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疏文:明朝时期，项忠为政期间，有哪些惠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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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曾言：“凡真能创造历史的人，就要仔细研究他，替他作很详尽的传道教疏文。而且不但要留心他的大事，即小事亦当注意。”

提出对历史人物的关注不仅要停留在其大事之上，更要注重小事道教疏文。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也谈到：“故要研究历史，首先要懂得人，尤其需要懂得少数的历史人物。如其不懂得人，不懂得历史人物，亦即无法研究历史。”

从梁启超和钱穆的观点可知，人物研究是整个历史研究中的重要环节，人物研究要立足于对人物事迹的发掘道教疏文。

项忠，字荩臣，号乔松，浙江省嘉善县人，明代中期名臣道教疏文。

项忠于正统七年（1442）中进士，授刑部主事，进员外郎道教疏文。在朝任职期间，项忠先后担任陕西清吏司员外郎、山东清吏司署郎中事员外郎、广东按察司副使、山东按察司副使、陕西按察司按察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都察院右都御史等职。

项忠为官期间，曾针对当时的社会现状及政务实际，提出过许多行之有效的建议，涉及赈灾、军防、矿务等多个方面道教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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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忠其人“刚果沉毅，遇事敢为”道教疏文。在任职陕西期间，正值关中地区发生饥荒。为了尽快控制灾情，避免百姓流散，项忠不待向朝廷奏报，就主动开仓放粮。此后，项忠又提出“纳米赎罪”、“蠲免税租”等方法，为灾情防控提出切实有效的措施。

开仓放粮道教疏文，赈济灾民

旱灾，是陕西地区最主要的自然灾害道教疏文。明朝陕西地区自然灾害频发，而犹以关中最为严重。天顺四年（1460），项忠担任陕西按察司副使。

天顺四年（1460）八月，陕西地区发生旱灾，项忠及时向朝廷奏报，“时夏大旱，禾尽槁，公备列以闻”道教疏文。

天顺五年（1461），灾情愈发严重，引起粮价不断上涨，项忠不待向朝廷禀报，便开粮仓赈济道教疏文。得益于项忠的及时应对，灾民很快得到了救济。

蠲免税租道教疏文，以罪代赈

天顺六年（1462）四月，西安各郡邑和卫所因为天顺五年（1461）的旱灾，秋粮收成较少道教疏文。项忠向朝廷建议，请求免除西安各郡邑租税，并得到朝廷允准。

天顺七年（1463），延安地区灾情蔓延，致使粮食歉收，灾民无法正常缴纳税租道教疏文。针对这种情况，项忠提出“以罪代赈”的解决措施，请求由罪犯根据其所犯罪行的轻重，确定纳米的数量，储蓄粮食用于赈济灾民。

项忠此建议，即是根据延安地区受灾情况而提出的“纳米赎罪”道教疏文。关于天顺七年（1463）延安灾情的情况，《明史·项忠传》中也有相关记载：

“时陕西连岁灾伤，忠发未振，且请轻罪纳米，民赖以济道教疏文。”

此外，《明英宗实录》中也有关于此项政策的记载：“陕西按察使项忠，奏连岁灾伤，民多缺食，请各司论断罪囚，俱令纳米赎罪，以备赈济从之道教疏文。笞一十纳米五斗，余四等递加五斗；杖六十纳米三石，余四等亦递加五斗；徒一年纳米十石，余四等递加五石；流三等俱纳米三十五石；杂犯死罪视流加五石。”

此项政策推行后道教疏文，

不仅成功解决了灾区粮食匮乏的问题道教疏文，同时也使获罪者有机会改过自新

，维护了当地社会稳定道教疏文。

之后，户部又对此项政策进行了补充，提出不管文武百官或百姓，只要能为陕西灾区捐赠粮食到四百石者，均赐冠带以荣终身道教疏文。但是，项忠根据陕西灾区的具体情况，向朝廷建议降低赏赐冠带的标准，使灾区更容易得到捐赠。

成化元年（1465）三月，因天顺年间的旱灾，延安等郡拖欠税粮数量众多，项忠请求朝廷再次免除税租道教疏文。

“延安诸郡以昨岁旱灾，逋税粮八万七千一百石有奇，公复请尽免，帝从之”道教疏文。

同年四月，陕西西安、延安、临洮、巩昌、凤翔五郡再次发生饥荒，项忠召集灾民共同应对道教疏文。据《项襄毅公年谱》记载：“时陕大饥，故公所在具兴大役，使民得糊其口，以免流离思乱。”

六月，西安地区发生冰雹灾害，项忠及时上奏朝廷，“时西安郡属三十一州邑，自春殂夏，风雪雨雹，不时伤稼，公具状以闻”道教疏文。

平抑物价道教疏文，备荒备灾

成化二年（1466）正月，由于近来各处水旱灾害频发，赋税减免较多，所以朝廷命项忠备荒，并令其严格监督纳米事例道教疏文。

成化六年（1470）七月，顺天、永平、河间三府发生旱涝，饥民众多道教疏文。锦衣卫指挥朱骥奏报朝廷京畿地区发生旱涝，饥民将子女减价卖出，各屯营的兵将也随处群聚，社会动荡不安。于是，朝廷命项忠前往上述地区进行巡视。

随后，项忠又“奏顺天、永平、河间、真定、保定五府被水灾伤，民多失所，请停追马，以苏民困道教疏文。严饬兵备，以防不虞，从之”。

希望免去灾区税赋，同时加强防备以保证灾区安全道教疏文。十月，项忠上奏朝廷《请平粜疏》，对京畿地区灾情的具体情况，以及目前的赈灾措施作出了分析。

项忠提出现在发粮赈灾虽然可解燃眉之急，但到了薄冬临春，青黄不接之时，局面必定难以控制道教疏文。于是提议“广施粜卖之术，如宋绍兴五年斗米千钱……”

此外，义勇、天津等卫，梁城等所因为水灾，屯粮受到了影响道教疏文。项忠上奏朝廷请求免除税租，减轻了百姓的压力，也提前控制灾情，遏制饥荒的出现。随后，朝廷并发太仓粮食一百万石于京师，施行平粜之策。

平粜之策，即在灾荒之年，政府以平常的价格售卖粮食，以此稳定物价，控制灾情道教疏文。

项忠仿照宋制推行平粜之策，不仅成功解决粮食饥荒，也避免了粮食的浪费道教疏文。

多谋善断道教疏文，抚安流民

景泰三年（1452）二月，项忠按例巡视广东高州道教疏文。高州地区常有动荡，谍报奏称有三百多名流贼洗劫村落，指挥林盛请求发兵清剿。

项忠告诫各将士：“贼无携家理，必被掠良民也道教疏文。”随后，林盛对俘虏进行了审讯，果然都是被胁迫的良民，于是项忠将其尽数释放。

成化六年（1470），湖北荆州、襄阳等地流民聚集道教疏文。据《抚流民疏》记载：“流贼啸聚山谷，百五十余万，自宣德至今四十余年。屡命尚书白圭、都御史王恕、杨璩，经畧安抚，尝移文散遣，奈有司虚文勘报，实无一人还乡。”

随后，这些流民势力愈发猖獗，先后出现以刘千斤、王彪、李胡子、小王洪等人为首的势力，啸聚一方，为乱行劫道教疏文。

成化六年（1470）十一月，项忠奉命前往荆襄地区总督军务，并于次年十一月平定了此次事件道教疏文。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十一月，荆、襄、南阳流贼平，进总督军务项忠右都御史，敕留抚治。”

在前往荆襄之后，项忠首先采取了“入山招谕”的措施，招抚自愿归降的流民道教疏文。随后，在事件平息后，项忠又撰写《抚流民疏》，向朝廷提出处理荆襄地区流民的十条具体措施。

根据不一样区域流民的聚集情况，对这些曾依附叛者为乱的流民，作出了妥善的处理和安排道教疏文。此外，项忠还对流民的归属问题提出了补充措施。

由于荆襄流民连年被逐，死者众多，且另外招抚的一百五十万流民也无家可归，于是项忠下令：“回者，官即遣之，无依者，令附籍，如例免差五年道教疏文。妻子夺于官军者，悉追给完聚。”使被迫分散的家庭团聚，避免再次生变。

成化八年（1472）二月，项忠因为“滥杀”而被弹劾道教疏文。兵科给事中梁璟上奏朝廷称，项忠及总兵官李震等人在荆襄地区招抚流民的过程中，没有针对这些流民的情况做出具体区分，而是一概进行了驱逐。

成化八年（1472）四月，兵部尚书白圭上奏朝廷称，项忠所上报的荆襄功次文册与总兵官李震上报的名数有差异，请求明宪宗进行核实道教疏文。

白圭认为道教疏文，因功次名册上报有误，而使本无战功的人得到封赏，

实在不公道教疏文。但明宪宗并未命人核查军功文册，反而进项忠为左都御史。

随后，项忠上疏向宪宗阐述了当时招抚流民的具体情况，以及招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道教疏文。流民占山四十余里，且斗殴残杀，不得不进行驱逐，并乞求致仕，但朝廷并未允准。

兴修水利道教疏文，疏通渠道

在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下，水利的兴衰直接影响农业的发展道教疏文。明代陕西地区气候干旱，

降水量较少，关中地区又水质多碱，无法饮用道教疏文。

因此，饮用水缺乏问题，一直困扰着关中地区居民道教疏文。明初，水利系统的恢复就引起了政府重视。洪武八年（1375），耿炳文曾督工对泾阳县洪渠堰进行过修复。

洪武二十九年（1396），朝廷又下令疏通龙首渠道教疏文。但洪武年间的两次修复都未彻底解决渠道湮塞的问题，到明中期，龙首渠再次淤废。项忠到任陕西后，便开始着手恢复关中水利。

天顺八年（1464）十一月，项忠向朝廷上疏，请求疏通旧渠，加开新渠道教疏文。

郑国渠在泾阳县北七十里的仲山下，原有旧闸分泾水溉田，由于自秦开始修凿者众多，所以渠名也随之有六次更改，分别为郑白渠、郑国渠、白公渠、六辅渠、丰利渠，王御史沟（新沟）道教疏文。

郑国渠原本浇灌礼泉、泾阳、三原、高陵、临潼、栎阳、云阳、富平八邑，但自元之后，河底低深，河道高仰，水不通流，湮废已有几百年之久道教疏文。

随后，项忠“奏开渠三十余里，甃其两岸防崩，又奏浚郑白渠，凿山引灌道教疏文。”西安城内原有宋朝时修建的龙首渠，引水从东门进入西安。

但是路程远，用水量又较大，因此，城东西北角的居民只能饮用皂河之水道教疏文。

天顺八年（1464）十二月，项忠又上疏朝廷，请求开一渠从西面引皂河水入城，同时疏通龙首渠与其在城内相汇道教疏文。

最后，项忠又在容易淤积泥沙之处，于渠身两壁开凿砌口，并加设板闸道教疏文。平时无用就关掉板闸，退水还河，当遇河水暴涨，则开闸疏通，以防水患。

成化二年（1466）十月，郑国渠更名为广惠渠，废渠则命名为通济渠道教疏文。此渠建成，当地居民大感恩德，立生祠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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