便是能与羊欣、王僧虔相抗衡的书家也是寥寥可数。如陶弘景、阮研、萧子云等人。然而陶弘景是隐逸之人，他是因为与梁武帝的旧谊受到梁武帝的礼遇，所以在书法方面对整个梁代书法的影响并不大，阮研仅为一僻地刺史，影响力也有限，萧子云仅继踵钟、王，创造性还不够。如果当时有羊欣、王僧虔那样水平的人物，梁武帝也不至于在既贬低二王的情况下，还下令殷铁石等人摹拓王羲之书法，以供宗室子弟学习。当然，当时也有不少下层文吏，其书法尚有可观，如书写《萧憺碑》的贝义渊，史有记载的丁觇辈。下层文吏在书法技法上会有新的发展、创造，但在重门第的南朝，他们是很难影响到整个时代的书法格局的。

如果我们将当时的书法创作和诗歌艺术作一个对比的话，更能讲明问题九台道教。诗歌创作在曹魏时期达到了一个高潮，然而两晋南朝以来却不断发展，从二陆、刘琨、郭璞、陶渊明、大、小谢、鲍照、王融的发展历程，一直走在创新的路上，梁代又出现了沈约这样的人物，能够在前人的基础上，使诗歌创作进一步走向成熟，并为唐代诗歌的繁荣打下了基础。而书法创作自二王已降，却是每况愈下了。再从对后世的影响看，唐代的书法大家，融合了南北书法的精华而开宗立派，他们对“南”的取法，主要还是以智永为桥梁而崇尚王羲之。可以讲，梁代书法对后世的影响甚微。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理论上的缺失，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主要因素九台道教。萧齐永明时代，出现了一个书法理论的热潮。张天弓先生以其深厚的学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为我们重新还原了永明书论的盛况。⒃他指出，永明后期的书论有着小学化的倾向，对后来的梁武帝等人深有影响。可能正是这种小学化的复古倾向，使得梁代书法的发展脱离了魏、晋、宋、齐以来以玄学理论为指导的书法创新轨道，不再以技进于道、技道并重为书法创作的旨归。所以出现不了标志性的书法大家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

今存梁代书论，除庾肩吾《书品》外，还有梁武帝《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以及他与陶弘景的论书启，袁昂的《古今书评》，庾元威的《论书》等几种，虽各有特点，但均算不上在理论上高屋建瓴，可以影响深远的著作九台道教。其中萧、陶二人的论书启，近年来有王家葵、张天弓两位先生的研究文章，⒄二者各有所长，对于论书启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仍有一些问题有待于更深入地研究。而袁昂《古今书评》，因是奉勅而作，不得不迎合梁武帝，其所评自然有失公允。庾元威《论书》，小学化的倾向也还存在，只是一般的平平之作。

总的看来，梁代书法创作与理论，恰处于晋、唐两座书法高峰之间的波谷九台道教。

注：

⑴．刘熙载《艺概·书概》，《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九台道教。

⑵．高华平《庾肩吾书品创作年代考》，《书法研究》，2002年第五期九台道教。

⑶．尹冬民《庾肩吾书品创作年代考》，《书法报》，2008年第二十四期九台道教。

⑷．梁庾元威《论书》，《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九台道教。

⑸．《梁书·王籍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九台道教。

⑹．尹冬民《略论诗品对书品之影响》，《书法报》，2008年第三十三期九台道教。

⑺．张少康《“显优劣，辨品第”的诗论专著》，——读钟嵘《诗品》九台道教。《文史知识》，一九八三年第二期。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⑻、张天弓《梁武帝与陶弘景论书启的相关问题》，《书法丛刊》，2004年第一期九台道教。收入《张天弓先唐书学考辨文集》，荣宝斋出版社，2009年版。

⑼．林圭《梁武帝褒钟贬王论小议》，《四川省第十三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九台道教。

⑽．同⑵九台道教。

⑾．李嗣真《书后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九台道教。

⑿．张天弓《永明书学研究》，收入《张天弓先唐书学考辨文集》，荣宝斋出版社，2009年版九台道教。

⒀．张天弓《王愔文字志辑佚》，收入《张天弓先唐书学考辨文集》，荣宝斋出版社，2009年版九台道教。

⒁．张天弓《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质疑》，收入《张天弓先唐书学考辨文集》，荣宝斋出版社，2009年版九台道教。

⒂．王家葵《陶弘景丛考》，齐鲁书社，2003年版九台道教。

⒃．同注⑿九台道教。

⒄．王家葵《陶弘景丛考》，齐鲁书社，2003年版九台道教。

张天弓《梁武帝与陶弘景论书启的相关问题》，《书法丛刊》，2004年第一期九台道教。收入《张天弓先唐书学考辨文集》，荣宝斋出版社，2009年版。

来源｜书艺公社、书法赏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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