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说《道德经》·第七十三章: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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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说《道德经》·第七十三章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解文:有勇但凡事冲动的人,不得善终;有勇而不冲动的人,才能长存。这两种性格,一种对自己有利,一种对自己不利。老天讨厌哪种性格,就让这种性格对自己不利。你知道老天为什么讨厌“勇于敢”的性格吗?因为它不合天道。天道就是规律,有些什么具体内容呢?比如,善于获胜的人往往不与人针锋相对;不辩论不吵架的人,往往是善于回应的人;能明白要来的一定会来,不用去邀请;坦然从容的人,往往善于谋划。这都是天道的表现。老天布下一张天道大网笼罩了万物,虽然网眼很大,但万物都跳不出天道的网眼,就是说,顺天道则昌,逆天道则亡,没有例外。)
(张说)本章从又一个侧面来阐明“无为”思想。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有勇气是可贵的,但勇气用于冲动,就走向反面了。在马路上甲乙两人不慎相撞,吵起来,甲拔出刀刺进乙的胸口。甲“勇”吗?勇!结果好吗?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勇于敢”了!勇+冲动,就成魔鬼。同样甲乙相撞,甲破口大骂,乙一直在道歉,甲骂不下去,悻悻然走了。乙是不是懦弱?他没有对骂的勇气吗?非也。只能说乙是“勇于不敢”。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对骂是常态,而有人挨骂不还嘴,绝非胆小,是一种修养。乙很可能是当勇则勇之人,而在不该“勇”的时候绝不冲动。“勇”与“不敢”似乎是对立的。但两者结合,才是“勇”的真正境界。这就是道家的辩证思想。勇,是一种属性,一种属性的真正含义要与其他属性结合才能显示。“敢”与“不敢”,就是与“勇”结合的两种属性。“勇+敢”,是两个相似属性叠加,“勇”走向极端,而极端是没有好结果的。“勇+不敢”,是两个不同属性的冲和,让“勇”沿着“不敢”的道路走,这才是大道,能使勇者立于不败之地。老子用简单的话语,揭示了极其深刻的辩证道理。
勇于敢,没有好下场,对自己不利;用于不敢,则活,对自己有利。老天为什么让“勇于敢”对己不利,让“勇于不敢”对己有利呢?老天为什么这样安排呢?很显然,因为老天不喜欢“勇+敢”的性格,所以让这种性格的人吃亏。老子接着问:老天为什么不喜欢这种性格?你们知道其中的道理吗?于是他展开了他的理论宣讲。
“不敢”的意思是有所敬畏,有所不为,其反面是什么都敢做。朱元璋曾经问大臣:什么样的人最快活?官员们纷纷作答,朱元璋均不满意。有位大臣说,敬畏法度的人最快活。老朱龙颜大悦。敬畏法度,不就是不犯法吗?人与动物的区别,就是人的行为是有原则的,有的事必须做,有的可做可不做,有的一定不能做。这就是“不敢”的含义。勇,有胆量,是人必需的一种品质。“不敢”,是用原则来管控“勇”,让“勇”沿着利人利己的轨道发挥。如果没有“不敢”的管控,“勇”就会越轨,走向反面。
中国式思维方式的最大特点,就是整体性,对一个属性也是如此。孤立的“勇”是没有意义的,只有把它放进社会生活中,“勇”才有正方两个含义。“勇”作为褒义词,必须有“不敢”作为条件,没有这个限制条件的勇,就不是褒义的勇,而是蛮横、凶恶。儒家也是这么看问题的。一次子路问孔子,“谁比较适合带兵打仗?”孔子答:“我。”子路反问:“我不是很勇敢吗?”孔子说:“可我不仅勇敢,而且还勇于不敢呀!”孔子是在批评子路“勇于敢”的蛮勇。佛教的思维方式也与此相近。禅宗有个著名的句式,“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许多人读不懂,其实它的意思是::世界,是个名词概念,我们用世界来称呼我们所处的宇宙天地这个实体。因此,世界,不等于宇宙天地这个实体,我们只是用“世界”来称呼这个实体而已,但这个名词决不能涵盖宇宙天地这个实体。换句话说,我们在思辨的时候,不能让概念牵着鼻子走,一定要有概念所指的实体意识,才能领会事物的本质。用这个思维方式来看“勇”,可以说,“勇,即非勇,是名勇”。就是说,“勇”是个名词,与现实生活中的“勇”的行为实体不是等同的,勇的实体,有“勇于敢”和“勇于不敢”之分。可见,儒释道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的三大支柱,基本思维模式是一样的。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这是在回答老天为何喜欢“勇于不敢”的问题。那是因为天道青睐“勇于不敢”。何为天道?就是天地的运化规律。天道有哪些具体规律呢?老子举了4个现象:1,不跟人直面对抗的人,往往会获胜;2,不直接表态也许是一种最好的回应;3,要来的事,不用请,时机到了会自动来的;4,好的谋划不一定来自紧皱双眉、冥思苦想,往往在谈笑间,大谋已成。
这四个现象有什么共同特点呢?就是手段与目的并非直线联系的。比如,要获胜,就得去争。美国总统竞选,候选人到处演说,就是一种“争”。李敖说,金庸这个人很虚假。照例,金庸的回应方式应该是出来证明自己并不虚假。但金庸没有回应,而是“不言”。金庸的“不言”,使人们反而开始怀疑李敖的说法。这就是“不言而善应”。争而胜,回答挑战,是一种直线联系。而老子认为:事物多半不是直线联系的。达到目的最高明的方式,不是直线,而是曲线。换句话说,“不争”,“无为”,就是达成目标的曲线方式。
人人都希望做事能成功,都希望对外界做出有效反应,都希望自己“善谋”。但是,实现这些希望的方式,不是直接“争取”能做到的。打痛对手而屈人之兵,与“不战而屈人之兵”,孰高孰低?显然是“不战”。
几十年来,西方一直以民主与专制的势不两立来诋毁新中国。如何回应西方的诋毁?一个是口舌之争,拼命证明民主与专制不是问题的本质。另一个回应方式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让事实来证明中国是不是西方所说的必然要崩溃的政体。现在新冠疫情来临,情况比较清楚了:“民主”不如“专制”!这就是“不言而善应”。
其实,民主与专制是个伪命题,决定政权好坏的是“良政”与“劣政”(英语的good governance和bad governance)。良政,对人民有利,劣政,对人民不利。就是说,“民主”政体有可能对人民不利,而所谓的“专制”政体却可能为人民谋福利。这个认知其实是常识,但是由于西方的宣传,许多知识分子被带到沟里去了。为什么说是常识呢?因为中国历史表明,每个朝代在开创之初总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但到了后期,总是民不聊生的。为什么呢?国体还是那个国体,政体还是那个政体,为什么会出现安居乐业与怨声载道两个极端?显然,起决定作用的是行政的好坏。但西方和中国公知是听不进这个道理的,他们认为西方的所谓“民主政体”才是唯一符合百姓利益的政体。其实,这个问题从理论上是不堪一击的,但这里不讨论。不过这次疫情给出了初步答案。
中国的“专制”政体作出无条件封杀病毒的行政决策,而西方的“民主”政体却听任病毒肆虐,因为西方考虑的重点是保经济。疫情涉及的是底层广大人民的生命和健康,而经济却涉及支撑“民主”政体的主要财团的利益。其实,“民主国家”的任何决策,都可以从财团利益角度找到原因。比如,人们一直很奇怪,为什么美国如此好战?二战以来的所有战争都与美国有关,美国的军力遍布全世界。为什么呢?打仗要钱要人,消耗国力,究竟为什么这么卖力呢?其实很简单,因为支撑美国共和党的主要财团就是军工集团,军工集团财富的唯一来源就是战争,不打仗财团没有生路。这就是美国军力发展到远超第二名还要不断发展的原因。“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就是美国共和党的真实写照。
对“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这句话,中国人都耳熟能详,只是最后一字现在改为“漏”,意思是做了坏事一定会有报应。这是老子本义的现代延伸。老子的本义是:顺天道则兴,逆天道则亡,屡试不爽。天道就像一张网,网眼虽大,但世上万物都不可能跳出网眼。就是说,规律统帅一切,万事万物只是规律的棋子,违反规律者必遭天谴,不要心存侥幸。比如,对于防治新冠疫情,规律就是人际隔离。中国遵守了规律,疫情很快得到控制。美国违反规律,疫情必然不可收拾。美国总统特朗普连这点都搞不明白,居然还当了总统,可见,美国国民的平均智力之低,政体之荒谬,实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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