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说《道德经》·第六十八章: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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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说《道德经》·第六十八章

　　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

　　（解文：真正的勇士，并不全靠武力；善于打仗者，不会意气用事；老打胜仗的人，是不会硬拼的；善于用人的人，一定会尊重被用之人。这都是“不争”的具体行为，说到底，“不争”的结果，是借助他人之力为己所用，这符合古往今来最高的行为之道。）

　　（张说）本章指出“不争”原则在不同场合的不同表现。“不争”是原则，在不同的具体场合，具体表现是不同的。懂得“不争”在不同场合的特定表现，才算掌握了“不争”的真谛。否则理论再多，也只是纸上谈兵。

　　“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老子用排比句，指出“不争”态度在四种情况下的不同体现。在见义勇为的场合，“不争”即不全靠武力。靠什么？靠明辨是非，靠智慧。换句话说，与恶势力抗争，武力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利用情、法、理给出的机会。而在两军对垒的场合，“不争”的表现是不能因激烈情绪而出战。《孙子兵法》云：“主不可以怒而兴师 将不可愠而致战”，这是“不争”的又一个具体应用。常打胜仗的人，是不会跟敌人硬碰硬对抗的。这是“不争”的另一种体现。在使用人才的场合，“不争”体现为尊重人才，做好后勤服务。老子是在不厌其烦地告诫我们：学“不争”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能知道“不争”在不同场合的不同体现，才算学会理论。一个理论在不同场合的具体表现肯定是不同的。不懂这点，只晓得背熟理论，行为就会与理论相悖。其实，这段主要阐明的是“知行合一”，即理论的正确使用。“失街亭”是最典型的不能正确使用理论的例子。

　　“知行合一”本是学理论的原始动机，因为学理论本来只有一个目的，学以致用。后来有了两个目的，一个还是学以致用，另一个是当教授，而随着脑体分化，后一目的的人越来越多。当教授，“知行合一”就不是必然的要求。背熟理论就能名利双收，于是务实与务虚分道扬镳，逐渐出现许多“百无一用”的“书生”。何谓“书生”？知识分子也。知识分子照例应该比常人的能力更强，怎么会百无一用？只有一个原因：知行脱节，知识成了装门面、捞实惠的工具，而干实事的能力还不如文盲。明代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口号，之所以振聋发聩，就是因为知行脱节的时间太久，读书人都忘记“学以致用”这个“初心”，“无用书生”越来越多。

　　学经典著作，如要深刻理解，一定要用历史材料加以检验佐证。“善为士者，不武”，应该想想历史上著名的勇士凭什么名垂史册的。荆轲应该是这样的勇士。荆轲凭什么名垂千古？凭武功高强？显然不是。凭胆识过人，凭自我牺牲。初击嬴政未果，说明武功不是超一流的。但他面对秦庭的威严，谈笑自若，而同去的另一武士却吓得说不出话。一击不成，能奋力抓住秦王袖子满庭追杀，足见胆气超群。燕国（现在的北京地区）出了个荆轲，大大提升了地区名声，以致有了“燕赵多义士，慷慨悲秋风”的美誉。

　　“善战者，不怒”，首先应该想到被诸葛亮用女装羞辱的司马懿。诸葛亮迫切希望与司马懿硬碰硬干一仗，但司马懿知道打不过，不出战，诸葛亮急了，用了激将法。司马懿被激怒了吗？至少表面很怒！因为全军将士愤恨，强烈求战，统帅不怒，何以服众？但司马懿知道诸葛的用意，心中坦然，但装出气愤，否则将士们会瞧他不起，说他不man。战则中计，但不战，难平民愤，军心必乱。如何解决？司马懿说，必须战，但要请皇帝批准。司马懿是主帅，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原则上是不需要请战的，所以皇帝接到请战表，立刻明白司马懿的用意，便派出监军，坚决不许出战！全军将士没话说了。不久诸葛亮病死五丈原，司马懿不战而胜。注意，“怒”不仅仅指愤怒，而是指所有导致犯错的情感。比如，关羽失荆州，是轻敌所致。骄慢轻敌，跟愤怒一样，也是会导致错误行为的情感。

　　“善胜敌者，不与”，应该立刻想到经典的“十六字诀”游击战。十六字诀的核心思想，不就是不要与强敌正面抗衡，可见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是文化的产物。中国文化已经形成一种思维模式，只要是浸淫于此文化长大的人，其中的佼佼者一定会在实践中创造性应用传统文化的精髓。

　　同样，“善胜敌者，不与”也不仅指打仗，也指处理复杂的关系。比如，战国时赵国老将廉颇，看到后生小子蔺相如的官超过自己，很不服，放言要找茬。有一次蔺相如与廉颇在路上邂逅，照例小官要给大官让道，但官大一级的蔺相如却率先退进小巷避让。廉颇后来知道蔺相如不是怕自己，而是不愿将相不和，觉得自己太小心眼，便上门负荆请罪。如果蔺相如不让道，廉颇肯定不会让的，这么一来，哪里还有“将相和”？蔺相如的“不与”，理顺了本来很微妙的将相关系。

　　“善用人者，为之下”，能想到的事就多了。妇孺皆知的三顾茅庐不必说了。说一说战国的魏文侯，他想请贤士段干木出来做事，几次拜访，段干木避而不见。大臣都说此人不识抬举，抓来就是。魏文侯说，“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一个我要他来帮我的人呢？”干脆不乘马车，穿布衣步行去拜访。段干木感动了，欣然出山，出了许多治国的好主意。再如，阿里云的开发者王坚，是马云请来的技术人才。马云每年砸进近10亿搞研发。数年过去，一无成就，王坚被同事当面责骂，说他把阿里赚来的钱都扔水里了，他自己也没信心了。只有马云铁了心支持王坚。9年后，阿里云终于成功，为阿里巴巴带来巨大收益。没有马云的全力支持，阿里云肯定夭折。请问，是王坚成就了马云？还是马云成就了王坚？应该是相互成全，而主导关系的是马云。这就是“善用人者，为之下”的实际例证。

　　可见，老子的话都是极其宝贵的经验之谈，是屡试不爽的“九阳真经”，能落实于实践，就能获得成功。

　　“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这是本章的总结。老子说：上述行为都属于“不争”，而“不争”的终极含义，是借他人之力为我所用，是利用人、物、情势能给出的有利机会。“不武”，是要利用武力以外的机会；“不怒”，是不让对方利用自己的犯错；“不与”，是不给对方拼损耗的机会；“为之下”，诚心待人，以换取对方竭尽全力的服务。如此行事，哪有不成功的道理？这是古往今来最高的行为之“道”，“配天古之极”。

　　如何理解“配天古之极”呢？

　　《道德经》讨论的是人的行为怎样才能恰当、正确、有效。老子的结论是“无为”！即人的行为不要根据自己的意图强行改变客体的运行轨迹，要根据客体本身的轨迹顺着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顺势而为”。而从人际利益竞争的角度看，“无为”就是“不争”。“无为”不是“不为”，而是“不妄为”，所以“不争”也不是指绝对谦让，而是指不要去争不该争的名利。比如，韩信拜将时，如“不争”，推辞了，刘邦能顺顺当当建立汉朝？韩信认为，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必须当仁不让，做统帅；刘邦认为，要留住这个人才，必须拜将。所以，韩信拜将，对韩刘两人而言，都是恰当、正确、有效的“顺势”行为。再如，三国时许攸献策，使曹操很快打赢官渡之战。许攸老是把自己的功劳挂在嘴上，当众对曹操说：“要不是我，你能得到冀州吗？”有一次出邺城东门时，对左右说，“曹公一家如果没有我，就不可能再进出这扇门了”。这似乎是“争”之极了，结果许攸被杀。曹操因其他事先把许攸关了好几天，如果有人说情，就放他一马，毕竟不是死罪，吓吓他。但好几天无人说情，可见许攸的人缘极差，于是曹操便杀了。

　　“无为”是人对待现象世界的原则态度，“不争”是“无为”在人际关系上的原则，而在具体场合，则分别体现为“不武，不怒，不与，为之下”，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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