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说《道德经》·第五十八章: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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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说《道德经》·第五十八章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

　　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

　　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解文：以貌似糊里糊涂的宽厚方式治理国家，人民就会保持淳朴忠厚；以明察秋毫的严管方式来治理，人民反而会变得狡黠。这说明坏事能变成好事，好事也能变成坏事，谁知道一件事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公认为标准的合适做法，会变得不适用，好的东西会变成不好。人们对事情究竟是好是坏看不明白，或者迷恋已经认可的做法，排斥变通，这都是根深蒂固的常人心态。所以圣人的做法是：坚守原则，但不会生硬、死板地坚守；行事抓住要害，但不会因而伤人；说话直率，但不会直率到冒犯人；圣人形象高大，但不会令人望而生畏。）

　　（张说）本章主要论述事物的辩证性质。这是道家最经典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闷闷，是昏昧、糊涂的意思，转义为宽厚，松懈，其实就是指“无为而治”。“无为而治”好像是糊涂治理，不作为，但结果却很好，百姓能“自化”，能维持淳朴的天真。察察，是严厉、苛察的意思，指有为而治，即管得很严很细，很“勤政”。勤政是好事，但结果却不好，淳朴的百姓变狡猾了。为什么呢？中国现代流行一句俗语，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跟老子的意思差不多：统治者把人的行为规定得死死的，人们就会想出各种办法来对付，这不就是狡猾（缺缺）吗？统治者都希望百姓听话，笨拙的统治者往往以苛察方式要百姓听话，结果形成治理与被治理之间的博弈，百姓表面听话，实际变着法不听话，钻空子。这样一来人不就变狡猾了吗？老子认为，要百姓听话，最好的方法是没有话让百姓听，百姓就不会纠缠于“听与不听”的博弈思维中，只会听从内心的需求，而人的内心不会无端生出“邪恶”，所以会始终保持“淳淳”。“邪恶”，是为了对付异己力量而生发出来的博弈力，严苛的管理就是人们的异己力量。这是治理问题上的辩证法。

　　本章的重点是阐述事物的辩证性质，接着就说了举世闻名的经典话语：“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祸福相依”是极其重要的行为哲学观，比黑格尔的纯理性辩证法不知高出多少倍。黑格尔的辩证法像西方所有哲学（除了马克思主义）一样，始终停留在认知层面，对社会实践没有直接影响。而老子的辩证法却成了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中国人百折不挠、屡败屡战的精神支柱，也是中国民族与文化没有中断的认知原因。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哲学，是因为他很狭隘，把哲学仅仅理解为纯概念推论，这就是西方哲学与社会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根本原因。而“祸福相依”等中国哲学概念不是概念思辨的结果，是农耕文明经验认知的产物，与中国社会的实践直接融合，使中国人养成从多元、多变的角度看事物的思维模式，所以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至暗时刻耐心等待光明，在顺利时能居安思危，防患未然。比如，当今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为什么灾难先发地的中国，居然成了全球抗疫的大后方呢？这就是中华民族深知“祸福相依”辩证关系的鲜活例证！当武汉爆发疫情之初，中国政府以西方政府无法理解的坚决性、严密性、快速性，实施了被非议为“剥夺人权”的封城措施，这才转危为安，把坏事变成好事。坏事出现，只要正确对待，就会变好事。这是中国人都明白的道理，是老子的功劳。西方缺乏“祸福相依”理念，它们只有零和博弈观念，所以不仅对中国疫情幸灾乐祸，而且毫无防患未然之心，再加上经济效益重于生命的资本主义价值观，遇到疫情便一败涂地，没有其他的原因，就是文化的必然。这就是典型的文化差异。俗话说“是驴是马拉出来遛遛”，“自由民主”对所谓“专制独裁”围剿了几十年，一场疫情就毫不费力地揭露真相，围剿者原来只是“纸老虎”！

　　中国历代重要人物无一不具有“祸福相依”的行为观。勾践卧薪尝胆，曹操赤壁败后仰天大笑，曾国藩与太平军交战的“屡败屡战”，红军的长征，等等，他们的认知基础就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事情究竟是祸是福，全在如何对待。“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事物本来就暗藏着好与坏的因素，所以要有“祸福相依”的心态，逆境时淡然等待，顺利时居安思危，是最正确的应对心态，这样的心态加上“顺势而为”的行为方式，终能笑在最后。可见，老子哲学不是黑格尔、康德式的纯思辨推论。西方人说，中国古代经典只有论点，没有论语，不是标准的理论。这正是东西方理论的区别所在。从希腊传承下来的西方理论，是形式逻辑的产物，结论是思辨推论的产物，与经验有差距，是需要证明的。而中国古典理论是生活感悟的抽象，不需要证明，因为直接诉诸人的经验。

　　“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这是进一步讲述“祸福相依”的道理。前面说过，“正”与“奇”是两种不同的应对方式。“正复为奇”可作两种解读：1，“正”变为不正；2，适合用“正”的地方，有时候适合用“奇”。两种解读都揭示了“正、奇”的辩证关系。根据第一种解读，是指“正”之为“正”是有条件的，是相对的，不是固定的。比如，“无为”是治国的“正”道，曹参当宰相时“无为”，完全承袭萧何的做法，是为“正”；张居正当首辅后，一反曹参的做法，不承袭前任做法，力行改革，岂不是“正复为奇”？从第二种解读看，到了张居正的环境中，“奇”即为“正”。如果张居正也“萧规曹随”地“无为”起来，明朝就继续积弱积贫了。“无为”在曹参时代是好事，但到了张居正时代，“无为”是坏事，这就是“善复为妖”的意思。

　　关于“人之迷，其日固久”的解读历来比较模糊，注家都没有指出迷什么。我认为也可作两种解读，其一，是说常人搞不懂好事怎么就变坏事了呢？很迷惑。其二，人们认为好的就始终是好的，坏的固定是坏的，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两种解释都行，但以第二种为好。因为祸福相依是辩证思维，它的反面就是机械思维。《道德经》关于辩证法的语录有很多，如“物壮则老”、“曲则全”、“大辩如呐”、“信言不美”等，最经典的就是本章的“祸兮福所倚”，其哲学基础就是循环论。循环论是中原这个地理环境的特产，这个问题有机会再详说。

　　“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最后指出圣人的行为是如何体现辩证性的。“方”，是方正，即原则性。“割”，用刀生硬地割除、割断，就是不肯通融、伤压胜情的意思。情、法兼顾，是中国文化的又一特色。做事必须有一定之规，否则难以成事。但规矩与人情有时候会有矛盾，两者兼顾，就是“方而不割”。守规矩又能顾人情，是很难的，可见中国文化是智者文化。“廉而不刿”与“方而不割”是一个意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的基本意思也一样，都是指情法兼顾：为人直率，但不放肆；形象很光彩，但不刺眼。古人喜欢用排比句说明一个意思，目的是强调中心意思。“圣人”是指得道者。做事守规矩但不讲人情的不乏其人，古代的酷吏就是。牺牲规矩徇私情的人也很多，而既守规矩，又顾人情，只有得道者才能做到。这是辩证法在行为中的体现。众所周知，解放初，革命功臣、高级干部刘青山、张子善犯了贪污罪，该判死刑。但他们有功，许多人为之说情。中央决定死刑，不过同时定了4条特别措施：（1）子弹不打脑袋，打后心；（2）敛尸安葬，棺木由公费购置；（3）二犯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4）二犯之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这就是“方而不割”，情、法兼顾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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