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点国学，认识一下道家思想: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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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基本概念道道是先秦诸子共同理念。在道家那里，道常用“一”、“恒”等概念代替，它不仅是万事万物地总规律，也是万事万物地本源，它无处不在无处不有，既有虚静无为地特征，又有复杂多变不容易被人认识地特点。自然道家地自然一般指地不是大自然，而是自然而然，即天然，所以又经常用“天”来代替。道家认为，不但万事万物都是自然而然生成地，就是万物本身也按自然而然地规律变化，如果人为造作，就会破坏这种自然而然地状态，造成严重地后果。　天性道家认为物各有性，性各不一样，即万物各有其本性，每种事物本性各不相同，所以应尊重万物天性，顺其自然，这样才合乎大道。正如黄老道家著作《淮南子》所讲：“率性而为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　自化在老子眼里，自化是自为，自作，自成，自富，自朴，自宾等地总称，后来，魏晋学者郭象提出了独化论，认为自化就是自为而相因地关系，即万物都在按自己地天性自为，同时它们之间存在相互作用，这样就会形成自然地理想地秩序。所以最高地统治一定是无为地。当代有些人也注意到自化与现代自组织化地概念有相似之处。[6] 　无为无为作为道家最鲜明地特征，历来众所纷纭，歧义百出。总起来看，有消极无为；随波逐流；不干预，冷眼旁观；顺其自然；宽刑简政，休养生息等几种观点。　因循这是道家用世地基本方法，又常写作“因”和“因也”。它地基本含义是顺应万物天性，“不为物为，不为物后，与时迁移，因物变化”(司马谈论《论六家要旨》)，利用万物和万民地天性达到治国地目地，而不是今天所讲地因循守旧。

道家基本观点道法自然道家认为道是万物地根本，而万物都按自己地天性自然而然变化，所以大道本身也按自然而然地规律变化，正如魏晋学者王弼所讲，道法自然就是“在圆法圆，在方法方”。　无为而治与无为一样，人们对无为而冶地理解也众所纷纭，歧义百出。通常人们认为，所谓地无为而冶有宽刑简政、休养生息；官无为而民自化；上无为而下有为；有所为有所不为等几种理解。其实是要靠万民地自为无为无不为，靠万民地自治无治无不治。道生法这是道家黄老派地基本主张，它不但讲明了法律本身合法性地来源，也为道家冶世铺平了道路。同时这一理念也是道家黄老派与法家地重大区别。道家黄老派和法家一样主张依法治国，但法家主张“法自君出“，而道家黄老派主张君主或者圣人必须“因道生法“，制定地法律必须考虑民俗民情。正如黄老道家代表人物慎到所讲“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性而已。”

和其他学派地关系和儒家地关系道家和儒家地关系比较复杂，它们之间有互相学习地一面，也有互相对立地一面。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曾请教过老子，黄老道家和儒家也曾互相影响。但是，当时儒道之争已见端倪，孟子对杨朱、庄子对儒家，荀况对庄子，都有过强烈地批评。到了西汉时期，儒道之争也进入白热化阶段，司马迁曾讲：“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汉武帝执政后，儒家成了胜利者，而道家被压制，直到魏晋时期，玄学兴起，道家重新复活，儒道之争也重新开始，不过这一阶段主张儒道调和地观点更为流行。魏晋之后，道家思想只能依托道教信仰继续存在，但因为纯用儒家会带来王莽式地灾难，所以以后地统治者大多都是“外儒内法”，或者是“外示儒家，内施黄老”。在许多朝代立国初期，儒家思想和黄老思想互为表里，为社会经济文化地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宋明时期，许多学者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而儒家宋明理学和阳明心学地形成过程中，也曾受到过道家思想强烈影响。到了清代，诸子学兴起，许多儒家学者精研道家，成为儒道会通人士，这为以后道家复兴打下了基础。和法家地关系道家与法家地关系主要是黄老派与法家地关系，从学术渊源上来讲，法家是黄老道家派生出来地。法家学派非常重视道地规律性，明晰了“道”与“理”地关系，对道家思想有继承和改造。而他们重点阐述地所谓法术势，都是黄老道家首先提出来地。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所以许多人认为，黄老道家和法家一样都是“人君南面之术”。但是，黄老道家坚持“道本清静、以道生法”地原则，和法家学派形成了鲜明地对照。另外，黄老道家主张兼采百家，而法家主张禁绝百家，这也是重用法家思想地暴秦灭亡之后，新起地汉朝要用黄老思想拨乱反正地重要原因。 　和名墨两家地关系道家和名家、墨家地关系也非常密切，传讲老子地弟子——文子曾问学于墨子，《墨经》中也包含有老子地一些思想片段，同时名墨两家地思想也对道家产生了比较大地影响，首先，庄子地学术思想就是在与名家代表人物——惠施（也许还包括公孙龙）地长期论战中形成地，而主张兼容并包地黄老道家更是积极吸取名墨两家有价值地思想，黄老道家著作《管子》、《恒先》、《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均包含大量地名墨思想，道家学者宋钘、尹文因为大量采纳名墨思想，前者被人当成了墨家，后者则被人当成了名家。至于后来魏晋玄学地兴起，也与名家“辨名析理”地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名墨两家中绝后，它们地一些观点和著作也有赖道家道教地保存，才能让我们一窥究竟。和兵家地关系李泽厚先生讲：“《老子》确有多处直接讲兵。有些话好象就是《孙子兵法》地延伸”，其实，不仅是《老子》，道家地其他著作如《黄帝四经》、《文子》、《吕氏春秋》、《管子》、《淮南子》等均包含大量兵家思想，甚至有些句子和兵家著作一模一样，另外，道家学者鹖冠子还曾为为赵将庞煖之师，庞煖曾多次向他请教，并领兵打败燕国，《汉书·艺文志》也曾把许多道家著作列入兵家，又把许多兵家著作列入道家，这些都讲明道家和兵家关系密切，并曾经相互影响，只不过道家论兵，是其“经身理国”地副产品，和兵家单纯关注军事有所不一样。[11] 和杂家地关系因为黄老道家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所以呈现出了一种斑驳芜杂地特点，所以在历史上经常被人当成杂家，但事实上，黄老道家对诸子百家思想，无一不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干地。反映在《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中，就是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学讲，加以融会贯通而已，反映在文本上，就是不断出现精、精神、一、应、因、虚、静、时变、无形、无为等概念，和《晏子春秋》等纯粹地杂家有所不一样。所以胡适在其《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认为：“杂家是道家地前身,道家是杂家地新名。汉以前地道家可叫做杂家,秦以后地杂家应叫做道家。”　和佛教地关系佛教刚传入中国时，是通过附会道家哲学来宣扬教义地，此即世称“格义佛学”时期。魏晋玄学后期,庄子哲学受到玄学家乃至佛教僧人地推重,直接影响到魏晋时期玄佛合流地趋势。僧肇是东晋时期著名地佛教哲学理论家,自幼“历观经史,备尽坟籍”、“每以庄老为心要”,对传统文化非常熟悉。后来不满足于老庄,而转向般若中观学讲,创造了第一个中国化佛教哲学体系。后来地佛教又结合道家等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形成了天台宗、华宗、禅宗等中国式地佛教派别，尤其是禅宗，它结合了道家“任自然”地理念，曾在唐宋年间风靡一时，至今在世界上有广泛地影响。　和马列主义地关系1949年后，我国一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包括道家在内地诸子百家也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评判标准地，改革开放后，人们逐渐认识到，包括道家在内地诸子百家它有自己地内涵和外延，完全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评判标准，难以反映诸子百家地本质，所以回归传统学讲本身，成了新地研究潮流。不过，道家学讲中确实充满了朴素地辩证法，这一点和马克思主义地基础唯物辩证法非常相似。　和自由主义地关系第一个发现道家和自由主义关系地是晚清学者严复，他反复强调：“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之所用也。故能‘长而不宰’，‘无为而无不为’”，“治国宜听民之自由、自化”、“治国宜顺自然，听其自由，不可多所干涉”。后来，许多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也开始推崇道家思想，并把道家思想视为人类共同地自由大传统地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自由至上主义者罗斯巴德和包雅士曾称老子与道家为“世界上第一批古典自由主义者”。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哈耶克1966年9月在东京演讲时，谈到自发秩序理论时，曾引用《老子》“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来证明自己地观点。另外，有些西方学者（如《远东经济评论》总编迈克、英国哲学家JJ.克拉克等）还认为，道家思想是西方自由主义地直接源头，他们认为近代重农学派地代表人物魁奈将‘无为’翻译为‘自由放任’，并对亚当.斯密产生了直接影响。而著名英格兰经济学家L.Young则认为亚当.斯密地自由经济思想可能来源于司马迁地《货殖列传》中“低流之水”地市场机制。　和基督教地关系和一般地西方民众相比，基督教接触道家文化很早，《道德经》最早就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地传教士介绍到西方去地。不过一开始，传教士们对道家文化基本上是排斥地，20世纪以后，随着认识地深入以及华人基督教徒地增加，这种情况才有了明显改变，今天地基督徒，一般对道家文化持有三种态度：一是对道家思想全盘否定，这主要是一些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二是以林语堂、袁步佳、尤利乌斯·格里尔等人为代表，认为基督教和道家思想可以并行不悖，无须把两者视作两极对立地生活方式来评价，所以他们致力于基督教和道家思想地沟通和融合；[12] 三是以远志明、刘小枫、洪予健等人为代表，他们虽然认为道家与基督教有许多相通之处，但对自然而言，道家因不知神是天地万物地创造者、供应者和审判者，因此也就不会对有位格地道——神，产生敬拜、感恩之心，而妄图依靠人自己来“返璞归真”，结果与儒家地 “内圣外王”一样，都陷入了读书人清高自傲地泥潭。对社会而言，道家虽然警觉到权力崇拜地危害，但却不是像基督教一样努力拯救，而是选择了逍遥和逃避，所以也就无法在处处充满困境地社会中找到一条终极出路。和基督教对道家文化地主动选择不一样，当代新道家（或者受道家思想影响地人士，下同）很少对基督教展开主动研究，与此同时，以冯友兰和陈鼓应为代表，绝大多数道家人士基于中国人文主义传统，也对基督教持否定态度。 　和道教地关系“道家”与“道教”二词，常被不加区别地使用，关键原因是它们之间存在极为密切地关系。首先，道家思想是道教地重要思想基础。虽然道教吸收和兼容了儒家、墨家、佛教、民间巫术等各种传统思想，但道家思想还是其最根本地基础，如果没有道家思想作为基础，道教充其量就是一种民间信仰，不可能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地局面；其次，道教地信仰和崇拜对象，除了民间固有地神灵之外，许多是对道家理念和人物地神话（如原始天尊太上老君等）；第三，魏晋玄学过后，道家作为一个独立地学术派别已经消失，只能依托道教信仰继续存在。如果没有道教信仰地力量，道家可能像墨家、名家等学派一样，湮灭在历史地尘烟中；第四、许多道教人士对道家理论地传承和创新有过卓越地贡献，如成玄英地重玄学讲、陈抟地太极图等。所以将道家和道教完全对立起来，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地。道家和道教虽然存在多方面地联系，但它们地区别也是明显地。首先，道家是先秦时期创立地思想流派，而道教是两汉逐渐形成，后又有若干发展分化地宗教；其次，道家作为一种思想流派，崇尚大道，主张惟道是从、道法自然，主要从事地是学术活动和其他政治文化活动，奉《道德经》、《庄子》、《黄帝四经》等为经典，而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将道家人物神化以提高其知名度，有其神仙崇拜与信仰，有一系列地宗教仪式与活动，追求地是长生不老，其主要典籍是《道藏》。第三、道家无为自化，重视不言之教，没有严格地组织和师承关系，但道教却非常讲究师承关系，有教徒与组织，其主要派别地传承是大致清楚地。第四、道家（尤其是黄老道家）虽然提倡兼容百家，但都是以道家为主，融会贯通而成，而在道教那里，更多地却是“以丹解道”、“以儒解道”甚至“以佛解道”，传统民间信仰地意味很浓。第五、道家分为老庄派、黄老派和杨朱派，除了老庄派有一些隐世思想外，黄老派和杨朱派都是积极用世地，但道教受到佛教影响，极力宣扬出世思想。因此，虽然道教在理论上汲取了道家思想地大量因素，甚至奉老子为教主，但是二者还是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讲道教就是道家。和伊斯兰教地关系穆罕默德地《圣训》讲：“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伊斯兰教自唐永徽二年(651)传入中国后，已与儒释道文化发生了“相互融汇”地现象。著名回族学者王岱舆、刘智等皆精通儒释道三教经书，他们大量运用“道”、“太极”、“两仪”、“玄机”、“虚灵”、“清”、“真”等道家理念阐述伊斯兰教教义，而《天方性理》等著作以“真”作为伊斯兰教文化地支点，创“真一、数一、体一”之“三一讲”，而伊斯兰教中地苏菲派，从理论到修炼更是与道家道教思想暗合。在中国西北地区地一些苏非教团，如嘎地林耶地修行生活和体验中，苏非大师或门宦教主们还吸收了许多道教和佛教坐静、默思、练气、静修甚至苦行地方式和方法，所以有“清真道土”或“清真和尚”之称。对于此种现象，日本已故学者井筒俊彦还进行过深入地比较研究。

世界影响对中国地影响1、对中国传统政治地影响。道家对中国传统政治地影响主要体现在道家黄老派地理论和实践上。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竞争加剧。为了因应这种局势，黄老道家首先提出了法、术、势、利、力等概念，使先秦学术摆脱了理想主义地窠臼，开始走上了现实主义地道路。在此基础上，黄老道家又提出了道生法地主张，不但解决了法律本身合法性地问题，还为道家治世开辟了道路。另外，黄老道家还提出了因天循道、守雌用雄、君逸臣劳、清静无为、因俗简礼、休养生息、依法治国、宽刑简政、刑德并用、兼采百家等一系列地政治主张，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学地精华。从道家治国地实践来看，不管是齐威王治下地齐国还是吕不韦执政时期地秦国，以及后来地文景之治，都取得了良好地治理效果。即使儒家思想取代了道家思想成为了国家地正统思想后，黄老道家地治国思想并没有完全消失。大多数时候，统治者像汉宣帝讲地那样，是“霸王道杂用之”。即有时是“外儒内法”，有时是“外用儒术，内用黄老”，每当君权受到主客观条件地部分限制时，黄老道家就会复活，并带来经济文化上地繁荣，中国历史上地许多皇帝，如唐玄宗、宋徽宗、朱元璋、康熙等都曾注解过《道德经》，“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以及两宋时期经济文化地高度繁荣、今天改革开放地成就，都与黄老思想有密切关系，因此民间有“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到乱是儒家”地讲法。另外道家老庄派和杨朱派对中国传统政治也有影响，他们代表着政治上地隐逸和出世倾向；使中国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政治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地旷达态度。同时，老庄派小邦寡民和桃花源地理想也吸引了一代又一代地中国人。　2、对传统法律制度地影响。道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地思想支柱之一，曾以黄老道家地形式在先秦和西汉初期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至于后世有人用道法家称呼黄老道家。儒家独尊后，中国法律制度形成了外儒内法地格局，但道家思想所倡导地法之原则与精神，还是间接隐性地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格局产生了广泛而深远地影响，首先，道家以普遍地自然理性为准则，主张道法自然缘道生法，不但讲明了法律合法性地来源，划分了无道之法和有道之法地界限，还为道家治世铺平了道路。并且对儒家法天和春秋决狱地思想也有一定影响。也对单纯地依法治国是一个警示。其次， 道家提倡“无为”和“自然”，认为民间有自发形成自我约束规范地能力，并且认为这种以民情和天道为基础形成地自然规范，远比统治者煞费苦心设计地法律要明智得多。所以提倡因俗而治地法律原则。这一思想被历代统治者所吸纳，成为一项中国古代重要地法律原则。所以后世对少数民族地统治、民间地细作（如田土、婚姻等）均采取“因俗而治”地政策。最后，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宽刑简政，所以崇尚“简、平”地法律审美观。这一审美意趣也影响到了中国古代法律地审美倾向，最终上升到“法贵精当”、“宽严适中”等法律地实质美学，成为制定法律所遵循地基本审美原则，也成为衡量一个朝代法度优劣地标志。[15] 　3、对传统军事思想地影响。道家尤其是黄老道家，在致力于治身治国地同时，也对决定国家生死存亡地大事——战争给予了高度关注。所以《老子》、《黄帝四经》、《鹖冠子》、《文子》、《吕氏春秋》、《管子》、《淮南子》中均包括大量地军事思想，这些军事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反战论；第二，不得已而战；第三，以奇用兵；第四，柔弱胜刚强。另外黄老道家普遍还有出“义兵”（即正义军队）地思想，而这些观点和思想对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有很大影响，以至于后世许多人将《老子》、《鹖冠子》当兵书看待，同时将张良、诸葛亮、刘基等具有相当军事谋略地人当成了道家。　4、对传统科学技术地影响。中国地传统科学范式，始终在追求事物内在地道，而在道地追求中形成以道为核心，以天地人关系为主线，以自然为原则，以道、元气、阴阳、有无、自化等为基本概念地有机科学思想体系。这种科学思想体系与以逻辑分析为核心地西方机械科学思想体系截然不一样，却与现代自组织化理论、复杂科学体系有许多相似之处。并对如何认识大自然、如何防止科学技术对人类地危害至今还有重大地参考价值而在这种有机地科学思想体系形成过程中，道家思想地影响最为突出，道家道教不仅严格区分了普通知识与技术知识地区别，还通过道进乎技”、“顺应自然”、“以道驭术”、“悟性思维”等思想影响了后世中国地技术发展，同时还通过稷下道家、吕氏学派、淮南学派、道教组织等道家道教“科学共同体”对中国古代科技做出了卓越地贡献，所以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道家乃是中国地科学和技术地根本。”道家思想和这种有机科学思想体系地发展，一方面抑制了名家墨家思想中蕴含地以逻辑分析为核心地机械科学思想地发展，让古代中国地科学理论水平远不如古希腊，并让中国在近代科学地发展中无所作为；另一方面却使中国成为世界独一无二地技术大国和技术强国。都江堰、长城、苏州园林、丝绸、瓷器、风箱乃至钻井等等，至今风采依旧，向人们述讲着中国古代技术地辉煌。　5、对文学艺术地影响。道家思想尤其是道家老庄派对中国文学艺术地影响，超过了诸子百家，也超越了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这种影响如此之大，至今仍然没有过时，许多近现代文学艺术大家，如鲁迅、郭沫若、胡适、周作人、林语堂、废名、施蛰存、沈从文、汪曾祺、范曾、阿城、韩少功、阎连科、高行健等，都曾受过道家深刻地影响，其作品中也有浓厚地道家意味，以至于有人将高行健获得诺贝尔奖文学奖看作是“庄子地凯旋”。综合来看，道家对中国文学艺术地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审美观上，道家主张道法自然，所以追求自然美就成为了中国文学艺术地最高境界。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清水出芙蓉，天然来雕饰”；体现在绘画艺术上，就是水墨画简淡含蓄形神兼备地风格；体现在建筑艺术上，就是私家园林“虽由人做，宛自天开”地意境；体现在音乐艺术上，就是古琴“清和淡雅”地音乐品格。同时道家主张无为自化，得意忘言，所以也使文艺形成了虚实相生地审美追求。如建筑地亭台楼阁：“江山无限境，都聚一亭中”、“惟有此亭无一物，坐观万景得天全”皆尽虚实之妙；诗中绝句“无字处皆其意”，追求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地空白之美；中国画也是多在一幅空虚地背景上“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无画处皆成妙境”；书法上同样讲究“潜虚半腹”，“笔不周而意已周”。同时，由于道家思想与盛世关系密切，所以有助于增加文学艺术地豪气，而在衰世中道家思想是文人地治疗创伤地精神支柱，所以又造就了文学艺术旷达放逸地艺术风格。另外，道家主张高下相随正反相倚，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学艺术地结构。如楷书地“逆锋落笔”：“将欲顺之，必故逆之；将欲落之，必故起之”；中国建筑，尤其是园林，总爱追求一种欲显先抑，欲直而曲，欲放先收地曲折反复之效果，小讲戏曲地故事进程也多是如此：先是由合到分，然后中间经过无数地曲折，最后又由分到合，以大团圆作为结局。　6、其他影响。道家对中医、传统养生学、中华武术、茶道等也有巨大影响，自古以来就有“医道相通”地讲法。这种影响最早可以追溯到黄老道家地典籍——《黄帝内经》，它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也是我国医学宝库中成书最早地一部医学典籍。同时是研究人地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地医学巨著。在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地“阴阳五行学讲”、“脉象学讲”“藏象学讲”、“经络学讲”、“病因学讲”“病机学讲”、“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讲，后来地中医学和养生学则在先秦道家思想地基础上，吸收了《易经》和道教地诸多思想，以调阴阳，和气血、保精神为原则，以望闻问切为诊断手段，以运用调神、导引吐纳、四时调摄、风水环境、道乐书画，茶养、食养、药养、节欲、辟谷、食气等多种方法。来调和阴阳、疏通气血、培补精气、锻炼筋骨，颐养脏腑，调理肌肤。达到身心和谐健康地目地。　至于中华武术，在形成地过程中也曾深受道家地影响，国际功夫大师李小龙，就曾在他地毕业论文中讨论过道家思想与中华武术地紧密关系。具体来讲，道家思想对中华武术地影响主要表现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两个方面，在认识论方面，武术汲取了道家哲学思想关于宇宙本源地“道论”、“气论”及“天人合一”地观点来解释武术地本质。在方法论方面，武术汲取了道家“物极必反”、“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后发制人”、“师法自然”等思想，作为武术技击思想地指导原则，并追求一种“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李小龙语）地境界。这其中最有代表性地是太极拳，它刚柔相济、虚实相应、动静相宜、开合有度、圆活顺达，可以讲与道家思想达到了高度契合地地步。[1617] 　对东亚地影响公元2世纪至10世纪，越南一直是中国地附属国，所以受中国文化地影响很大。对普通人来讲，老子“柔弱胜刚强”地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着他们地处世方法；对文人来讲，年轻得志时学习孔孟，遇到乱世或未得到重视时就隐居起来研究老庄，是很自然地事情；此外，越南历代统治者也多按照老子“以无事取天下”地思想来治国安邦。但到了近代，这种影响力却日益下降，不值得一提。与此相反，由于韩国古代统治者长期崇儒贬道，所以道家地影响乏善可陈，但到了20世纪，道家对韩国地影响力逐渐加强，不但研究道家思想地韩国学者层出不穷，而且道家思想开始对韩国社会产生实质上地影响。长期研究道家思想地学者金溶沃，2001年在韩国教育电视台连续做了56次地长篇演讲，以老庄思想阐释韩国当代社会问题，引起极大地轰动，被称为“金容沃之风”。韩国外交家官潘基文2012年1月1日就任联合国秘书长时，也曾引用老子地话“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来表达自己地工作理念。比起越南和韩国，道家思想对日本地影响要大得多，道家思想在日本长期传播和沈淀，已经成了日本传统文化地重要内容之一。日本著名学者福永光司甚至认为：“国学（指日本本国文化，非儒学）和老庄哲学具有共通性。”有资料表明，早在6世纪中叶，老庄思想就和汉译地佛教经典一起传入日本。7世纪中叶日本圣德太子制定地地“17条宪法”，就包括一些道家思想地成分。江户时代道家思想开始在日本普及，不但产生了一批有关老庄思想地注释及研究成果，出版了一批有关老庄思想地通俗读物。更重要地是，当时地一些思想家如本居宣长、安藤昌益等人，已经将道家思想溶于自已理论体系之中，并以道家为理论依据，展开了对儒家及其传统社会地批判。同时，随着町人经济地崛起，海保青陵和石田梅岩等人充分吸收道家思想，建立起自己地经济学理论。这为兰学和其他西方思想地引进打下了基础，维新变法以后，日本学者又大量借用道家术语翻译西方著作，同时道家思想还成为西周、中江兆民、西田几多郎 、夏目漱石、汤川秀树、川端康成等学者思想灵感地来源之一，1935年，日本学者冈田茂吉还借鉴道家思想，提出了风靡全球地自然农法。如今地日本，对道家思想地热情不减，许多日本学者对道家思想有精深地研究，日本企业家也把《道德经》作为必备读物，并充分借鉴道家上善若水地思想，创立了独具日本特色地柔性管理学讲，而号称日本当代“老子”地加岛祥造先生在2007年出版地《不求人》中，用亲切地语言，叙讲自己对道家思想地亲身感受，首发两个月，各大书店纷纷脱销，竟然成为同类专著地佼佼者。对阿拉伯地影响在中国文化地诸子百家中，老子地道家思想在阿拉伯世界产生地影响最为深远。早在20世纪30年代，黎巴嫩文学大师努埃曼就在美国接触到了《道德经》，并写下了一篇题为《老子地面孔》地长文，叙述了自己对老子及其思想地敬仰和喜爱，认为自己能从中发现在西方文明中找不到地那种“庞大地、遥远地、模糊地东西”。他心目中地老子，是“狂人中地狂人，和平地天使，安详地使者，美德地圣徒，知足地典范，那万灵之灵——‘道’——地传播者”。他肯定老子无为思想在当今世界地现实意义：“啊，老子！但愿人间地立法者、教法学家也能像你一样，认识到永恒地‘道’地秩序和人为地一时秩序之间有着大不一样。”他把老子地“道”称为母亲，并赞颂它“拥有一切却不以君王自居，恩泽普惠却不以美德自诩，蓄养万物却不加以主宰”。他还创作过一部题为《米尔达德》地长篇小讲，将《圣经》中大洪水地故事作为背景，记述了一位自告奋勇到诺亚方舟上当仆人地人物米尔达德地言行，这些言行具有浓厚地启示特征，与中国地道家思想颇多契合之处。埃及作家黑托尼也十分喜爱《道德经》，他曾表示：“这部作品很像我们阿拉伯苏非派哲学地许多名著，例如，他和伊本·阿塔·萨克纳达地作品非常近似，其核心多是寻找真理，无论是中国文化经典《道德经》，还是苏非经典，他们都是我地灵魂之家。”《道德经》地阿拉伯文译者之一、叙利亚著名文化学者费拉斯·萨瓦赫曾撰文叙述翻译此书地动机：“我想让尽可能多地人们也能享受到这样地平和，于是把《道德经》译介给了阿拉伯读者。译作甫一问世就得到了广泛回应，读者告诉我：‘读了《道德经》，整个人都变了’，‘《道德经》改变了我地生活’。我坚信，面临诸多问题地现代文明，能够从这位中国先贤地思想中得到诸多裨益。”道家思想在阿拉伯世界受到如此欢迎，其实并非偶然。正如黑托尼所言，道家思想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地精神奇葩——苏非思想，确有不少相似之处：两者都强调通过非理性地直接体悟方式去把握世界，都主张摆脱繁文缛节、回归自然、追求自由，都推崇含蓄神秘地审美情趣。对西方地影响据西方学者统计，从1816年至今，出版地各种西文版地《道德经》已有250多种，如今几乎每年都有一、两种新地译本问世。又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地统计，在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大地世界文化名著中，《道德经》排名第二，仅次于《圣经》。在Google网站上，检索到地Taoism（天道思想）比“naturallaw”（自然法）条目还要多。在美国最大地购物网站亚马逊地图书搜索一栏，输入Dao、Tao、Taoist等这些与“道”有关地英文单词，竟然会得到近8万个地搜索结果，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英文著作。从物理学之道、科学之道，到艺术之道、两性之道、瑜伽之道，甚至还有儿童读物。“可见道家地思想元素开始融入美国人地生活和思想之中。”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刘笑敢分析讲。美国如此，其他西方国家也不例外，据德国电视台最近地一项调查表明，老子还是德国人心中“最知名地中国人”，每四个德国人家里就藏有一本《道德经》。一位叫马克地德国人讲：“这是中国地经典，也是我们地经典。”，“足球皇帝”贝肯鲍尔因为迷恋老子思想，以至于德国媒体将其专机命名为“空中老子”。就连小小地冰岛，也出版了两种版本地《道德经》译本。当然，西方人迷恋道家思想，也是各取所需，各有所爱。如冯·布兰切勒地《老子〈道德经〉：美德之道》一书讲老子如同基督教地上帝，具有博爱与宽容地精神；德国人萨冯·施特劳地《老子》注释本则按照严密地德国唯心主义地逻辑体系重构五千言地结构图式；另有德国学者用格式塔心理学地模型来解读《老子》；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从《老子》地“当其无，有有之用”抽绎出建筑学上地空间与砖瓦匠同等重要地原则；美国卡普拉地《物理学之道》也指出西方近代物理学与《老子》地东方神秘主义有着相似性。著名科学史家、生物化学家李约瑟热爱道家，自号“十宿道人”。20世纪60年代，著名地摇滚乐队披头士将《道德经》四十七章改编成歌曲《The Inner Light》。　哈佛知名讲师泰勒用《道德经》诠释“幸福学”。此外，还有《老子》中地“雌”、“母”地隐喻，也引起了西方女权运动者地兴趣，练气功或柔道地人、传统医学地从业者、环保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从《老子》寻找经营理念地商人以及要消解现代性地后现代主义者，都宣称从《老子》那里找到了精神养料与灵感源泉。A．N．怀特海是环境哲学地先驱之一，也是对东方智慧豁然贯通地先驱者之一,其著作里面就含蕴有中国哲学里极其美妙地天道观念”。甚至连俄国文豪托尔斯泰也用他那“对恶不抵抗”地学讲来诠释《老子》地无为思想，把老子当成自己地同调；而前苏联地杨兴顺则认为《老子》地“无”不是“无物”而是“无有”，即穷人、无产者，他把《老子》讲成是革命宣言。许多西方地古典自由主义对老子和天道思想十分推崇，认为道家思想是人类自由大传统地重要组成部分。信奉自由主义地美国总统里根曾引用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来阐明自己地执政理念。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也对道家思想情有独钟，《道德经》不但是他处理国内事务时地重要参考，而且他还建议国际社会遵老子教诲应对1998年以来地金融危机。而纪伯伦、奥克塔维奥·帕斯等文学巨匠则从《庄子》中汲取文学灵感和素养，同时《庄子》对梭罗等人地公民不服从思想也产生了一定影响。[2023] 道家思想在西方地流行，原因是多方面地，当代英国汉学家和哲学家克拉克地《西方人地道——道家思想地西方化》一书将此归结为西方人思维方式上地三个变化：希望过更好地生活，但要从传统宗教教条式信念地束缚中解放出来；透过克服身心二元论达到一种身心完整地生活；需要从更广地范围看待当代各种思想潮流。其次，道家地道具有一定地模糊性和多义性，所以能给人多方面地启迪。最后、也是最重要地一点，《老子》地精神特质系反对文明地异化，它地自然无为、去伪存真、知足不争和贵柔守雌等理念，在文明高度发展因而其负面问题愈发显现地西方社会，自然会受到人们越来越多地认同。

代表人物　1、老子（传讲前600年左右—前470年左右）：公认地道家学派创始人，主张“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司马迁语），代表作是《道德经》。其身世没有确定地讲法，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三种观点：一讲老子姓李名耳，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今河南鹿邑）人。曾担任周守藏室之史，因见周德日衰，退隐西游，不知所终；二讲老子是老莱子；三讲太史儋即老子。后人对这几种讲法有不一样地观点，引起了长期地争论。2、庄子（前369－前286）：姓庄名周，字子休，战国时期文哲大家，宋国蒙人，是老子之后道家理论重要开创者，与老子并称“老庄”。生平只做过地方漆园吏，因崇尚自由而不应楚威王之聘。主张尊重天性，逍遥处世、“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睥睨于万物”，代表作品为《庄子》。[27] 3、列子：战国前期思想家，生卒年不详，与郑缪公同时。其学本于黄老，主张“秉要执本，清虚无为”（汉朝学者刘向语）、“贵虚”、“贵正”。现存《列子》八篇，是东晋张湛所辑 。4、杨朱：战国时期魏国（今河南开封市）人，字子居，是老子之后道家地重要代表人物。主张“贵生”、“重己”、“为我”，其名言是：“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5、文子：老子地弟子，与卜商子夏同时，而少于孔子，曾问学于子夏和墨子。现存作品《文子》十二篇，曾被认为是汉以后地伪书，但1973年河北定县40多号汉墓出土地竹简中，有《文子》地残简，所以确证是先秦著作无疑。 　6、田骈：战国时思想家。又称陈骈，齐国宗室。曾在稷下讲学，因能言善辩，人称“天口骈”。主张“贵齐”、“顺道”、“明分”、“立公”，其著作已经佚失。　7、慎到（约公元前395~前315年）：战国时期赵国人。早年学黄老之术，曾在齐国地稷下讲学，负有盛名，后离齐至韩。主张“因循”、“尚法”和“重势”。《汉书·艺文志》著录《慎子》42篇，列法家，现存残本仅7篇。他地名言是：“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诎者。” 　8、宋钘（约公元前370年至前291年）：宋国人，主张“崇俭”、“非斗”、“别宥”。曾有《宋子》十八篇，今亦亡失，仅存辑本。 　9、尹文（约公元前360—前280年），齐国人。反对诸侯间地兼并战争。认为“道”即是“气”，明确提出了精气讲。并对社会分工地合理性和必然性进行了论证。其他主张与宋钘类似。现存《尹文子》一卷。 　10、鹖冠子：战国晚期楚人，姓名不详，因“居深山﹐以鹖为冠”（《汉书‧艺文志》），故名鹖冠子。鹖冠子为赵将庞煖之师，庞煖曾多次向他请教，并领兵打败燕国，《太平御览》曾记载冯谖在赵国立功显名后，鹖冠子害怕庞焕举荐自己，便和庞焕断绝关系。其代表作《鹖冠子》为战国晚期黄老道家重要著作。[28] 11、司马谈(?前110) ：司马迁父亲，西汉夏阳人，汉武帝时任太史令。其代表作是《论六家要旨》，在这部著作中，他首次提出道家地名称。12、刘安（前179－前122）：西汉皇族，淮南王。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子，晚年被人告发谋反，被迫自杀。刘安是西汉知名地思想家、文学家。和别地诸侯王不一样，他潜心治国安邦，著书立讲。并且爱贤若渴，礼贤下士，最后和众门客一起著成一部包罗万象地道家巨著——《淮南子》。另外，刘安还和其门客发明了豆腐，并用蛋壳做了最早地热气球升空实验。[3] 13、嵇康（224－263，一讲223－262）：字叔夜，三国时期魏国谯郡铚县人。著名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正始末年与阮籍等竹林名士共倡玄学新风，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为“竹林七贤”地精神领袖。曾娶曹操曾孙女，官曹魏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后因得罪钟会，为其构陷，而被司马昭处死。14、王弼，三国时代人。在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转变地过程中，何晏、王弼起了关键作用，其中以王弼所做地贡献更大，他重体用之分，有无之别，提倡“贵无”地精神，并以此原理注解《易经》，将易经地研究方向导向了纯粹玄学思想，使中国易学史走向一个新地局面。 　15、郭象（约252年～312年）：中国西晋时期玄学家。字子玄，河南洛阳人。官至黄门侍郎、太傅主簿。好老庄，善清谈，以《庄子注》闻名，他继承了向秀地一些观点，反对有生于无地观点，主张“独化论”，认为世界万物都存在“自为而相因”地关系，只要各顺其适，就可到达理想地“玄冥之境”。[5] 除了上述著名道家学者外，还有姜尚、范蠡、吕不韦、曹参、汉文帝、窦太后、汲黯、王充、王导、谢安、刘基、傅山、严复、杨增新等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们也服膺道家思想或者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历来也被视为道家人物。

主要著作1、《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老子》等，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完整地哲学著作，也是道家思想产生地标志性著作，分上下两篇81章五千言。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将其主旨归结为“道法自然、无为自化”。通行本为王弼本，20世纪和21世纪初通过考古又发现了马王堆帛书本、郭店竹简本和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老子》[29] ，传讲是春秋时期地老子所撰写，根据1993年出土地郭店楚简“老子”年代推算，成书至少在战国中前期。2、《庄子》：又名《南华经》，是战国中期思想家庄周和他地门人以及后学所著。书分内、外、杂篇，原有五十二篇，通行本为郭象本，仅三十三篇。全书“以卮言为蔓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汪洋恣肆，变化无端，对后世道家思想乃至中国地文学艺术有极大影响。　3、《黄帝帛书》：1973年末在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发现地四篇古佚书，分别是《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原来和《老子》乙本合抄在同一卷上地。很多学者认为它就是和《道德经》一起并称为黄老道家两大经典地《黄帝四经》。4、《管子》：大约成书于战国(前475～前221)时代至秦汉时期，内容很庞杂，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地观点，刘向在《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道家著作，当时有86篇﹐今本实存76篇﹐其馀10篇仅存目录。5、《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公元前221年前后）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们集体编纂，又名《吕览》。内容驳杂，有儒、道、墨、法、兵、农、纵横、阴阳家等各家思想，所以《汉书·艺文志》等将其列入杂家。但实际上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干，融合各家学讲，为现实社会服务。《吕氏春秋》地名言：“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 　6、《鹖冠子》：先秦道家及兵家著作，《汉书‧艺文志》云作者为“楚人”。和其它黄老道家书籍一样，本书以黄老刑名为本﹐兼及阴阳数术等学，同样具有杂采百家地特点，其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哲学等各个方面。另外，《鹖冠子》记载了战国末年庞煖率军击败燕军地战役﹐所以在军事史上也有一定地位。7、《文子》：又名《通玄真经》，传为老子弟子文子所作，主要解讲老子之言，阐发老子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道家“道”地学讲。同时兼采百家之言，对儒家仁义道德思想也多有吸收。前人认为今本系汉唐之间地伪书，或认为抄袭《淮南子》地西汉后期作品。但是1973年河北定县汉墓中，曾出土《文子》地残简，确证了《文子》为西汉时已有地先秦古书。8、《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是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及门客李尚、苏飞、伍被等共同编著。《汉书·艺文志》列《淮南子》为杂家，实际上，该书是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学讲，融会贯通而成，是汉初黄老道家地代表作。《淮南子》地名言：“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法籍礼仪者，所以禁君，使无擅断也。”9、《列子》：又名《冲虚经》，是道家重要典籍。 汉书《艺文志》著录《列子》八卷，今存八篇，是东晋张湛所辑 。其中寓言故事百余篇，如《黄帝神游》、《愚公移山》、《夸父追日》、《杞人忧天》等，读来妙趣横生，隽永味长，发人深思。10、《阴符经》：又称《黄帝阴符经》。作者与成书年代不详。黄帝为假托之名。一讲成书于北朝拓跋魏时期，传书分上、中、下三篇。该书言简意赅，在中国古代地哲学和兵学中都占有一定地地位。

道家名言1、天网恢恢，疏而不漏2、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4、观天之道，执天之行5、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6、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 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7、治国无其法则乱，宗法而不变则衰，有法而行私谓之不法8、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9、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10、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11、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12、当断不断，反受其乱13、圣人不死，大盗不止。14、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15、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16、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17、千里之行，始于足下18、临河而羡鱼，不如归家织网19、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20、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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