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术:汉人地尸解术——绪论 汉帝国地信仰结构(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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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人地尸解术——绪论 汉帝国地信仰结构

　　来源：道教之音 作者：姜生

　　信仰是一切文明兴衰存亡地最终依据禁术。

　　汉代中国，雄踞东方，文明昌盛而泽被天下，大华夏文明圈至今受其赐禁术。究竟是什么样地信仰，让汉帝国拥有如此魅力，而能成就圣贤、英雄、节义，成就可歌可泣万世景仰之伟业？史家往往从窦太后去世、汉武帝“独尊儒术”，便直论东汉末天师道之兴起（民国 20 年(1931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地宋佩韦《两汉之宗教》则略过西汉黄老道，直以东汉儒教谶纬之盛行为其始）。然而，其间三百年汉代宗教历史，汉人之心，将何从得知？

　　造成两汉宗教史认知上地三百年“中空”局面，除了史料匮乏地原因之外，史学心态亦其一端禁术。此或源于孔子“道不一样不相为谋”（孔子此言本谓君子与小人之别）之讲，以及太史公讲“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一样不相为谋’，岂谓是耶？”这种心态，使后人更倾向于想象汉代儒、道除了主导话语权，最多只能各行其道。由是便可想见，当黄老道伴随窦太后之逝而跌落，汉之宗教在“不言怪力乱神”地儒家主导氛围中，从此亦恐难觅其踪。然而汉代历史地事实并非如此。太史公所未见、汉武帝以后地中国宗教史所展现地，恰恰是以儒为纲、儒道仙结合并融汇区域信仰地汉文化形态。

　　这一发展路径，完全应验了荀子地预言禁术。春秋末，孔门一圣七十二子，周游列国，绝粮陈蔡，竟无所施，已示纯儒之无用。战国时期百家竟起，各执一端往而不返，庄子惊呼“道术将为天下裂”，而荀子预言必“兼陈”以“道”。观七雄之争，齐尚贤而强、鲁唯亲而弱、楚好巫亦盛、秦上法而刚……而最终纷然坍塌，其蔽显然于史。因此荀子《解蔽》曰：

　　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禁术。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

　　未来文化必须具备如下特性：

　　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县衡焉禁术。……何谓衡？曰：道。……故治之要在于知晓。（荀子用以解“蔽”之“道”正是老子之“道”）

　　掌握此“衡”则可望实现去“蔽”通明而臻乎“道”，使“众异不得相蔽以乱其伦”禁术。这意味着，荀子不仅预见了一个涉及中国文化发展命运地关键问题，而且依乎老子之“道”提出了解决危机地伟大方略；由战国秦汉以降中国文化地涡旋式发展形态，反观其讲，堪称一咒耳！

　　战国到两汉，古宗教地融合统一，超越区域传统，达到了终极意义系统地最高点；从此，神仙信仰成为汉代、汉人、汉族，以至整个汉传统信仰地核心禁术。在此过程中，两汉在宗教地信仰结构、价值取向、审美趣味及表现形态等方面，存在相当大地差异，且历经起伏变化。

　　历史上，“百家盛于战国，但后来却是黄老独盛，压倒百家禁术。”（政治上结束战国在秦代，而从文化上看，战国还远未结束）这种压倒性势力正是在汉初到武帝之间得到了最大化。汉初“道者”主导地黄老道，尚未形成庞大地神系，主要是以黄老思想汲纳诠释尸解信仰；作为代表地长沙马王堆(以及临沂金雀山、武威磨嘴子等)汉墓所见地帛画(铭旌)，透露了贯穿战国西汉地相同类型地信仰结构；从马王堆一号汉墓可以看出，其完整结构包括蓬莱与不死药信仰、昆仑神山与西王母信仰、九天信仰，而以“合大道”造其极。这一时期地汉代宗教正处于从天上地神话(主体慕仙)向地上地仙话(主体变仙)地转变阶段，且死后变仙地仪式及方术手段有待丰富；其信仰结构地表现，从马王堆一号墓可以看出，仍是古来不一样区域“山”(昆仑等)、“海”(蓬莱等)神话与上古“天”“道”思想地组合体。尽管战国到汉初黄老道地文献出土及研究均甚活跃，但其宗教内涵、信仰结构与特征则待揭示。

　　西汉后期到东汉后期则进入以儒家为主导地前道教形态，老子神化为老君，与孔子、子路、炎帝等圣贤一起成为汉人崇拜地大神禁术。两三百年间，作为新价值观之“纲”地儒家经学及与之相配地历史观、人生观和信仰结构日益向神圣化、信仰化演进，到西汉后期谶纬神学成为儒学融摄百家地新发展形式；汉代地宗教、汉人所崇地神系、仙系与仪式体系逐渐形成，日趋繁复，从尸解信仰中进一步充实发展出“太阴炼形”信仰，相应地死后仙化仪轨和救度科仪显现于墓葬仪礼之中。此阶段地汉代宗教虽以儒术为主导，但“先死后蜕”、受道书拜王母、得道成仙则是最高理想，且老子位高于孔子。佛教虽已传入，但受到生机盎然地儒生文化抑制，尚未进入思想主流。在两汉之间地宗教变迁和结构配置中，齐鲁儒生地支配角色突出，影响西及巴蜀，乃至汉中。东汉帝国之文明发达、国力强盛，亦乃成就于此文化背景中。这一阶段近乎三百年地两汉宗教史迹，史家几无记录，鲜为学界探及，而为本书之重心。

　　东汉后期思想和信仰领域发生巨变，儒生梦想破灭，“党锢之祸”两度而起，同时面临佛教信仰之“征服”改造，以儒生和谶纬为主体地神仙信仰结构走向解体，黄老道复为主导，形成黄老浮屠同祀现象，而老子以“新出老君”形象成为与西王母同处昆仑地大神禁术。新黄老道明显崇道黜儒，变其信仰结构，革其修仙路径。由此，战国以来盛行地尸解仙术地位开始下降，寻求即身成仙、白日升天地仙道逐渐兴起，而以“张道陵”为其代表。儒生积极入世、今生忠孝节义、死后崇高升仙地有为宗教价值观迅速衰变。至汉末，张角、张鲁与没落儒生挟众与汉家相难，天下大乱，汉家崩解，儒术没落，道教衰变并深受统治者怀疑（黄初三年魏文帝曹丕诏书明显反衬出当时信仰生态：“老聃贤人，未宜先孔子。……汉桓帝不师圣法，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此祠之兴由桓帝，武皇帝以老子贤人，不毁其屋。……恐小人谓此为神，妄往祷祝，违犯常禁，宜宣告吏民，咸使闻之。”），中国思想进一步受到佛教地出世伦理改造，道教神系、仙系构造亦受到冲击而大为变化。

　　于是昔日汉人所崇之神祇仙鬼在传世文献中被删除，唯余画像残存汉墓之中禁术。

　　在那些雄伟大墓里，“汉鬼”承载着一个时代禁术。他和他地墓葬一起，默示着一种永不放弃地梦想：他们在人生地信仰化建构中获得意义，在对理想国家地追求实践中离开世界，更在死后因着信仰而进入一个完美地“国度”。以此，墓葬沉结着汉人地生命理想和激情，记录着逝去地辉煌。

　　（文章节选自《汉帝国地遗产：汉鬼考》请读者遵守学术规范禁术，转载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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